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起，1000多名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太原两地的战犯管理所，接受教育改造，其中45人，于1956年出庭受审。45人全部认罪，有的甚至求死谢罪，在国际审判中史无前例。
中国政府没有判处一个日本战犯死刑，刑期最高的仅20年，至1964年4月，所有战犯获释。归国后，他们成立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坦诚和勇气，为“中日永不再战”奔走呼号。周恩来总理的要求是:“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工作团的任务是，接收969名苏联移交的日本战犯。周恩来总理的要求是：“一个不跑，一个不死”。
炼人炉 这969名战犯，在苏联服了5年的苦役。二战结束后，被押送到苏联的日本战俘约有60万人。一般士兵服役5年后，被遣返日本。其余3000人被定为战犯的滞留苏联，其中2000人，已被苏联军事法庭宣判，剩下的969人便是引渡对象。起初，969人原日军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找到孙明斋，称他们都是战俘，中日战争已结束，战俘应全部释放。“这里没有战俘，只有战犯。你还是这些战犯中罪行严重的主谋之一。”孙明斋把他呛了回去。藤田茂走了，又来了一名战犯。他称中方是战后新成立的国家，无权关押他们，“违反国际法”。孙明斋指令对这名战犯单独关押，责令做深刻检查。7天后，他在扩音器前，向全体战犯念他写到第4稿的检讨书，承认自己在部队时屠杀过许多中国人，是战争罪犯，并表示今后重新做人。1951年3月，战犯全部迁回抚顺。管理所把80余名“进步”战犯分配到各监所，系统组织反军国主义教育。学习小组很快得到壮大，后来还成立战犯学习委员会。中共在土改时的“法宝”——诉苦运动派上用场。战犯学习小组让一些出身贫寒的战犯发言讲述家史，很多人因此涕泪交加。学习小组还让战犯“对比两种制度下的监狱”。当年的日伪警察、宪兵、特务、狱吏，都被选为发言人。大村忍感触尤深：“过去，这里是关押中国爱国志士的地方。那时这里只能听到拷打声、镣铐声和惨叫声，这里又脏又臭，囚犯每天只能得到一小碗高粱米，还要终日服劳役。我们现在吃着大米白面和鸡鸭鱼肉······我们现在住在这里，人格受到尊重，当局不打不骂，还处处关心我们的健康。真是两种不同制度的社会，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监狱。”700余名校级以下战犯纷纷悔罪。很多战犯还揭发其同僚和上司的罪行。1957年8月至9月，藤田茂等8名服刑战犯提前释放。至1964年4月，所有日本战犯全部获释。 1958年4月24日，藤田茂等8人踏上归途。登陆鹤舞港时，记者问有何打算，藤田茂指着胸前的日中友好协会徽章说：“今后干些什么，要等安顿下来再说。但这件事，我要拼命
去做！”两年后，1960年10月，在中归联第二届全国大会上，藤田茂被推选为会长，此后他连任数届。中归联发起寻找赴日中国劳工遗骨活动。藤田茂6次率团，护送劳工遗骨回葬中国。藤田茂，之后成为日本和平人士的旗帜人物。他带领会员奔赴各地演讲，劝诫民众反省战争。1980年，91岁的藤田茂去世时，身上穿着1972年周恩来赠送给他的中山装。为铭记历史，1988年，中归联集资22万元人民币，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旧址竖起“抗日殉难烈士纪念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