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明代冠服配玉中，玉带地位最为尊贵。明17朝中，已知有15朝墓葬出土了玉带，结合明代官修史书、礼书与私家笔记、小说等文献史料和其他视觉图像材料，可将明代玉带的发展演变历程划分为早、中、晚三期。在不同时期，玉带的艺术特征和使用状况均有差异，这不仅源于明代冠服礼制改革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还与明代社会阶层流动、世风由俭入奢以及等级观念改变等息息相关。
按材质，玉带是明代等级最高的带具，但即使同是玉质带具，带鞓颜色不同，等级还有分别。依明制，黄鞓等级最高，专供皇帝使用[7]，北京昌平定陵（万历四十八年，1620）万历帝朱翊钧棺内出土的黄鞓玉带即实物证据〔图一〕[8]。红鞓亦尊贵，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太祖坐像》〔图二〕、《明成祖坐像》《明宣宗坐像》[9]和故宫博物院藏《明熹宗朱由校朝服像》[10]轴中，洪武、永乐、宣德和天启四位皇帝的带鞓都为红色；亲王也可用红鞓带，山东邹城洪武二十二年（1389）鲁荒王朱檀墓就出土1条连缀红丝带的白玉带[11]。明早期礼法严明，僭越是大罪，永乐二年（1404），官员耿炳文因“僭妄不道”遭弹劾而自杀，“玉带用红鞓”是其罪之一[12]。青鞓玉带等级也高，明代后妃革带便用青绮鞓[13]。黑鞓为臣子使用[14]，通过明代肖像画可知，臣僚女眷的带鞓也是青色或黑色[15]。
〔图一〕黄鞓素白玉带
据笔者统计，明代17朝，有15朝墓葬出土了玉带。明朝国祚漫长，历时276年，玉带的制作与使用贯穿了朝代始末。为了更加详尽地阐释，笔者依据明代玉带的发展状况特作分期：明早期——洪武至宣德（1368－1435)、明中期——正统至正德（1436－1521)、明晚期——嘉靖至崇祯（1522－1644)，以期能够准确把握明代玉带的时代特征与演进线索。
明早期帝王5位，除洪熙朝外，其余四朝墓葬均有玉带出土，且以洪武朝墓葬所出玉带数量最多。洪武一朝，玉带主要得自名将墓葬，有江苏南京洪武四年（1371）东胜侯汪兴祖墓、洪武十二年（1379）海国公吴祯墓、洪武十四年（1381）江国公吴良墓、洪武二十一年（1388）安庆侯仇成墓、洪武二十二年南安侯俞通源墓、洪武二十八年（1395）东瓯王汤和墓。众所周知，开国君主朱元璋崇俭尚朴，但为使精兵强将全力效忠自己，他对功臣的赏赉却从不吝啬，当朝出土玉带多得自开国功勋墓即为明证。《明史》记载，朱元璋还特赐玉带给弘文馆学士罗复仁[16]，罗复仁虽不像汪兴祖、吴良、吴祯等武将骁勇善战，却能建言献策，也为朱元璋夺得天下做出不少贡献。
洪武、建文、永乐三朝的玉带，一部分得自藩王墓，包括洪武二十二年鲁荒王朱檀墓，湖北荆州建文四年（1402）湘献王朱柏墓、钟祥永乐十三年（1415）郢靖王朱栋墓。朱檀、朱柏、朱栋分别是朱元璋第十、十二和二十四子。据说，朱元璋在各藩王就藩前，曾赐每人1条玉带[17]，这三位藩王墓中出土的玉带当含御赐品。另一部分出自南京永乐二十二年（1424）魏国公徐钦墓、安徽凤阳永乐时期的京兆郡侯夫人严端玉墓，二位墓主均位列公侯，使用玉带合乎礼制。
考古发掘虽未发现洪熙朝的玉带出土物，但史书有记，在朱高炽执政8个月的短暂时间里，先后赏赐少保兼户部尚书夏原吉和少傅蹇义玉带[18]，夏原吉、蹇义乃明初重臣，少保、少傅皆是有资格佩玉带的一品高官。
位于北京昌平宣德十年（1435）下葬的直殿监太监刘通墓出土1条玉带。立国之初，朱元璋规定宦官不得读书识字、干预政事，后来，朱棣因发动“靖难之役”得到宦官帮助，宦官的权力、地位就此提升，刘通不仅在“靖难之役”中助力朱棣，还先后随朱棣、朱瞻基征战蒙古，镇守东北[19]。在明代，品级高的太监的确可以服用玉带，“自太监而上，方敢穿斗牛补。再加升，则膝襕之飞鱼也、斗牛也、蟒服也。再升，则受赏也。特升，方赐玉带”[20]。刘通生前取得不少功绩，多次受到封赏，其墓出土玉带可能是御赐的。
明早期的玉带形制相当丰富，可将其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玉带出自汪兴祖墓[21]，为1条包金镂雕云龙纹白玉带〔图三〕，由14块带板组成，4块作葵形，其中2块有穿孔，具有蹀躞带的特征；8块似月牙形；2块?尾，圆首矩形；带板正面装饰云龙纹，采用的多层镂雕工艺和深雕重刻的工艺风格尚存蒙元玉作遗风，带板背部包金，孙机认为，其正是《水浒传》描写的“衬金叶，玉玲珑，双獭尾”带[22]。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代肖像画《宋太祖赵匡胤画像》〔图四〕[23]中，赵匡胤所佩带的带板与汪兴祖墓出土玉带的带板造型十分接近。这条包金镂雕云龙纹白玉带，质料、工艺、设计极佳，应是明初官府制品。
〔图四〕明佚名《宋太祖赵匡胤画像》轴
绢本设色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第二种类型玉带与晚明人记载的明式革带接近或完全相符。明末清初的张自烈和方以智皆记录过明代最流行的革带样式，张自烈《正字通》云：“明制，革带前合口处曰三台，左右排三圆桃。排方左右曰鱼尾，有辅弼两小方，后七枚，前大小十三枚”，源出唐代的十三带 [24]，方以智《通雅》记录与其基本相同[25]。依二人所记，明式革带由20块带板组成，前有三台，左右有六圆桃、二鱼尾、二辅弼，后有七排方。结合元代撰写、明初修订的《朴通事》可知[26]，元末明初已出现类似的腰带，腰带的构件还有俗称，如“三台”称“三台板儿”，左右“三圆桃”合称“南斗六星板儿”，“辅弼两小方”又名“左辅右弼板儿”，腰后的七枚排方统称“北斗七星板儿”，“两个束儿欠”指的应是二鱼尾[27]。在洪武三年（1370）修成的《大明集礼》“群臣束带”图中，清晰可见六圆桃、二辅弼、二?尾[28]。永乐三年，朱棣在冠服礼制改革中再次统一宗室用带的形制，根据《明宫冠服仪仗图·冠服卷·明永乐年冠服图》，皇帝、皇太子、亲王、世子、郡王冠服配带为同一款式：有三台、六圆桃、二辅弻、二?尾和10块排方，共计23块带板[29]，这次确立的玉带形制，已十分接近明式革带。
文献记载表明第二种类型玉带经历了几番改易才得以定型，对此，考古材料可以印证。洪武年间下葬的吴祯墓、仇成墓出土玉带均已具备明式革带的部分构件[30]，朱檀墓出土玉带更接近明式革带。朱檀墓出土白玉带2条，一素一花，素带由三台、六圆桃、二?尾、1个玉“辅弼”、1个金“辅弼”、2个金插销和7个排方组成，共计22个构件〔图五〕[31]，带板造型别致，六圆桃和近?尾处的二排方皆作心形，其余带板皆长方形状，合在一起，方圆曲直呼应、金玉良材结合，此带出土时系在朱檀身上，可以想见鲁荒王生前对它的喜爱。朱檀墓出土的花带是1条镶金灵芝纹白玉带〔图六〕[32]，有20块带板，仅比明式革带多2个金插销，三台由1个亚字形饰和2个半月形饰组成，两侧圆桃为方形，辅弼、?尾、排方皆作长方形状，带板背部衬金片，正面单层镂雕缠枝灵芝纹。有明一代，灵芝纹玉带深受贵族喜爱，除朱檀墓外，南京的徐达家族墓出土1条灵芝纹白玉带、韩家洼明墓出土1条洞石灵芝纹青玉带[33]，《天水冰山录》记载，在嘉靖末年朝廷抄没的严嵩家财中，有各式灵芝纹玉带11条，包括“松鹿灵芝阔白玉带二条”“灵芝麒麟阔玉带一条”“松芝麒麟菜玉带二条”“灵芝白玉带二条”“灵芝斗牛阔玉带一条”“灵芝蟒阔玉带二条”“灵芝窄白玉带一条”[34]，可见明代灵芝纹玉带设计款式之丰富。
朱柏墓出土2条玉带，其形制、构件与朱檀墓出土镶金白玉灵芝纹带相近。据《罪惟录》记载，朱元璋当年将玉带赐给即将就藩的儿子们，并命他们转身，要看身后的腰带，诸藩王皆从命，唯朱柏将玉带转到前面给父亲查看。朱元璋问他为何如此，朱柏答：“君父不可背也！”朱元璋大悦[35]。按理，朱元璋颁赐各藩王的玉带应无太大差别，但朱柏墓中之玉带不仅材质较差且素面无纹，也不像其兄朱檀的玉带用金包托，只镶了铜片，原因值得探究。朱柏墓纪年为建文四年，但他死于建文初年（1399），因畏惧建文帝削藩自焚而死，死后有无墓葬不详。据考证，现存朱柏墓是朱棣为其平反昭雪而修的衣冠冢[36]，其墓出土玉带应是朱棣赐的随葬品，只为标明身份等级，不计是否工精料佳，故制作较为粗陋。
与张自烈、方以智所记明式革带完全相符的玉带发现在朱栋墓〔图七〕[37]，此墓出土3条素玉带，均为标准明式革带形制。此外，在故宫博物院所藏宣德时期画家商喜绘制的《关羽擒将图》轴〔图八〕中，关羽腰佩1条具有三台、圆桃、辅弼和?尾的红鞓金镶白玉带，由此确定，明式革带形制确立的时间应当就在永宣时期。
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明早期还有第三种类型玉带。朱檀墓出土2件青玉带扣〔图九〕[38]，这类带扣汉代已有，《大明集礼》所绘皇帝、皇太子冠服配带和《明宫冠服仪仗图·冠服卷·明永乐年间冠服图》所绘皇后、太子妃、亲王妃、郡王妃的革带，均有类似带扣[39]，依据图示可对这类玉带进行复原，其应由一带扣、一?尾和7个桃形带板组成，玉工在临近带尾处的鞓上打孔，以插扣针，便于调节玉带长度。
明早期的三类玉带，无论是带金属插销、辅弼还是带扣的，皆体现出此时玉带设计注重实用性的特点。整体上看，洪武朝墓出土的玉带质地最优、工艺最精，尤以汪兴祖墓和朱檀墓出土玉带为代表，建文、永乐、宣德三朝玉带皆不及洪武朝。相对而言，作为开国君主的朱元璋更加着意礼仪用玉造作。朱元璋刚一登基就组织制作宝玺，洪武元年（1368) 正月，西域商人听闻新帝即位欲制宝玺，专门“浮海”来献美玉，朱元璋大喜，特请玉工验看，用此玉料制成1方宝玺和1件圭[40]。朱元璋在位期间，对包括玉谥宝、玉带、玉佩等礼仪用玉的造作十分看重，原因与其反复修订礼仪制度一样，均为建构新王朝的统治秩序。明早期玉带形制丰富，也与洪武、永乐两朝不断更定冠服礼仪制度有关，总体上讲，明代玉带形制的雏形于洪武朝确立，此后所有的改易，均是在其基础上进行微调。明早期后4位皇帝基本延续了朱元璋的作风，在玉器造作方面依礼而制、按需生产，玉带使用者的身份合乎礼制，不过，明中期以后的玉带造作与使用则有了显著变化。
明中期，玉带数量大增，宗室外戚是核心的使用群体。一方面，宗室成员册封、冠婚时，皇帝要按例颁赐玉带、玉圭、冠服等仪物。奈何明朝宗藩繁衍日盛，依例颁赐的玉带本就不少，还有因意外损毁而引出的额外开支，大大增加了玉带的用量。如正统四年（1439），韩恭王朱冲为其子朱范堮奏讨因火灾而损坏的玉圭、玉带等[41]，而此时距朱范堮封褒城王仅有两年；成化十九年（1483），宁河王朱美堛及其妃“冕旒、圭带、冠服”皆“为妖火所焚”，皇帝只好再赐[42]。另一方面，明中期帝王表达“亲亲之情”时，尤爱以玉带作礼，只是用量太多，令人瞠目，如景泰七年（1456），代宗朱祁钰命内官造各样玉带500条，专备赏赉[43]。明代藩王享有许多特权，不仅自身冠冕服饰、车旗邸第仅次于皇帝，府中私臣的待遇常常也非同一般。景泰三年（1452），镇国将军朱友璧检举其兄华阳王朱友堚各种不端行径，其中一项即“妄以宫女、玉带、绣衣赐童仆家人”[44]。
逾越礼制的浪潮从皇家掀起，明中期正处于这一浪潮的起始阶段，一个典型的现象就是帝王赏赉玉带无度，僧道、宦官等因此敛获不少玉带。弘治帝朱祐樘登基后，率先裁掉那些靡费公帑的僧道与传奉官，没收他们的“玉冠、玉带、玉圭及银印之类”[45]，可见其父朱见深在位时，赏赐僧道之玉不少。但即便是有如此作为的“中兴之令主”朱祐樘，也一度因好神仙之说而宠幸道士，“赐以玉带，恩宠服色，过于公卿”[46]。
明代宦官专权始于英宗时的王振，其权盛时，攀附者众多，太仆寺少卿沈升为升官，献王振“百金玉带”，王振不以为然[47]。天顺六年（1462），还有胆大妄为的太监“盗内库金银器皿及玉系腰等物”[48] 。宦官中的贪墨者纳贿自肥，聚敛玉带众多，正德年间，朝廷从刘瑾家中籍没玉带竟达4162束[49]。明中期，宦官束玉带在宫中蔚然成风。弘治元年（1488），户部员外郎张伦“见内臣每蒙蟒衣、玉带之赐”，进言约制，恳请皇帝能“惜名器之重”[50]；正德元年（1506），“三大贤相”刘健、李东阳、谢迁一同上疏，痛陈“蟒龙玉带，内府乘马，不论其数，耗竭财用，坏乱名器”等冗滥之事，望武宗能“将前项冗官，通行裁革，非分赏赐服色，尽行追还”，皇帝虽表示采纳[51]，但从后两个月朝臣就此问题持续上疏来看，滥赏宦官蟒衣、玉带一事并无改观[52]，“内监局工匠作略无停息”，皆因“玉带、蟒衣，一概滥赐，其余琐细不能枚举”[53]，以致生出“有至蟒玉者，犹供仆隶之役”[54]“庸才辄至封侯，厮餋亦多腰玉”[55]的嘲讽之言。
明中期，勋贵、品官中也有不少贪墨之辈疯狂敛聚玉带。天顺末年（1464），怀宁侯孙镗因受将士贿赂屡遭弹劾，贿品中除了银两，就是玉带[56]。正德末期，钱宁、江彬等权幸伏诛，籍没的钱宁家财中玉带多达2500束[57]；宁王朱宸濠还常以“金玉玩好”贿赂钱宁[58]；杨一清得罪钱宁后，设宴赔罪，每次馔汤都要奉上玉带几腰，或珠翠首饰一具，或宝玩、锦绮[59]。
明中期有5位帝王，历6朝，每朝墓葬均有玉带出土，已知的纪年墓葬至少有20座，包括江西新建正统三年（1438）宁惠王朱磐烒墓，南京正统四年（1439）黔国公沐晟墓，钟祥梁庄王朱瞻垍（正统六年，1441）及其妃魏氏（景泰二年，1451）合葬墓，南京正统十四年（1449）宁王朱权墓、郓国公宋瑛墓和景泰元年（1450）黔国公沐斌夫妇合葬墓，陕西铜川景泰五年（1454）内官监太监成敬墓，北京天顺六年（1462）怀柔伯施聚墓、天顺七年（1463）钦差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怀忠墓，陕西西安成化十二年（1476）安僖王朱铄墓，北京昌平成化二十三年（1487）昌宁侯赵胜夫妇合葬墓，新建弘治二年（1489）乐安昭定王朱奠垒及妃宋氏墓，西安弘治九年（1496）端懿王朱公鏳墓，新建弘治十年（1497）宁康王朱觐钧夫妇合葬墓，江西南昌弘治十七年（1504）昭勇将军戴贤夫妇合葬墓，南京正德三年（1508）司礼监太监郑强墓，北京正德十年（1515）庆阳伯夏儒夫妇合葬墓，南京正德十一年（1516）内官监太监余俊墓、正德十二年（1517）魏国公徐俌夫妇合葬墓，西安正德十四年（1519）秦藩辅国将军朱秉橘夫妇合葬墓。
以上墓主人的身份，除却藩王、公、侯、伯，就是宦官，与文献提供的明中期玉带使用者身份信息基本相合，只有万通和戴贤例外。万通是外戚，卒受赠骠骑将军、锦衣卫都指挥使，秩正二品，按理没有资格佩玉带，但其是成化帝宠妃万贞儿的胞弟，万贵妃宠冠六宫，不仅自己“服用器物穷极僭儗，四方进奉奇技异物，皆归之一门”，其父兄弟侄也沾光，获赐“金珠宝玉无算”[60]，故万通墓出土玉带不足为奇。戴贤是昭勇将军，正三品武官，按制不能用玉带，成化年间，戴贤因统军征剿安远贼寇有功，获赏“宝镪文绮”，其墓出土玉带可能与这次获赏有关。
明中期玉带大多采用明式革带形制，仅个别玉带因实用需求而有调整。景泰六年（1455），孔弘绪袭封衍圣公，入朝面圣，获赐玉带，代宗念其身材瘦弱，特命人去掉2块带板[61]。有时，一些玉带的带板数量与明式革带略有出入，可能就是出于实用目的而作出的调整。
明中期材质最佳、工艺最精、装饰手法最丰富的玉带集中出现在藩王墓，其中以朱磐烒墓、朱瞻垍夫妇合葬墓和朱觐钧夫妇合葬墓出土玉带最为经典。朱磐烒墓出土玉带4条，三花一素，3条花带的纹饰被浮雕或透雕而成，其中的花卉纹青玉带〔图十〕[62]，形制颇引人关注。此带出土时，有20块带板，将其排布开，会发现少一辅弼和一月牙形饰，这条玉带完整时的带板数量应为22块，虽多于20块，却是1条标准的明式革带。设计者的巧思正在于：将左右三圆桃改制成1块带穿孔的亚字形饰和2块月牙形饰，如此设计，是为与三台呼应，而七排方中间的那块带板也被设计成一亚字形饰配二月牙形饰，显然，其结合了明早期第一、二种类型玉带的形制特点。朱磐烒墓出土的双鹿松鹤纹白玉带[63]，则是典型的明式革带，其纹样设计别出心裁，取绘画式构图，边缘留框，内部镂雕双鹿松鹤纹，镂孔很大，纹样得以清晰呈现。在中国人心中，鹿、鹤、松寓意高官厚禄、福寿共存，嘉靖末年，朝廷从严嵩家中抄没各种颜色和尺寸的松鹿纹玉带8条，包括6条“松鹿阔白玉带”、1条“松鹿阔菜玉带”和1条“松鹿浆水玉带”[64]，可见明代中晚期的权贵们对这类具有吉祥文化色彩的玉带尤为喜爱。成敬墓出土1条松竹梅鹿“寿”字纹鎏金铜框白玉带[65]，设计也很别致，长方形带板上镂雕双鹿、圆桃上镂雕单鹿，20块玉带板连在一起，则是一幅生动的群鹿图，鹿千姿百态，在松竹梅石间或悠然徘徊、或仰颈长鸣、或俯身回望，和朱磐烒墓双鹿松鹤纹白玉带风格相契。北京艺术博物馆、杭州历史博物馆各藏1块双鹿纹白玉带板[66]，皆以穿梭于松竹梅石间的双鹿为饰，从图案设计与装饰手法来看，它们也是明中期作品。
在明中期墓葬之中，朱瞻垍夫妇合葬墓出土的玉带数量最多，有11条，其中8条是明式革带，另外3条中有1条为镂空云龙纹青白玉带〔图十一〕[67]，其带板造型、装饰纹样以及工艺手法与明初汪兴祖墓出土玉带相当接近，制作年代应在石婷婷明早期；余下2条分别是白玉鹘捕鹅束带和青玉葵花束带，按考古报告的意见，前者是金元之物，后者是元作[68]，应当不错。
特别值得注意的，还有朱觐钧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云龙戏珠纹白玉带。此带带板以麻点为地，其上浅浮雕游龙戏珠纹，龙的形象十分生动：首侧弯，目凸出，蝴蝶形眉，如意状鼻，四足矫健，五爪张开，呈捕火珠态，周围饰有如意云纹，配以朦胧背景，龙仿佛穿梭在云海中。《喻世明言·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写赵正在钱大王家偷了“一条暗花盘龙羊脂白玉带”，乃“无价之宝”[69]，这种“暗花”玉带指的应是朱觐钧夫妇合葬墓出土的麻地浮雕花纹玉带。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明中期玉带的形制渐趋稳定，同时，也在融合明早期第一、二种类型玉带的基础上加以创新，纹样的装饰题材和表现形式更为丰富，大量寓意美好的吉祥图案和疏密有致的构图形式被应用在玉带上。明中期，内宫外廷对玉带的需求量大增，主要原因在于帝王赏赉无度和各级官员的疯狂聚敛，僭用玉带在此时初露端倪。相比较而言，藩王所用玉带质料更优、工艺更精，也更富贵华美，梁庄王朱瞻垍夫妇合葬墓出土的玉带〔图十二〕堪称其中典范，由其所见明中期玉带透露出的华贵之气也被晚明所继承。
自明中期起，朝臣频频进言约制滥赏，不仅收效甚微，甚至愈演愈烈。到了晚明，尤其是嘉万年间，帝王赏赐愈加无度，宫廷使用玉带的数量较以往更多，聚敛玉带的群体没大改变，宗藩、勋戚、宦官仍是主要使用者。此外，每朝都有一批重臣屡屡获赐玉带，按《明史》的评价，其中有忠臣良将，也不乏奸佞小人，皆为时代的风云人物。
明晚期，玉带仍是皇帝与宗藩勋戚之间互诉“亲亲之情”的首选礼品。嘉靖十七年（1538）正月，世宗喜得第七子，武定侯郭勋等纷纷献玉带和马匹朝贺[70]，世宗大悦，并在一个月后，回赐郭勋、李时、夏言三人玉带[71]。嘉靖二十一年（1542）二月，秦王朱惟焯、周王朱朝堈为助建宗庙献银6000两，世宗大喜，各赐玉带一围[72]。万历三十六年（1608）正月，神宗胞弟潞简王朱翊镠得子，特“赐玉带一围、银一千两、大红纻丝罗、常服各一袭，彩段六表里，用示眷隆亲亲之意”[73]，河南新乡万历时期的潞简王家族墓还出土1块素白玉带板[74]，原本完整的玉带或许就受赐于神宗。
与明中期一样，宗室获罪每因僭越，嘉靖二十九年（1550）九月，郑王朱厚烷攻讦恭懿王朱见濍之子朱祐橏“擅称长子，僭系玉带”[75]；隆庆元年（1567），辽王朱宪莭因十三宗罪被降为庶人，其罪之一就是“石婷婷宠信私人，僭用侯、伯、金吾等官名，赐蟒衣、玉带”[76]。
晚明，每朝都有频繁获赐玉带的重臣。如嘉靖朝初期“大礼议”事件中的功臣和嘉靖朝中晚期权倾朝野的严首辅。嘉靖六年（1527）十一月，杨一清、张璁因为世宗父母合葬的显陵制碑文而获赐玉带。[77]嘉靖七年（1528）三月，世宗奖赏张璁建书院，又赐玉带[78]；同年十一月，赐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桂萼玉带、麟服[79]，桂萼在“大礼议”事件中，同张璁一齐支持世宗。“大礼新贵”虽得嘉靖帝看重，但与后来权势熏天的“青词宰相”严嵩相比，拥有玉带的数量似乎不值得一提。严嵩是嘉靖年间任期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位内阁首辅，严嵩、严世蕃父子擅撰青词，权盛时，卖官鬻爵、贪污受贿，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嘉靖四十四年（1565），朝廷籍没严氏家财，玉器数量颇巨，登记在册的玉带有200余条，玉杯、盘等857件，金镶珠玉带、绦环等33件，“余若珍珠、宝石并诸玩好异物不可胜计”[80]。
万历一朝，得赐玉带稍多者为张居正。万历帝刚登基一个月，即赐张居正“光素玉带一束”[81]，以示荣宠。万历五年（1577），张居正父亲去世，其在京守制，神宗赞其“忠孝两全”，特赐珍宝，其中就含玉带1条[82]，据《弇山堂别集》，可知此带为白玉带[83]。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逝世，隆庆年间被废为庶人的辽王次妃王氏上疏，称辽王府的“金宝万计”悉入张居正府邸，神宗下诏追讨，张府所藏金银确实不少，但玉带只有16条[84]，与刘瑾、钱宁、严嵩等人拥有的成千上百条玉带相比，倒显得微不足道了。
天启、崇祯两朝，宫廷玉器制作趋于萎靡，帝王赏赐玉带已不像嘉万时期那般慷慨，王朝的衰败从这一细节也得以体现。《明熹宗实录》和《崇祯实录》中提到帝王赏赐玉器，只有玉带一个品种，《明熹宗实录》所记获赐玉带的群体仅有两类——武将和宦官，而《崇祯实录》记载的玉带受赏者只有武将。
天启、崇祯年间，后金对明朝的威胁愈来愈大，平息战事要倚仗武将，帝王频频赐玉带给他们，希望武将全力辅佐朝廷，保全社稷。天启二年（1622）正月，兵部尚书张鹤鸣自请经略辽东，熹宗敕加太子太保，赐蟒衣、玉带、尚方宝剑[85]；两个月后，王在晋代替熊廷弼任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熹宗特赐蟒衣、玉带、尚方宝剑[86]；又过三个月，孙承宗自请为督师，熹宗大喜，特加太子太保，赐玉带一围[87]；天启五年（1625）十月，熹宗赐高第蟒衣玉带，令其以兵部尚书身份经略蓟辽[88]，后来，高第虽打了胜仗，但因阉党陷害，而被革去玉带闲住[89]。《崇祯实录》中有关玉器的记载仅见2条，崇祯二年（1629）十一月，朱由检赐满桂玉带；同月，又赐袁崇焕和祖大寿玉带[90]，满桂、袁崇焕、祖大寿均是明廷抗击后金的重要军事将领。立国之初，朱元璋赏赐玉带最多者，是功勋卓越的开国将领；王朝末端，战争频仍，国库不丰，得赐玉带者仍是抵御外敌的武官。
晚明宦官获赐玉带亦多，尤其在天启一朝，当时最得宠信的太监非魏忠贤莫属，《酌中志·客魏始末纪略》记载其奢华生活：“绯袍玉带充满道路，高明之家，鬼瞰其室”，但凡出行，则有“怒马鲜衣束玉而为之前后追趋”，魏忠贤的“对食”夫人客氏出行，排场也相当大，有数十名腰佩玉带的太监为其开路[91]。宦官在宫廷之中明目张胆地僭用玉带，由此可见晚明冠服礼制的混乱。直到崇祯帝即位，铲除魏忠贤一干阉党后，乱用玉带的情况才得以缓解。
明代早中期，工艺水准较高的玉带主要出自藩王墓，那时，皇帝颁赐宗室的仪物多由内府制造，质量较为稳定。到了晚明，制作礼仪用玉的权限被下放，皇帝常命藩府自备玉带、玉环、玉佩等冠服配玉[92]，受各藩府经济条件、重视程度、造作水平的影响，冠服配玉的质量优劣不等。所幸万历帝后合葬的定陵出土了大量精美的玉器，其中有10条玉带，代表了晚明宫廷玉带的最高水平〔图十三〕。
明晚期帝王有6位，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崇祯五朝墓葬均有玉带出土，万历帝的继任者泰昌帝朱常洛登基仅29天就因“红丸案”暴毙，当朝的出土玉带尚未发现。嘉靖帝、万历帝分别在位45年、48年，是明朝执政时间最长的两位君主，这两朝墓葬出土玉带的数量也最多。出土玉带且墓主人身份明确的嘉靖时期墓葬有：湖北蕲春嘉靖五年（1526）荆国樊山五府镇国将军朱怡仙墓，河北阜城嘉靖十三年（1534）太子太保、吏部尚书廖纪墓，四川成都嘉靖十六年（1537）蜀王府门副、太监刘四汉墓，江西婺源嘉靖十七年太子太保、吏部兼兵部尚书汪鋐墓，江西南城嘉靖十八年、十九年益端王朱祐槟夫妇合葬墓，甘肃兰州西郊上西园太子太保彭泽夫妇合葬墓，北京嘉靖二十五年（1546）安平侯方锐墓，蕲春嘉靖三十七年（1558）永新王朱厚煌与元妃周氏合葬墓。万历时期的有：上海万历四年（1576）朱守城夫妇合葬墓，北京万历十一年（1583）、十五年（1587）武清侯李伟夫妇合葬墓，江西南城万历十八年（1590）益庄王朱厚烨夫妇合葬墓、万历二十一年（1593）益藩罗川王族墓，上海万历二十九年（1601）河南府推官诸纯臣墓，江西南城万历三十一年（1603）益宣王朱翊鈏夫妇合葬墓，北京的万历三十九年（1611）荣禄大夫、中军都督府左都督李文贵墓、定陵、太监赵芬墓，河南新乡潞简王家族墓。此外，武汉嘉靖、隆庆时期通城王朱英焀之宝乐妃墓也有玉带出土。
出土玉带的万历朝之后明墓有北京天启元年（1621）尚衣监太监张慧菴墓，上海天启五年（1625）兵部职方清吏司员外郎赠尚宝司司函严贞度夫妇合葬墓，南京天启五年黔国公沐昌祚夫妇合葬墓、天启七年黔国公沐睿墓，江西南城崇祯七年（1634）益定王朱由木夫妇合葬墓。
明晚期，不仅宫廷用度奢侈，民间也竞尚奢华，如嘉万时人张瀚所记：“今之世风，侈靡极矣”，“今也，散敦朴之风，成侈靡之俗”[93]。在这样的环境下，上至宫廷，下至民间，对玉带一类高档品的需求量很大，玉带的用材也愈渐奢华，成本也更高昂。玉带的使用者不仅限于皇亲国戚、权臣巨宦，还有富商大贾、普通士绅，如晚明出土玉带的墓葬主人不仅有诸纯臣、严贞度这样生前任河南府推官、兵部职方清吏司员外郎的六品、五品小吏，还有朱守城这样并无官爵的平民。
晚明的玉带形制已然确定，带板的数量基本都是20块，唯独定陵出土4条异形带。1条由13块带板组成[94]，包括三台、六圆桃、二辅弼和二?尾，其中2块圆桃下部带孔，结合了明式革带和游牧民族喜爱的蹀躞带的造型特征；另3条均由11块带板组成，造型更加简洁，含9个桃形（或1个椭圆形和8个桃形）带板、1个带有铜针的玉带扣和1个玉方策〔图十四〕[95]，这款玉带是在明早期第三种类型玉带基础上改进的。定陵出土的10条玉带均素面无纹，其中7条为白玉质，再次体现了明代皇家对素白玉带的钟爱。
晚明玉带的装饰手法和表现题材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不仅更为频繁的使用镂雕和镶金嵌宝工艺，而且，装饰效果与明代早中期也有明显区别。明代早中期，镂雕玉带的纹饰比较立体，多层叠交错、前后掩映，高低起伏很大，接近高浮雕的艺术效果〔见图四、图十一：2〕；晚明则更流行双层镂雕工艺，今俗称“花下压花”，先在素玉带板上减地浮雕主纹，再在地子上镂雕底纹，主纹与底纹有各自的平面，纹样构图普遍均匀繁密，不再有层叠交错之感，平面化特征鲜明〔图十五〕[96]。明代早中期已出现用金、银、铜片包托玉带板的装饰手法，晚明，这一工艺大肆流行，而且，金属所占面积更大，常镶嵌大量宝石。这种金玉宝石复合工艺被明人称作“闹妆”[97]。沐睿墓出土1条“闹妆”带，以金累丝嵌红、蓝宝石、珍珠作宽边框，内镶素白玉带板，出土时，此带虽有损坏，但仍存131颗红、蓝宝石，可见其用料之奢华、装饰之富丽〔图十六〕[98]。
明代首任黔国公是沐晟，永乐四年，时任西平侯的沐晟以征交趾之功晋封黔国公，食禄三千石，子孙世袭。沐氏家族在沐晟之父沐英在世时已十分兴旺，沐晟以后，沐氏累世镇守云南，历代黔国公应都获赐过玉带。沐晟墓、沐晟之子沐斌夫妇合葬墓皆出土过玉带板。嘉靖十七年（1538），沐朝辅请赐玉带、蟒衣、斗牛服，世宗遂其愿[99]。万历二十年（1592），沐昌祚因骄纵被革蟒衣、玉带，改过后又被准使用[100]，沐昌祚与其妻棺内各出土1条素白玉带[101]，可能皆得自御赐。在历代黔国公墓出土的玉带中，属沐睿那副最华贵，南京郊区出土1条花叶纹镀金铜镶玉带[102]，带板已不全，仅余17块，其以镀金铜作边框和背板，内嵌青玉带板，除未镶珠宝外，装饰手法和形制与沐睿墓出土的嵌宝石金镶玉带基本一致，制作时间也应为明末。
明晚期，除帝王所用玉带的形制较为独特外，其余均按明式革带样式制造。玉带的装饰题材愈加丰富，祥禽瑞兽、“寿”“喜”文字以及灵芝纹、桃实纹等吉祥图案大为流行〔图十七〕[103]；装饰手法更为繁复，如镂雕花带的镂空部分常多于“呈像”部分，孔洞一般很小，图案比较琐碎，花纹的体积感较弱；玉带不仅常常镶金、还会嵌宝，配以明代最具特色的细金工艺花丝镶嵌，工艺十分繁缛，用材也极尽奢华。晚明，俭朴循礼之风渐衰，奢侈僭越之习日盛，这不仅促使玉带的艺术面貌愈渐富丽，也催生出更多胆大妄为的僭用者，使本为帝后亲贵所有的名贵珍品，成为商贾小吏乃至庶民的私藏。
明代早、中、晚三个时期，玉带的艺术特征和使用情况各有不同。从艺术风格上看，明早期玉带形制多样，中期逐渐定型并为晚明所继承。素带一直是明代玉带的主流，尤其是洁净莹润的羊脂玉素带，独得皇家青睐；花带的装饰题材通常注重表达吉祥含义，装饰效果由明早期的立体化逐渐向中晚期的平面且繁缛化风格发展。时代愈往后，玉带的数量愈多。从出土物来看，明中期的玉带数量多过早期，晚期的又多过中期，其使用者持续发生改变。明早期玉带主要为帝王宗亲、开国功勋所有；明中期，僭用之风已露端倪，玉带的使用者不仅限于朝廷权要，还有权势显赫的宦官、僧道等；晚明，社会结构发生改变，发达的商品经济促使社会掀起“趋商”热潮，大量农民“舍本逐末”，弃农从工从商，大批士子抛弃举业投身商贾行列，“四民”中社会地位一贯低下的商人身价倍增，社会阶层流动加速，人们等级观念薄弱，经济实力雄厚的富商大贾、地方豪强也成为蓄藏玉带的主要群体。
明早期玉带形制历经几番改易，主要受洪武、永乐两朝反复更定冠服礼仪制度影响，此时礼法严明、世风淳朴，帝王恪守“佩为廉节德，杯作侈奢名”的传统思想，对玉带、玉佩这类冠服配玉的造作十分看重，玉带的样式、使用者的身份也合礼制。明中期，玉带的形制与装饰在延续早期艺术特征的基础上，屡屡创新，在使用方面，僭用行为渐渐增多。晚明玉带的艺术面貌愈渐华贵，此时礼制荡然，世人无视等级，僭用已成风尚，崇华尚奢之风盛行，不仅令玉带之类奢侈品的流通量增大，也令玉带用材更为奢华、装饰更加繁丽，使用群体也无分等第。
玉带是明人权力、官阶、财富、荣誉和地位的象征，兼具政治、经济、艺术、文化等多重价值，是明代玉器尤其是冠服礼仪用玉的核心品种，其艺术风格与使用状况的流变是整个明代玉器发展演变脉络的缩影。明朝是中国玉带造作和使用最后的全盛时代，此前历代及其后的清朝均无明代这般系统、丰富的玉带服用制度；清代，受满族人着装习惯影响，玉带在朝廷礼仪制度中越来越无足轻重，但以玉带为代表的明代玉作透露出的精巧繁缛风格和世俗化气息却对清宫玉器造作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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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14·陕西》，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
[2]尚刚《隋唐五代工艺美术史》，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13页。
[3]相关成果有白宁、王泉《从南京市博物馆藏明代玉带论及明代玉带使用制度》，载上海博物馆编《中国隋唐至清代玉器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08-321页；王宁《江西出土明代藩王玉带板——兼议明代玉腰带形制》，载北京艺术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编《气度与风范——明代江西藩王墓出土玉器》，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14年，第118—137页；王晶《明代出土玉带相关问题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2019年第3期，第69—79页；穆朝娜《明代玉带板上的龙纹装饰》，《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4期，第195—206页；穆朝娜《明代玉带板装饰纹样综论》《明代胡人戏狮纹玉带板及相关问题的探讨》，载氏著《玉论》，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151-191页；等等。
[4]《明太祖实录》卷二○九《洪武二十四年六月己未》，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社，1962年，第3110—3119页。
[5]《大明会典》卷六二《冠服一》，广陵书社，2007年，第1050-1051页。
[6]（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一《二品赐玉带》，中华书局，1985年，第206-207页。
[7]（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六○《宛委余编五》，台北：伟文图书出版社，1976年，第7276页。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定陵博物馆、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定陵》（上），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07页。
[9]台北故宫博物馆编纂《故宫图像选萃》，台北故宫博物院，1971年，第38、40、42页。
[10]杨新主编《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明清肖像画），香港：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2008年，第4页。
[11]山东省博物馆《发掘明朱檀墓纪实》，《文物》1972年第5期，第28页。
[12]《明史》卷一三○《耿炳文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2534页。
[13]前揭《大明会典》卷六二《冠服一》，第1032-1040页。
[14]（明）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一六○《宛委余编五》，第7276页。
[15]前揭《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明清肖像画》，第10-11、62页。
[16]《明史》卷六七《舆服志三》，第1095-1096页。
[17]（清）查继佐《罪惟录》卷四《湘献王柏传》，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224-1225页。
[18]《明宣宗实录》卷六二《宣德五年正月戊辰》，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社，1962年，第1468—1469页；《明英宗实录》卷一《宣德十年正月丁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社，1962年，第20页。
[19]闫娟《由明代太监刘通墓葬出土文物论及明早期宦官政治现象》，《首都博物馆论丛》2012年第26期，第46-55页。
[20]（明）刘若愚《酌中志》卷一六《内府衙门职掌》，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21]南京市博物馆编《中国·南京市博物馆藏文物精品系列图录·明朝首饰冠服》，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4页。
[22]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282页。
[23]王春法主编《妙合神形：明清肖像画》（第1卷），北京时代华文书局有限公司，2020年，第12页。
[24]（明）张自烈，（清）廖文英编、董琨整理《正字通》卷一一《戌集上·》，中国工人出版社，1996年，第1198页。
[25]（明）方以智《通雅》卷三七《衣服》，中国书店，1990年，第445页。
[26]朝鲜佚名《朴通事》，《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元代明代卷）》，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299页。
[27]在中国古代，鱼尾又名?尾、挞尾、獭尾、插尾，前揭《中国古舆服论丛》，第276页。《元史·舆服志》记载皇室衮冕所用“凉带”，“凉带一，红罗里，镂金为之，上为玉鹅七，挞尾束各一，金攀龙口，玳瑁衬钉”，“挞尾束”恰恰反映了?尾可调节束带松紧的作用，也反映其与《朴通事》所记“束儿欠”是同一物，参见《元史》卷七八《舆服志一·冕服》，中华书局，2000年，第1284—1286页。
[28]（明）徐一夔等《大明集礼》卷四○《冠服图》，明嘉靖九年内府刻本，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电子版。
[29]《明宫冠服仪仗图·冠服卷·明永乐年冠服图》，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藏稿本，北京燕山出版社，2015年，第107、179、234、290、318页。
[30]南京市博物馆《南京明代吴祯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9期，第35—41页；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白马村明代仇成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9期，第46-58页。
[31]山东省博物馆编《山东馆藏文物精品大系玉器》（唐至清篇），山东美术出版社，2019年，第32页。
[32]前揭山东省博物馆编《山东馆藏文物精品大系玉器》（唐至清篇），第30-31页。
[33]前揭《中国·南京市博物馆藏文物精品系列图录·明朝首饰冠服》，第32、36页。
[34]（明）佚名《天水冰山录》，知不足斋丛书本。
[35]前揭（清）查继佐《罪惟录》卷四《湘献王柏传》。
[36]荆州博物馆《湖北荆州明湘献王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4期，第55-60页。
[3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荆州市博物馆、钟祥市博物馆《郢靖王墓》，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88-92页。
[38]前揭《山东馆藏文物精品大系玉器》（唐至清篇），第33页。
[39]前揭《明宫冠服仪仗图·冠服卷·明永乐年冠服图》，第123、134、150、193、205、246、259页。
[40]前揭《明太祖实录》卷二九《洪武元年春正月庚辰》，第489页。
[41]前揭《明英宗实录》卷五○《正统四年正月癸卯》，第968页。
[42]《明宪宗实录》卷二三七《成化十九年二月丁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社，第4030—4031页。
[43]前揭《明英宗实录》卷二六三《景泰七年二月丙午》，第5609页。
[44]前揭《明英宗实录》卷二一二《景泰三年正月甲寅》，第4566-4567页。
[45]前揭《明孝宗实录》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社，第56页。
[46]前揭《明孝宗实录》卷一二二《弘治十年二月甲戌》，第2178-2179页。
[47]前揭《明英宗实录》卷一三八《正统十一年二月庚戌》，第2740-2741页。
[48]前揭《明英宗实录》卷三四六《天顺六年十一月壬辰》，第6985页。
[49]前揭《弇山堂别集》卷二六《史乘考误七》，第474页。
[50]前揭《明孝宗实录》卷九《弘治元年正月乙丑》，第201页。
[51]《明武宗实录》卷九《正德元年正月甲午》，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社，第274-276页。
[52]前揭《明武宗实录》卷一○《正德元年二月丁丑》，第328—329页；卷一一《正德元年三月戊戌》，第355页。
[53]前揭《明武宗实录》卷一五《正德元年七月癸未》。第451—452页。
[54]前揭《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七页《正德十年七月壬辰》，第2537页。
[55]前揭《明武宗实录》卷一一七页《正德九年十月戊午》，第2376—2378页。
[56]前揭《明英宗实录》卷三五四页《天顺七年七月庚戌》，第7085页。
[57]前揭《明武宗实录》卷一八○页《正德十四年十一月丁巳》，第3502-3504页。
[58]《明世宗实录》卷二《正德十六年五月壬申》，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社，第101—102页。
[59]（明）孙继芳《矶园稗史》卷二，涵芬楼秘笈影印抄本，鼎秀古籍全文检索平台电子版.
[60]前揭《明宪宗实录》卷二八六《成化二十三年正月辛亥》，第4380-4381页。
[61]前揭（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三《阙里恩泽》，第39页。
[62]前揭北京艺术博物馆、江西省博物馆编《气度与风范——明代江西藩王墓出土玉器》，第27页。
[63]江西省博物馆、南城县博物馆、新建县博物馆、南昌市博物馆《江西明代藩王墓》，文物出版社，2010年，第16页。
[64]前揭（明）佚名《天水冰山录》。
[65]铜川市考古研究所《陕西铜川明内官监太监成敬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7年第5期，第26-36页。
[66]古方主编《中国传世玉器全集·4明》，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48-49页。
[6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钟祥市博物馆《梁庄王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56页。
[68]上揭《梁庄王墓》，第336-338页。
[69]（明）冯梦龙《喻世明言》卷三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海南出版社，1993年，第414页。
[70]前揭《明世宗实录》卷二○八《嘉靖十七年正月丁亥》，第4315页。
[71]前揭《明世宗实录》卷二○九《嘉靖十七年二月乙酉》，第4327页。
[72]前揭《明世宗实录》卷二六○《嘉靖二十一年四月戊午》，第5188—5189页。
[73]《明神宗实录》卷四四二《万历三十六年正月己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社，第8404—8405页。
[74]韩国河、张贺君等《河南新乡市老道井明代101号墓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09年第3期，第24—27页。
[75]前揭《明世宗实录》卷三六五《嘉靖二十九年九月壬子》，第6532-6233页。
[76]《明穆宗实录》卷二五《隆庆二年十月己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社，第692—694页。
[77]前揭《明世宗实录》卷八二《嘉靖六年十一月丁丑》，第1831-1832页。
[78]前揭《明世宗实录》卷八六《嘉靖七年三月丙子》，第1941-1942页。
[79]前揭《明世宗实录》卷九五《嘉靖七年十一月壬戌》，第2228页。
[80]前揭《明世宗实录》卷五四九《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丁丑》，第8848—8849页。
[81]前揭《明神宗实录》卷三《隆庆六年七月甲申》，第66页。
[82]前揭《明神宗实录》卷九四《万历七年十二月甲午》，第1906页。
[83]前揭（明）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一三《丁忧恩典》，第239页。
[84]前揭《明神宗实录》卷一四八《万历十二年四月乙卯》，第2756—2757页。
[85]《明熹宗实录》卷一八《天启二年正月癸亥》，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社，第937页。
[86]前揭《明熹宗实录》卷二○《天启二年三月甲寅》，第1022—1023页。
[87]前揭《明熹宗实录》卷二三《天启二年六月己卯》，第1139页；前揭《明史》卷二五○《孙承宗传》，第4322页。
[88]前揭《明熹宗实录》卷六四《天启五年十月甲申》，第3008页。
[89]前揭《明熹宗实录》卷七○《天启六年四月壬寅》，第3405页。
[90]《崇祯实录》卷二《崇祯二年十一月丁亥》，嘉业堂旧藏钞本影印本。
[91]前揭《酌中志》卷一四《客魏始末纪略》，第72-74页。
[92]前揭《明世宗实录》卷一一一《嘉靖九年三月丙辰》，第2640-2641页。
[93]（明）张瀚《松窗梦语》卷四《百工纪》，中华书局，1997年，第76-77页。
[94]北京市昌平区十三陵特区办事处《定陵文物出土图典》第1卷，北京出版社、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6年，第194页。
[95]前揭《定陵文物出土图典》，第一卷，第195页。
[96]前揭《中国出土玉器全集·9·江西》，第140页。
[97]（明）兰陵笑笑生《金瓶梅》第四十八回，清康熙三十四年张竹坡评本。
[98]前揭《中国·南京市博物馆藏文物精品系列图录·明朝首饰冠服》，第24页。
[99]前揭《明世宗实录》卷二一○《嘉靖十七年三月壬寅》，第4344页。
[100]前揭《明神宗实录》卷二四八《万历二十年五月辛巳》，第4622页。
[101]南京市博物馆《江苏南京市明黔国公沐昌祚、沐睿墓》，《考古》1999年第10期，第45-56页。
[102]前揭《中国·南京市博物馆藏文物精品系列图录·明朝首饰冠服》，第48页。
[103]前揭《中国出土玉器全集9·江西》，第13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