今日BGM，《与时间赛跑的人》，A公馆乐队
本文约5130字，预计阅读时间13分钟
我问昭昭，这多年走来，时间带给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他说：“可能听到你耳朵里是一句挺傻逼的话，我越来越明白什么是爱了。”
我们还搞吧
2020年6月，A公馆乐队一度濒临解散。
在这之前，主唱昭昭经历了投资琴行的老板跑路，婚姻破裂，再加上乐队变故，三件事压在身上，“我已经解决不了了，只想逃避”。
那天，昭昭和贝斯手陈少聚在一起商量乐队未来的去向，大家彼此心照不宣，谁也不愿意提还要不要继续做乐队的事。
15年对一支摇滚乐队来说，不长也不短。
2009年，四个年轻人在通州组建乐队，贝斯手和鼓手是在“吉他中国”论坛上招的，吉他手是附近狗场养狗的，跟主唱学过琴。
乐队名字来自排练室对面一个小区——A公馆。
从一穷二白来到北京，住郊区地下室，凑钱巡演，到排练时打得头破血流，乐手离队……用主唱昭昭的话说：“除了分赃不均，该经历的都经历了。”
那天讨论结束，陈少开车拉着昭昭从廊坊一路开到五道口，下午三点多出发，天都黑了，俩人始终一句话没说，只是听歌。
“我一直憋在心里，舍不得说分开”，昭昭告诉我。
最后，陈少开口说了句：“要不我们还搞吧。”
就因为这一句话，本来想换个城市单飞的昭昭，觉得所有东西一下又立住了。
支撑他们继续死磕下去的，除了两位主创昭昭和陈少对音乐的冲劲儿，还有兄弟之间的情谊。
昭昭戴一顶礼帽，留着长发，架一副大黑框眼镜，中等微胖身材。陈少身高一米八左右，偏瘦，说话有点磕巴，就连微信打字也能感受得到——
“进来，就好了，人太多，我在后台。”
江苏卫视中国乐队左陈少右昭昭
早在乐队刚成立的几年，昭昭和陈少狠狠打过一架。
有天排练，昭昭认为陈少弹得不对，张口就说，你听听你弹的什么狗屁东西，好听吗？你让哥儿几个说说。
陈少也不让着，我就觉得这样合理，怎么了？吵着吵着，他把贝斯一放，老子不玩了，咱们解散吧，就要走。
一听这话，昭昭火一下上来了，乐队是大家辛辛苦苦弄起来的，你说解散就解散，你算老几。接着就干起来了，用鼓槌扔，用琴砸，“拳拳到肉，嘴角也裂了，鼻子留着血，手也破了，都鼻青脸肿的”。
打完之后，昭昭问陈少，气消没消？陈少不说话。又问，还排不排练？
陈少默默背起了贝斯，没按昭昭说的来，也没按自己的来，而是弹了一个新的版本。昭昭心想，这架打得好。
“其实就是年轻，就是冲动，你没有别的招，也不会思考说话会不会伤到人家。”35岁以后，昭昭开始自省，为什么处理问题总是一个方法，去论对错，伤害别人。
他不想在别人印象里，自己永远是个冲动，没脑子，除了音乐什么都做不好的人。
生活和婚姻逐渐让他习得，如何不急不躁，用更智慧的方式把事情办好。
在海淀，昭昭和女友租住的房子里，几平米的客厅就是他的工作室，他正给新编的曲子填词，边放伴奏边唱道：
“曾经犯下的错，青春闯过的祸，那就是爱的代价。”
一个低频
1986年，昭昭出生在河北保定的一个村子里，父亲是村小的老师，先天性小儿麻痹，母亲是个识字不多的农妇。
小学四年级，父亲因为胰腺癌去世了。昭昭觉得，如果不是父亲那么早去世，自己可能不会在高一就辍学，也不会去做音乐。
昭昭用四个字形容自己的少年时期——野蛮生长。
到了县城高中，需要住校，昭昭彻底没人管了，他几乎不去上课，整天和一帮同学搞摇滚。
废弃的火车道旁，一个铁皮房子就成他们的排练室，在里面练黑豹、Beyond，全靠自己摸索，或者跟社会上的大哥哥学。
几个同学还攒了两年钱，凑了一千多买了把“牛逼的电吉他”，后来才发现，是假的。
2003年，17岁的昭昭已经不上学了，为了买把好琴，他托关系进了一家镇子上的卫生纸厂。
他负责把卫生纸卷推到指定位置，用模具卡死，再一推，快速旋转的钢刀“咔”把纸切断。一天12个小时，两班倒。多的时候一个月能挣700多块钱。
正值精力旺盛的年纪，即使上夜班，昭昭白天也不怎么睡觉，而是找朋友玩。
直到有一天，眼看快早上七点钟下夜班了，他开始犯困，连手带纸一起推到了钢刀底下。
他说，当时只听到了一声从没有过的“低频”，那是一个沉闷的“砰”，来自骨头里的声音。再一看，左手的半截食指已经在钢刀的另一边了，几秒后，血噌的一下嗞了出来。组长一手掐着他，一手拿着半截手指就往外跑，副厂长开车拉着他们往县医院开。
昭昭恍惚中觉得车开得很慢，一直自言自语，快点开，快点开。足足开了40多分钟，结果医院说接不了。
他们又开了30多分钟到市医院，昭昭直接被推进了手术室。
不知过了多久，他迷迷糊糊在手术台上醒了，感觉半个身体都是麻的，发现医生正在挫他剩下的半截手指。他心想，完了，接不上了。
第二天，昭昭感到钻心的疼，然后是害怕，害怕再也弹不了琴了。
“感觉这辈子都完蛋了。”
17岁昭昭在老家的排练室
出院后，昭昭试图去办理残疾证，但没达到标准。
母亲看他整日在家颓废，上不了班，就劝他找点事儿干，说，不行就去吹打班儿吧。
吹打班儿是指婚丧嫁娶时去演奏的乐队。朋友们都来看他，说你还可以唱歌。
昭昭为了安慰母亲，真的去吹打班儿了。有人办葬礼，点了一首《朋友》，他就唱“千里难寻是朋友”，唱了三遍，分到两三百元钱。
有一次，他接了个“高级活”，鞋城开业典礼，昭昭唱了崔健的《假行僧》和《一无所有》，因此还结识了一个从北京过去表演架子鼓的大哥。
同是喜欢摇滚乐的人，接触几次后，大哥劝他去北京跟自己一起搞乐队，上音乐节。“人家可能就是那么一说，我当真了，坐着依维柯就去了。”
2006年，19岁的昭昭来到北京，在通州梨园站附近租了个地下室，白天在大哥开的琴行打工。
无意间，他看到了涅槃乐队的现场视频，发现主唱科特柯本是反弹吉他的——正常右撇子是左手按和弦，右手扫弦，科特柯本正好反过来。
这让昭昭看到了希望，那一刻他觉得自己可以重新拾起吉他了。
有那么一段时间，昭昭天天去新街口、和平门这样的琴行聚集地找琴，进去就问，有没有科特柯本弹的那种吉他？跑了几十家，全都说没有。
后来，是一个干录音棚的朋友，从外地给他找到一把墨西哥产的芬达，昭昭这才有了第一把反手琴，一练就是三年。
刚开始演出的时候，左手的断指总会出血。到现在，他断指的左手扫弦时，还会偶尔抽搐一下。
2011年，这把吉他的琴颈在音乐节演出中突然断了，他回头用“哥俩好”给粘上，继续拿去演出，又断了，再粘上音就不准了。
最后，这把琴以3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个听众。“现在想想有点后悔，我应该把它再收回来”。昭昭说。
唯一的听众是条狗
在琴行忙活了三年，昭昭才反应过来，自己来北京是为了组乐队的。
2009年，他在“吉他中国”论坛发帖，“全宇宙找乐手”。四个年轻人就这样走到一起，A公馆乐队正式成立。
他们很快用一台电脑和一张廉价声卡录了8首歌，录着录着电脑死机了，“咣咣”敲两下，继续录。
那时候他们不懂什么叫缩混，也不知道什么是母带，后来再听，录出来的歌全是糊的。
但这不影响几个人对音乐的渴望，其中有一首歌叫《阳光下的伙伴》，这样唱道：“我们就在这里相遇，然后一起结伴同行，不想擦去眼中的泪啊，因为我们不再有孤独。”
乐队成立几个月就开始了全国巡演。一起排练的老乐队这样劝他们，别巡了，会死在半路的。他们也不听，在北京待着也是待着，歌都出了。
于是，几个人兜里最多揣了500块钱，背上登山包，里面塞着200张自费出的EP，买最便宜的绿皮火车票，出发了。
每到一个城市，四个人只花几十块钱开一个单间，然后把床垫子挪到地上，这就又多了一张床。用空调要多加五块钱，大夏天他们舍不得开。
演出前的宣传全靠去附近的大学、琴行贴海报。票房最好的一站是在石家庄的“地下丝绒”Livehouse，现场来了三十多人。
最差一站是上海，一张票没卖出去，这边乐队对着空空如也的台下演出，另一边老板坐在门口发愁。演到一半，老板养的阿拉斯加突然跑到台上，对着效果器撒了泡尿。
石家庄，上海，贵州，南昌……一个月下来，A公馆并没有死在半路，再回到北京时，为了庆祝，几个人到麦当劳大吃了一顿，兜里就一分不剩了。
A公馆称得上是一支勤奋的乐队。
2010年，乐队的排练室在北京东六环外废弃的平房里，20多平米，前面一排租给了福利院，后面是养藏獒的狗舍，排练室对面有一棵大杨树，风一吹，叶子像下雨一下落下。
每周，乐队至少去这里排练三次以上，每次四五个小时。
昭昭说，当时觉得乐队需要进步，但找不到什么方法，就得多排。“也不追求音色合不合适，节奏合不合适，只要足够完整就行，其实就是不懂。”
在那个还没有智能手机的年代，效果器怎么玩，该用什么音色，怎么编曲，只能一点一点摸着石头过河。
下载学习资料基本靠电驴，说起来这也是个暴露年龄的软件，当初很多人用它是为了下点那种片看。A公馆早期的很多作品都是这样在排练室慢慢碰撞出来的。
迷茫的时候，他们也会嘶吼着：“这是一个混乱的世界，这是一个悲伤的季节，这是一个美丽的童话，这是一个神秘的夜晚。”氛围诡异躁动。
直到昭昭在排练室里写出《送春》这首歌，乐队才找到一个坚定的方向。底鼓一踩，感觉一下就对了，“就像吃一个好吃的，一吃一个不吱声”。
2015年，这首歌被《中国好歌曲》节目组选中，昭昭留着斜刘海，戴一副黑框眼镜，配绿衬衫，弹着电吉他唱到：“撕碎，一切不想要的画面，再让风，把碎片吹散，我站在，我想离你不是很远，风在吹，风在吹……”
导师蔡健雅、刘欢、胡海泉、周华健全部转身。节目里，一位导师还上去尝试了下反手弹琴，然后说：“感觉手完全不是自己的了。”
2015《中国好歌曲》蔡健雅与昭昭互动试弹反手琴
十几年来，昭昭把大部分精力都花在音乐上，有那么一段时间，他甚至陷入了失语，“说着说着就崩了，不知道怎么去正常沟通了。”
后来，乐队逐渐学会了分工，把每部分细化到个人头上。
通过一场一场的现场演出，A公馆已经积累了不少铁粉。
五棵松华熙广场MaoLivehouse一场拼盘演出，A公馆作为压轴乐队出场，台下聚集着上百位观众，有人大声喊着昭昭的名字。
陈少说，有人真的是从15岁听到30岁的，还有带孩子过来的。“对乐迷要有感恩和敬畏之心。”
越来越懂得什么是爱
新专辑《海浪回潮》就像对A公馆的一种隐喻，一支乐队从莽撞走向成熟，表达的东西变得更加豁达，包容，不迷茫了。
比如那首充满释然之感的《大醉一场》，这样唱道：“你说你想大哭一场，哭吧我为你疗伤，今夜让我们学会去遗忘……”
专辑里大部分歌曲是昭昭2020年后在家完成的，经常一个小节要反复听几十上百遍。
昭昭的女友在家办公，也跟着被动听了很多遍，“都要听吐了”。她说，一个小节反复听几十遍，肯定会很烦，但回头来看，就觉得太理解他了，尤其是自己默默开着车，听到他的歌的时候，觉得这些忍耐都是值得的。
后来，昭昭就减少了外放的次数。如果你问他是因为什么？他说，全靠自觉。
女友眼中，他从一个疯狂的、痴迷音乐的少年，变成了一个顾家的男人。“我以为我改变不了他，但好像确实改变了。”
昭昭家里客厅的工作区
进入工作状态，昭昭经常沉浸在音乐里，两耳不闻窗外事，女友在厨房做饭，不小心切到手他也不知道。
后来，女友专门在网上买了一个老年人呼叫器，一个圆形的喇叭，插在昭昭脚底下的插座上。
从屋里一按按钮，便传来一阵响亮欢快的乐曲，昭昭听到声音就会马上冲进屋询问情况。女友解释，这是防止自己生病时，喊他倒水什么的怕他听不见。
两人平时喜欢互相分享书和电影，昭昭一旦看见什么精彩的片段，就会马上发给对方，说自己的看法。
有次，他们看王宝强演的《八角笼中》，昭昭哭了，他很喜欢里面一句话：“打拳是为了改我的命。”“我觉得我也是这样，如果不是音乐，我走不出太行山脉。”
有一年昭昭在老家保定巡演，母亲也去看他的演出，她听不懂什么摇滚乐，只看昭昭在舞台上大汗淋漓，觉得孩子这些年太不容易了。现在昭昭的收入不仅能承担家里的大头，还会不时给母亲打生活费。
陈少2016年结婚，现在有个一岁多的孩子，白天他要负责给大人们做饭，遛娃，只有到了晚上9点之后才有整块时间投入到音乐上。
前段时间，他晚上7点到10点去踢球，后来踢完球又去吃了顿烧烤，12点多才回家，因为回去太晚，被老婆大骂了一顿。
长达十年时间，乐队的收入没法支撑他们的生活，陈少妻子曾跟他说，怎么着一个月得挣三千吧。他知道，这是提醒自己不能只搞音乐，忽视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今年，陈少的父母从山西的农村来北京帮忙带孩子，他才发现母亲多年的静脉炎一直没去治疗，带母亲走了三家医院，好在碰到了专门治这类病的医生。
“母亲总是报喜不报忧，不舍得花钱。”
我问昭昭，这多年走来，时间带给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他说：“可能听到你耳朵里是一句挺傻逼的话，我越来越明白什么是爱了。”
有些东西似乎也没变。每次昭昭演完出，都会从土桥站踢着石子回三公里以外的高楼金村，久而久之，小区门口多出来一堆小石块。
- END-
策划：罗镇昊
作者：罗镇昊
排版：蛋奶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