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花塘(荷花塘社区属于哪个街道)

长干里西临长江,南至雨花台,北抵秦淮河。长干古城是长干里地区的中心,也是湖熟人沿江上下、跨江发展的起点,所以今天在西至皖南,东至太湖,北至六合、仪征、扬州的几千平方公里范围内都发现有湖熟文化遗址。这充分证明湖熟文化不但是江南吴文化的母体,也是长江下游地区重要的文化形态,相当于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中游的荆楚文化。

六朝长干里是南京先民跨海越洋的起点

在杨吴建城之前,今天看到的城墙和外秦淮河都不存在,长干古城与秦淮河之间并无障隔。

西晋左思《吴都赋》中“长干延属”有刘渊林注:“江东谓山冈间为干,建邺之南有山,其间平地,吏民居之,故号为干,中有大长干、小长干,皆相属。”《建康实录》卷二“张昭传”后注文引南朝宋《丹阳记》:“其长干是里巷名,江东谓山陇之间曰干。建康南五里有山冈,其间平地,民庶杂居,有大长干、小长干、东长干。”晋、宋之际多了一个东长干。同书又说:“小长干在瓦官南,巷西头出江也。”由此可知,小长干位于凤台山与长干古城之间,西通长江,包含今门西地区。大长干的地标是始建于东晋的长干寺,亦称大长干寺,各书记载无异。大长干寺屡毁屡建,寺名更易,宋代称天禧寺、明代名大报恩寺,但基址未变,即今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

孙权定都建业,皇宫在今大行宫一带,政治中心的吸引形成强大向心力,居民区与商业区不断向北拓展,东吴开通运渎作为南北转运干道,凤台山麓渐成长干里最为繁盛的片区。《景定建康志》卷十六引《荷花塘宫苑记》:“吴大帝立大市,在建初寺前,其寺亦名大市寺。”孙权已在凤台山麓设立“大市”。这大市与同时所立的东市、稍晚的北市和秣陵斗场市,都是一种市场管理、税务机构,而凤台山麓的大市规模最大。江南最初的佛寺建初寺选址于闹市之北,正是为了吸引人们的关注。

凤台山东麓,正是今天的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

东晋元帝大兴三年最先设立怀德县,用于安置追随晋元帝司马睿南渡的千余户琅琊国人,其中大族就有百余户。《建康实录》卷五注文说,初置的怀德县隶属丹阳郡,“在宫城南七里,今建初寺前路东”,也就是紧邻繁盛的长干里商区,生活最为便利,以示皇帝对旧国人的厚爱。值得重视的是,六朝长干里也是南京先民溯江上下、跨海越洋的起点。六朝时南京与东亚、东南亚和南亚数十个国家保持着贸易往来,交通频繁。

李白《长干行》是市民爱情生活写照

长干里在六朝的兴盛不必赘言。到了唐代,也就是南京在政治上遭贬抑的时期,长干里依然令人瞩目,时有诗人沉湎其中,流连忘返,留下大量诗歌,从不同角度反映其繁荣昌盛。

李白的千古名篇《长干行》,“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无疑是一首柔美明媚的爱情诗,但这是长干里商人的爱情生活或者说市民爱情生活的写照,与以往所见农民爱情叙事颇为不同。

农民爱情故事中流行最广的牛郎织女的故事、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身为农民的男主角尽管勤劳、纯朴、善良,却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能寄希望于天上的仙女。这种象征背后的现实,就是被捆绑在土地上的农民找不到提升自己的途径。

至迟在六朝已形成的商业传统,让长干里人深知经商足以安身立命,所以男子一成年,就踏上经商的旅程,直上湘潭、巴蜀。留在家中的妻子虽有幽怨,也能充分理解自己的丈夫。紧随“感此伤妾心,坐愁红颜老”之后的,是积极的行动:“早晚下三巴,预将书报家。相迎不道远,直至长风沙。”长风沙地处安徽,距南京七百里。此处水流湍急,是长江中与瞿塘、滟滪并称的险段。长干里一个十几岁的小女子,就有远上长风沙的胸襟与能力。

唐人的诗歌中,长干里几乎成了金陵的代词。歌咏长干里人的商旅生涯,同样成为唐诗的一个重要命题。李益所作《长干行》(一作李白诗,一作张潮诗)中,有趣的是这几句:“北客真王公,朱衣满江中。日暮来投宿,数朝不肯东。”其中透露的信息,远不止于北客对商人妇的恋慕。一方面,长干里作为江南商品集散地,必然会有许多外地商人至此交易,甚至久住长干里。另一方面,商人远行之际,其家宅可以作为接待外来客商的旅舍。如张籍《江南行》中所写:“长干午日沽春酒,高高酒旗悬江口。娼楼两岸临水栅,夜唱竹枝留北客。”这样的你来我往,才能营造出长干里生生不息的繁华。

张潮的《长干行》描绘出这种商业大潮下另一类型的故事,“富家女”因期盼爱情专一嫁了穷夫婿,变卖自己心爱的衣裳为夫婿筹集经商的资金,“妾有绣衣裳,葳蕤金缕光。念君贫且贱,易此从远方”。丈夫想必是为了多挣钱,久久不回,“商贾归欲尽,君今尚巴东。巴东有巫山,窈窕神女颜”,妻子不禁又担心丈夫会迷上巫山神女。

乐府《杂曲歌辞》中的《长干曲》,就是源于长干里的民歌。崔国辅曾作《小长干曲》:“月暗送潮风,相寻路不通。菱歌唱不彻,知在此塘中。”堪为代表的是崔颢一组《长干曲》:“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自小不相识。”秦淮河入江处因白鹭洲形成夹江,其南端入江口被称为横塘口,即在小长干近江一带,写长干里的诗歌,常会提到横塘。长干里人的经商活动,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一是许多人常年在外,以致于邻里不相识,二是长干里人遍布三江五湖,长江之中两船相遇,就可能有同乡相会。所以,将长干里的诗情画意仅与秦淮河相联系是一种误读。长干里只是一个端点,真正波澜壮阔的活剧发生在长江上。

“杏花村”就在门西地区

李白诗中关涉观赏、游宴、访友、离别之地,如凤凰台、瓦官阁、长干、白鹭洲、大江、孙楚酒楼等,多在长干里。杜牧的《泊秦淮》亦是长干里的秦淮河岸。夜泊之处“近酒家”,对岸亦有歌女,两岸皆繁华闹市。“隔江犹唱后庭花”,在一百多米宽的河对岸还能听得到,可见歌吹之盛。储光羲的《临江亭》:“晋家南作帝,京镇北为关。江水中分地,城楼下带山。金陵事已往,青盖理无还。落日空亭上,愁看龙尾湾。”卢纶的《夜泊金陵》:“圆月出高城,苍苍照水营。江中正吹笛,楼上又无更。”所咏也都是这一带。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杏花村所在,近代为人争执不休。南宋杨万里《登凤凰台》诗:“千年百尺凤凰台,送尽潮回凤不回。白鹭北头江草合,乌衣西面杏花开。龙蟠虎踞山川在,古往今来鼓角哀。只有谪仙留句处,春风掌管拂蛛煤。”准确写出杏花村在凤台山麓、乌衣巷(近今剪子巷)西,亦即今门西地区。若不论北宋《太平寰宇记》中真伪难辨的记载,这就是杜牧之后时代最早的杏花村佐证。正德《江宁县志》卷六载:“杏花村,在京城西南隅,与凤凰台相近。村中人家多植杏树,间竹成林。成化间,成国庄简公时司留钥,因视城经此,爱之,尝值杏花开命驾一赏。是后游者每春群集,遂成故事。”可见自唐迄明,杏花村数百年风貌未变。

南唐以降,一方面城墙与外秦淮河将长干里分隔成南、北两片,一方面商业中心渐次北移至新桥、张府园、新街口,北片门西地区在商业功能减退的同时,渐成为手工业特别是云锦织造业的基地。清人郑板桥《长干里》中抒写居民的生计,一是种花,“老子栽花百种多,清晨担卖下前坡”,一是织锦,“缫丝织绣家家事,金凤银龙供天子,花样新添一线云,旧机不用西湖水”。而从明代中期开始,权贵与士大夫又在这一带建起数十处私家园林,留下了大量交游诗文。

诗人的歌吟,在遗存后世的有限实物之外,保存了更多的城市记忆,丰富了南京的城市内涵,丰满了南京的文化形象。文学意象的长干里,与现实的市井风情一起,又不断激起后世文人雅士的诗情画意,自六朝迄明清直至当代,千余年间佳作不断。明代《金陵四十景》、清代《金陵四十八景》中,都少不了长干里、凤凰台、杏花村、孙楚酒楼……

建议荷花塘街区以“复兴长干里”为主题

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当年的长干里逐渐分化成几个各具特色的片区: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已成游览胜地;长干古城一带将是未来的考古遗址公园;凤凰台、瓦官寺和愚园是园林景观区;只有荷花塘、钓鱼台一带,保持着长干里的“本来面目”,洋溢着浓郁的烟火气。尤其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是南京现有十一处历史文化街区之一,是反映南京明清时期传统居民区、丝织手工业区的典型与杰出代表,也是老城内现存街巷肌理清晰、历史遗存丰富、传统风貌完整、民风民俗真实的唯一原生态明清传统街区。

2024年12月,南京有关部门召开“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研讨会”,提供研讨的“荷花塘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再生方案”,提出了新的工作定位,老城区保护的关注点已经实现了从建筑到街巷再到人的转变,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改善人居环境,提升民生质量。而荷花塘保护工作有望再进一步,即不仅关注住在里面的人,而且关注来到这里的人,保护历史风貌,留住人间烟火,努力实现居住功能、文化功能、景观功能及旅游功能的交互共生。规划与设计专家为此提出了一系列颇具开创性的探索路径。这让我们看到长干里地区的又一种风貌——富于烟火气的传统居民生活区复兴的希望。

值得认真思考的是,在改善居民生活、保护人文资源的同时,如何找准荷花塘历史街区的特色定位,既要传承南京老城南的韵味,又要与夫子庙、老门东、小西湖、大板巷等有所区别,避免同质化。这就需要认真研究发掘当地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以为,“复兴长干里”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在荷花塘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工作中,有意识地融入千年长干里丰富的历史资源、文化元素,使其成为街区的文化底色,也就有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亮色。

脍炙人口的长干里与长干古城遗址公园一脉相承,影响力远超老门西、荷花塘等,更容易对国内外游客产生号召力。从宏观角度说,将大报恩寺遗址博物馆、长干古城遗址公园、悦动新门西文创产业园、凤凰台、愚园园林景观区、荷花塘居民区统筹规划,有利于中华门内外历史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同时,长干里与长江的不解之缘,佐证了南京历史文化在长江文明中的重要地位,“复兴长干里”可以努力成为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南京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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