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姬辅诚是澄城县的知名人士，一生中为国为民做了许多好事。
独闯军营为民保家
1926年，军阀段懋功率部盘踞澄城。为拒靖国军来澄，段下令实行“坚壁清野”，要拆毁县城周围北串业、新城、崖窑、峭咀等村，村民恐慌万状，县上大绅无人敢于过问。父亲时任北乡总里，闻讯赶到县城请各大绅同去为民请命。可大绅们说：“是军令谁敢违抗，寻着挨枪哩。”他便只身去见段，见段的马弁挺着刺刀吓唬他，便说：“我一个人赤手空拳到这里只说几句话。”他大义凛然，昂然入内。经过据理力争，终于使段收回成命，已动工拆挖的村庄得以保留。
保护同志不遗余力
1936年，父亲任澄城县公安局会计兼北三区教育会长时，王超北送来聂荣臻夫人张瑞华（化名王洁云），请她协助安排在刘家洼小学任教，后辗转去了陕北。
地下党员刘正乾同志因工作需要，经过组织同意担任刘家洼保保长。在职期间，他深感敌党腐败不堪，差役粮款多如牛毛，不愿干助桀为虐之事，可又苦于无法脱身，特找我父说了他的苦恼。父亲答应帮他脱身，遂以“工作不力”为由，被“就地免职”，使刘摆脱了困境。1946年秋，刘正乾同志不幸被捕，伪县长以异党嫌疑，严刑拷打，父亲得知后着人探监安慰，鼓励他站稳立场，宁死不屈，并和地下党同志联系保刘出狱。
巧索手谕埋葬烈士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并通电各地响应。县保安大队大队长张绍安和胞弟中共澄城县委书记张鼎安等共产党员商议后，率部武装起义，于县城召开五千人大会，拥护张、杨“八大主张”。不久，反动势力串通起来里应外合，打死了张绍安、张鼎安等11名革命志士，暴尸沟壑，扼杀了起义，并到处抓人。
独闯军营父亲独自一人去找伪代县长高冠军说：“你们打共产党，人死了不埋不行，我要去埋人，埋过以后，你们或杀或枪毙都行。”高不好说不埋人，随口说：“那政府就派你去埋人。”为防高事后变卦，他说：“那就请写个手谕吧！”高只好写了手谕。他拿了手谕去良周村张家，招集有关人员隆重安葬了死难烈士，并将烈士的大儿子张书琴带出，供其上学，直到参加了革命。
迎送朱总东渡抗日
1937年抗战开始，朱德总司令率领八路军东渡抗日，途经我县，县府官员躲避不见。我父亲以救济院长身份与各机关团体联系组成接待站，自任粮秣主任。总司令本来不准备在澄城停留，他向总司令建议“澄城的革命受到了挫折，请总司令给群众讲话鼓励鼓励，以后工作好做些”，得到总司令的应允。
第二天在县城老爷庙召开群众大会，朱总司令、任弼时同志讲了话。总司令讲道：“现在日本侵占了我东三省，正在继续进犯华北，我们要坚持团结，一致抗日，不抗日就活不成……”会场顿时情绪激昂，很多群众感动得落了泪。一些人当即报名参加了八路军。父亲也要参军，总司令劝他说：“你年纪大了，留在后方工作也是一样的。再说部队还没过完，还需供应。”他继续接待直至八路军全部过完。
挺身而出勇斗贪官
1936年冬，伪县长卫邦辅在庐山受训期间，闻知澄城保安大队起义，曾向县府电令：“迅即组织力量捕灭之。”1938年回县继续欺压百姓，镇压革命，贪赃枉法，罪恶累累。乡绅党仙洲等20人联名上告，在卫的威胁下，有关人不敢出面对质，卫气焰嚣张，反问党仙洲等诬告罪。此时父亲挺身而出，把事情包揽在自己身上，进一步揭露了卫在澄贪赃枉法等多条罪状。并联络九联保组成清算委员会，自任主任委员，着手清算卫在澄三年的贪污账。卫惊慌了，企图用金钱、地位来收买他，一天内用县府名义连请他七次均被拒绝，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准备逃跑。清委会安排人在城外阻截。最后，虽然卫在半夜狼狈逃走，但清委会还是清算了法官王世琛和国民党党部郭立三的贪污账。这次由群众发起和参与的反贪活动，极大地震慑了国民党各级贪官污吏。
1944年，父亲任郑公乡乡民代表会主席时，县长崔孟博为其父贺寿，向每保摊派800元，在县府演戏、设赌大闹三天，得到了一大笔钱。县长设赌，上行下效，一时全县聚赌成风，乡长、保长都借机发财。父亲查出县长向各保派款的凭据，向临参会严正揭发，造成强大的群众舆论，迫使崔公开引咎自责，退了赃款。
冒死赴宜交军粮
1947年夏，胡宗南进犯延安，分派我县送二百万斤军粮至宜川。县参议会因过去派车辆去宜川送粮，路途死牲口死人损失严重，决定在宜川就地买粮交纳。县长拜志修为了报复我父亲曾经状告过他擅自摊派款项、建立地方武装等劣迹，就命孙次青以参议会名义通知我父前往，并威胁若不去就要枪毙。
当时家中病妻卧床，命在旦夕，儿子年幼没经历过大事，若有闪失无人料理。但他思忖之后，毅然决定赴义。他想，此去一来可免百姓送粮之苦，同时还可见机行事，破坏敌军需求，有利于解放战争。临走时他向孙次青托付了病人的后事。父亲走后不几天，我母病故，县参议会着人协助草草埋葬。父亲在得知后，非常悲痛，但他仍未改初衷，不忘自己的使命。他通过我县在宜工作的乡友，结识了敌军库副官，用钱买到交粮收据。谁知事情被敌知晓，父亲被以“巨商倒卖军粮破坏军需”的罪名，被捆绑拷打，勒索巨款。他说：“澄城的钱要花在澄城百姓身上，一元钱也不能白花”，因而被关押在狱。敌宜川守备参谋长王诚之说要杀他要毙他。他说：“人死有轻于鸿毛，重于泰山之别，我死在家里毫无意义，死在你们手里，澄城一县人哭我，我很高兴，你要杀就杀，要毙就毙。”因遭敌多次拷打，右腿骨折，造成终生残疾。直到宜川城解放，他才被解放军救出。解放军送给他缴获敌军的两袋面粉，让他养伤。他在宜休养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初冬乘解放军往韩城运粮的驮骡返澄，路途不幸又遭摔伤。家人得知消息后，将父亲从韩城接回疗养。
1948年，澄城北部已经形成游击区。他手拄拐杖向群众宣传，用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军队的罪行，宣传解放军勇敢杀敌，关爱群众的事迹， 独闯军营鼓励群众踊跃支前。荔北战役中，他让儿子支前、抬担架，让侄儿参军。
解放后，父亲更加努力地为党工作，先后担任县交通科长和农牧局副局长。他虽年逾花甲，但工作热情不减当年。1958年，他带领我县劳模去北京参观农业展览，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领导。
1963年，父亲因患高血压病不幸去世，终年70岁。曾任中共澄城县委书记的杨力生同志写信说：“姬老是位有骨气、有革命胆略的老前辈。他两袖清风，无私无畏，为人民办了不少有益的事情。他一生为着人民，人民永远怀念着他。”
（原载于1998年第6期《金秋》杂志作者姬建岐，系离休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