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1900-1995)，原名沈乃熙，字端先，浙江杭州人，文学、电影、戏剧作家，文艺评论家，翻译家，社会活动家。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
△ 夏衍
家境贫困，却年少有为
夏衍的母亲徐绣笙，出生于德清城关镇（现浙江德清县乾元镇）的名门望族徐家。在明清之际，徐家与胡、谈、蔡家合称德清四大家族，他们或在朝廷做官，或经商卓有成效，都拥有大量的财产和很高的声望。
夏衍三岁那年，他的父亲沈学诗就患中风去世。此后，家庭的重担就落到了母亲一个人身上。为了维持一家七口的生计，徐绣笙只得把长子沈乃雍送到德清城关叫“长发当”的当铺做学徒，忍痛把三女儿“送”给了住在苏州的四叔，家里没有劳动力，就把十几亩旱地租给别人种，让二女儿和四女儿做一些“磨锡箔”之类的零活来补贴家用。在夏衍的印象里，母亲虽识字不多，但性格坚强，通情达理，在村里很受尊敬。
△ 童年夏衍与母亲、三个姐姐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夏衍避居德清舅父家，到德清上高小的第二年，徐绣笙带着夏衍的四姐到了德清，当时浙江尚未光复，表兄徐景韩逗夏衍，说：“杭州开始剪辫子了，你敢不敢？”夏衍负气地说：“敢。”于是他就拿出一把大剪刀，剪了夏衍的辫子。
这一年春节，夏衍过得格外高兴，因为他是严家弄第一个剪辫子的人。
过完年，夏衍进了德清县立高等小学读书，1914年毕业。从这一年开始，夏衍家的处境可以用“穷困潦倒”四个字来形容。穷，已经到了几乎断炊的程度，连徐绣笙的几件“出客”衣服和一床备用的丝棉被也当掉了。至于夏衍，小学一起毕业的同学，大部分都进了中学，而他，却因为交不起学费而一直蹲在家里。
为了改善家里的穷困，夏衍决定去做工。
那时一家染坊想要一个识字的学徒，因为夏衍上过学、会记账，就在那里做起了工。快做满一年的时候，浙江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升格为公立工业专门学校，原有的甲种工业学校改为工专的附校，要扩大招生，浙江每县可以保送一两个公费学生，这样，德清县因为夏衍“品学兼优”，把他列入保送之列，学费由德清县政府负责。夏衍在这个学校待了整整五年。
△ 青年时期的夏衍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夏衍受其影响
，开始阅读《时事新报》《民国日报》《新青年》《解放与改造》等报刊上各种介绍新思潮的文章。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夏衍参加浙江学生运动，被选为学生会联合会代表。6月，在《学生杂志》第6卷第6号发表《木棉漂白之过去及将来》一文。10月，参与创办进步刊物《双十》和《浙江新潮》，并以“宰白”的笔名发表文章与“随感录”，抨击当时的社会制度，得到陈独秀的赞赏。
1921年2月，夏衍考入日本北九州户烟盯明治专门学校电机科。
1926年3月，夏衍于明治专门学校毕业，获工学士学位。4月，免试入九州帝国大学工学部冶金科。10月初，夏衍赴东京任国民党中央海外部驻日神田总支部党委、组织部长，在日本各地华侨和留学生中宣传革命，发展党员。
左翼电影运动的领路人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夏衍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左翼电影运动的开拓者。他一生共创作话剧剧本25个，其中19个完成于1927年至1937年，他参与创办上海艺术剧社、“左翼剧联”时期，其中包括《赛金花》《秋瑾》《上海屋檐下》等名篇。
1933年，根据夏衍第一部电影剧本拍竣的同名影片《狂流》首映，轰动一时。之后，他创作、改编多部电影剧本，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中坚人物。此外，我国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包身工》，也出自他的手，时在1936年。
建国后，夏衍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调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和外事工作，并将鲁迅小说《祝福》、茅盾小说《林家铺子》、陶承回忆录《我的一家》等改编为电影。
△《赛金花》
196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小说《红岩》改编为电影，夏衍是第三稿也是终稿作者，署名“周皓”，这部电影就是《烈火中永生》。它是夏衍最后一部改编作品。
为人低调的集邮大家
夏衍喜爱收藏始于少年时代对集邮的迷恋。
大约是在1914年，夏衍看到家中来信上贴着花花绿绿的邮票，便产生兴趣，于是一张张收集起来。在日本求学7年间，他收集了100多枚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实寄封片，在左联时期，他与鲁迅、郁达夫、田汉、阳翰笙等人书稿往来时，都精心存好邮票。抗战爆发，夏衍在颠沛流离、辗转救亡的革命斗争中，仍不忘这一业余爱好。解放后，每逢新邮集发行时，他总是要购置几套。
夏衍收藏的很多珍贵邮品得自上海。据邮商谈佐麟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他先后在南京西路、黄河路设集邮柜台，经营中外邮票和邮学书刊。常有一位风度出众但又十分随和的中年人光顾柜台，挑选清代邮票和中华邮政时期邮票。次数来得多了，就引起周围人的注意。有次，这位沈先生来买邮票，从包里取出一捆钞票，谈佐麟觉得特别，就随口问一句为什么用草绳扎钞票？沈说是刚拿到的稿费。交往久了，才知道他就是夏衍。据透露，夏衍调文化部任副部长后，来沪时还设法找到已搬家的谈佐麟，并问起一部自清代大龙至解放前邮票邮集的下落。
△ 夏衍收藏的“红印花”邮票
夏衍向来自谦，从来不说自己是收藏家，连集邮家也很少提及。
但是，夏衍先生邮票珍品却与他的低调不同，在夏衍的收藏中，大小龙邮票和红印花邮票分量最重、价值亦最高。
大龙邮票是中国第一套邮票，因图幅比后来发行的小龙邮票略大而得名，全套有壹分银、叁分银、伍分银共3枚，先后分3期发行。其中，第一期大龙邮票于 1878-1882年印制发行，因其纸质韧薄略透光而被称为“薄纸大龙”。第二期于1882年印制发行，因印刷时邮票之间的距离被加宽而被称为“阔边大龙”。这期邮票印量小，纸质比较复杂，因而价格较高。尤其是伍分银面值的，印量大约只有20000枚，目前传世旧票已属珍稀。第三期印制发行于 1883-1885年，不透明，无水印，因纸质厚而被称为“厚纸大龙”。夏衍先生收藏的“薄纸大龙”有新票2套、旧票4套，“阔边大龙”有旧票3套，“厚纸大龙”有新票2套、旧票2套，“薄纸大龙”还有四方连新票1套，非常罕见。
△ 夏衍收藏的大龙薄纸邮票四方连（发行时期：1878.7.9）
而小龙邮票是中国的第二套邮票，因其图幅比大龙邮票略小而得名，全套有壹分银、叁分银、伍分银共3枚。这套邮票水溶性强，遇水极易褪色，很难保管。纸质为太极图水印纸，是中国第一套有水印的邮票。小龙邮票先后分两期印刷、发行，第一期印制于1885-1888年，因打孔机陈旧，齿孔参差不齐，绝大部分是毛齿票，故被称为“小龙毛齿”。第二期印制于1888-1894年，全部为光齿票，故称“小龙光齿”。夏衍先生收藏的“小龙毛齿”有新票2套、旧票3 套，“小龙光齿”有新票5套、旧票3套，“小龙毛齿”还有四方连新票1套，“小龙光齿”还有20方连新票1套，均品相完好，极为难得。
△ 夏衍收藏的小龙（毛齿）邮票四方连（发行日期：1885.11.25）
据了解，大龙、小龙邮票均属清代海关邮政邮票，由设在上海的海关总署造册处印制。海关邮政是大清邮政的前身，而不是国家正式邮政，只局限于通商口岸，不能满足当时社会通信的需要。1896年，清政府开办了国家邮政，并改用银元为面值币制，以代替海关邮政时期的关平银，通称“洋银”。当年因正式邮票赶印不及，就在小龙邮票上加盖黑字暂作洋银面值来充当国家邮政邮票使用。这种邮票有加盖小字和大字两种，夏衍先生收藏的“小龙加盖小字”和“小龙加盖大字”各有1套四方连新票。小龙加盖大字邮票，当时加盖数量不多，目前国内流存极少。
此外，夏衍先生收藏的红印花票全称“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属于清代国家邮政邮票。清代国家邮政是在海关邮政的基础上创办的，属国家经营、社会公用的邮政通信事业。清政府自从1896年正式开办邮政以后，邮政业务扩大，增办汇兑、包裹、保价等业务，急需高面值邮票，现有邮票不敷使用，就把上海海关委托英国华德路公司印制的100万枚红色收费凭证中的65万多枚加盖改作邮票。虽然原票票面上有英文“REVENUE”（税收）字样，但因从来没有作为收费凭证使用，所以与税收并无实质关系，其“印花税票”之称有名而无实。红印花邮票流传甚少，向来为集邮家所竞相收藏。加盖面值5种，因加盖字体大小不同，又可分为大字壹分、贰分、肆分、壹元、伍元和小字贰分、肆分、壹元共8种。
△ 夏衍收藏的红印花加盖暂作邮票小字肆分（发行日期：1897.2.2）
据了解，夏衍先生收藏的红印花邮票中，除了缺“小字壹元”外，不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当时均属国内第一，尤其是连票多。如：“大字壹分”有直三连、横双连、四方连、十方连、二十五方连；“小字贰分”有四方连、六方连；“大字贰分”有四方连、六方连、二十五方连；“小字肆分”有四方连；“大字肆分”有二十方连；“大字壹元”有横三连、六方连。其中小字肆分当时只加盖了200枚，夏衍先生有5枚。“大字伍元”当时用于寄国外特重信件、包裹、保险邮件和国内汇票，面值太高，极少有人购买，保存下来的更少，现存世300枚左右，夏衍先生就有2枚。
据1991年2月14日《解放日报》报道，1983年中华全国邮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夏衍先生收藏的红印花邮票与马任全、张包子俊两位集邮家的珍贵邮票一起成为荣誉级展品，并获得全国邮展颁发的荣誉奖牌。
爱集邮也爱书画，迷上“扬州八怪”
夏衍最重要的收藏包括邮票和书画两方面，他藏画的价值一点也不比邮票低。
1955年，夏衍开始涉猎书画收藏，那时，他在工作之余或写作之暇，经常逛琉璃厂画店。他曾在一封书信中记述了自己的收藏历史：“50年代在文化部时，突然对文物发生了兴趣，当时运动频繁，我为了‘苦中作乐’，迷上了‘扬州八怪’和齐白石的作品。”
夏衍认为，“扬州八怪”独辟蹊径，不趋时流，每个人都有鲜明的艺术个性和创新精神，画品好，人品也好。以郑板桥为例，他的作品“以慰天下之劳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也”，这种高尚的道德情操与艺术追求，非常契合夏衍自己从事文艺活动过程中的内在精神，因此他不遗余力地搜求“扬州八怪”的作品。
夏衍收藏的第一张“八怪”的作品就是郑板桥的《兰竹图》：一丛幽兰，一枝修竹，旁边一首七绝：“日日红桥斗酒卮，家家桃李艳芳姿。闭门只是栽兰竹，留得春光过四时。” “文革”前，这幅画一直悬挂在他位于北京东城寓所的书房内。上世纪60年代，曹靖华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花》时，封面上的“花”字便是从夏衍收藏的郑板桥的墨迹中提取出来的。
“八怪”中最难得的是高翔的作品，传世稀少，价格昂贵。夏衍曾说：“收藏‘扬州八怪’的人不少，但收齐的不多，特别是高翔（1688—1753），传世作品很少。但我居然有3幅，其中高翔的《行书诗翰册》是浙江的陈叔通（1876—1966）割爱送给我的。郑板桥的《行书道情卷》，还有八怪之一汪士慎（1686—1759）的《墨梅长卷》，连著名的文博专家徐森玉（1881—1971）见后，都称运气太好了。当时有不少人和我一起跑琉璃厂，邓拓、田家英、阿英等，个人兴趣不同，收藏的目的也各有不同”。
△ 夏衍旧藏 高翔《隶书平楼眺远诗轴》和金农《隶书轴》
画家叶浅予讲过这样一件趣事：“一次，我和他(指夏衍)在王府井和平画店相遇，同时注视新挂出的一幅郑板桥的《兰蕙图》。他说，画很好，可惜地子太差，不值得收藏……从此，我知道夏衍手中已经搜集了不少‘扬州八怪’的精品。”
齐白石笑纳新钞票
夏衍曾收藏过的这幅《玉兰斑鸠图轴》，笔墨老到，精致素雅，是白石老人中期的佳作。
众所周知，玉兰花是知春报恩之花，齐白石曾在一幅玉兰图轴上题“草木逢春君先知”。齐白石笔下玉兰花，总是给人以春风送暖的感觉。白玉兰，花繁而大，洁白芳香，清香远溢，犹如旧字行书雪涛云海，蔚为壮观，是中国著名的早春花木，有“应春花” “望春花”之别号。开花时无叶，又有“木花树” “木笔花”之谓。唐诗有云：“晨夕目赏白玉兰，暮年老区乃春时。”在民间传统上，玉兰花盛开有“莹洁清丽，恍疑冰雪”之赞。如配植于纪念性建筑之前则有象征着品格高尚和具有崇高理想，脱却尘凡之意。
△ 夏衍旧藏 齐白石《玉兰斑鸠图轴》
白石老人的笔下，笔笔也是有道理的。此幅所画的整株玉兰，只放着寥寥数朵花瓣，其余均冷冷的像毛笔尖含苞待放，恰似初春乍暖还寒。玉兰花萼上的细茸毛，特征细节繁多，一般画家很难形神俱备的表达出来。白石老人在结构的处理上也别具匠心，除以粗笔划出斜贯画幅的树干外，树枝和花朵均以淡墨和浅色处理，更突出了枝头两只顾盼生姿的斑鸠，在乍暖还寒之际，报告了春天的来临。
20世纪50年代后期，夏衍与白石老人过往甚密。每当夏衍带着崭新的钞票向老人买画时，白石老人都笑得合不拢嘴。许多书画，老人当场泼墨并题以“夏衍老弟”相称。夏衍收集到不少白石老人的晚年精品之作，如《贝叶秋蝉图》《鼠子闹山馆图》等。
△ 齐白石九十三岁画作赠夏衍《墨蟹图轴》
最珍爱的是纳兰性德手卷
夏衍所有收藏中，有一件堪称国宝的文物就是纳兰性德手卷。
“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是纳兰性德词作《饮水词》中的名句。纳兰性德是大学士明珠的长子，清初著名词人，与朱彝尊、陈维崧并称“清词三大家”。他的词作感情真挚，感染力强；他也工书法，摹习褚遂良的《临本兰亭》。当时人称他为“文敏法华，隐居内景，心摹手追，别出锋颖”。然而，他的墨迹却绝少传世，极为罕见。
这件手卷是夏衍1961年在北京琉璃厂发现的，他一看到这件稀世珍品，当即就用刚收到的2000元稿酬买来了。这件作品是他在所有书画藏品中最珍爱的，为研究纳兰性德的生活与创作提供了极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纳兰性德手卷》夏衍旧藏
时隔几年以后，风云突变。“文革”爆发，纳兰性德手卷从夏衍家中被抄走，下落不明。那座四合院被抄了不下几十次，抄走了三间藏书房的书，最后只还回900多册。而最让夏衍伤心的是他和周恩来总理的合影被统统撕碎、烧掉，“士为知己者死”，夏衍不是一个纠结的人，但这件事情他对别人讲了不止一次。当然，失去的纳兰手卷也是他最惦记的，夏衍曾说过：“其他的东西不见了无所谓，但纳兰性德一定要追回”。
后来在举办林彪罪行展览时，从成批的文物中发现了此卷。又费了许多周折，总算物归原主，这大概是夏衍与此文物前世修来的缘分吧。
人生乐事猫怀里
徐绣笙特别爱猫，并把这一癖好传给了儿子夏衍，童年夏衍时常与猫嬉戏玩耍，猫也成了他的好伙伴。夏衍之爱猫在文艺圈内是有名的。当夏衍八十五岁时，华君武画了他的小像坐在一只大白猫的怀中，黄苗子还题了诗：一个老头八十五，创作生涯五十五。果然有“纸”万事足，却道无猫终身苦。你爱猫来猫爱你，“猫道主义”也可以。不拘黑白拿耗子，人生乐事猫怀里！
△ 夏衍和猫
启功先生和夏衍先生都喜欢猫，启功先生曾说：“猫是通人性的。”他说，夏衍“文革”前家中养有两只狸猫，天天陪伴在他的身边，甚至在他写作时，猫儿就卧在他的写字台上，夏衍对待心爱的猫，就像是家里的成员。但是，“文革”期间，夏衍被关进了监狱，老保姆带着两只猫，在家中等候主人归来。年迈的老保姆贫病交加，未能等到主人归来就去世了，可怜两只猫，只得四处流浪觅食。终于有一天，夏旧字行书衍归来，但老猫已病入膏肓，但它见到主人时，立即围着主人转，这不证明猫是通人性的吗？
改革开放以后，夏衍又养了两只小黄猫，仍钟爱有加。1983年春节时，启功先生特临写了八大山人画的一只猫并书成条幅，给夏衍拜年：“夏老爱猫成癖，不减杜征南之于左传，偶见八大山人此本，固临之以助守书藏并乞教正。”
△ 启功 仿八大山人卧猫
1985年，夏衍85岁寿诞之际，启老又作了十六字令五首，为他祝寿：
猫。性命相依宜最高。须眉气，不在一身毛；猫。公正无私迈贼曹。仓癝内，鼠雀耗全消；猫。履险如夷意自豪。乔柯上，猛虎不能骄；猫。护得琅嬛万卷牢。尊文化，试问有谁教；猫。玉雪波斯万里遥。来异域，介寿胜蟠桃。
这五首十六字令，启功先生曾先抄给黄苗子先生征求意见，并由黄苗子转呈夏老，又引出一段老友间的趣闻。夏老收到这份十六字令后，为表示感谢，特别回赠启功先生一瓶价值不菲的洋酒，托黄苗子先生转送。启功先生得知后，立即想到爱饮酒的好友杨宪益，请黄苗子先生转送给杨老。因住地较远，交通不便未及时送到，这期间，黄苗子先生和启功先生又有诗词唱和。
△ 启功行书 十六字令
苗子先生诗言，“夏公偶得洋佳酿，嘱我携之赠启功；启老情深不肯启，再拜转嘱呈杨雄”，将事情经过详说了一遍。启功先生见苗子诗后，即次韵一首，“东阳夏叟一洋酒一瓶，交黄雷父见惠，功又求雷父转赠杨宪老，雷父有诗”。又言，“仪狄造酒有故实，醉乡我愧王无功。黄壚竟成贸酒户，高歌远迈西江雄。左持东阳百明锡，右代转赠宏农公。宏农好服鲜毒剂，三杯可扰龙天龙”。一只猫，一瓶洋酒，为后世留下了一段佳话。
时代造就了他的收藏眼光
夏衍晚年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一是回忆录的写作，二是捐赠了自己的收藏。
在1990年代，他对自己的藏品做了一系列妥善的处理并完成了其生前的捐赠。
从那时起夏衍陆续向上海博物馆捐赠了纳兰性德手卷和全部邮票，因为他觉得上海是藏邮全国第一的地方；向浙江博物馆捐赠扬州八怪、齐白石等书画94件，因为他觉得浙江是书画重镇；向上海图书馆捐赠了手稿和文献资料；将几乎全部的图书捐给了现代文学馆。后来，后人又把他的手稿等文献资料捐给上海图书馆，把日常生活用品捐给纪念馆，即夏衍旧居，夏衍各种不同类别的东西都找到了归宿。
夏衍捐献的邮票，有一件特别值得一提。那是抗战结束后他在虹口被遣返的日本人摆的地摊上收到的。沈旦华说：“他发现一个日本老太太出售的邮集是日本最早期邮票，而且是实寄封，反映了最早上海和日本通商的情况，他用日文问价，老太太要5000元，真是一笔巨款，按习惯日本人是不会讨价还价的，他想了想，约定明日再来，回去后问我外公借了钱，买了这邮册。1985年日本集邮权威来我家看邮票，见到这邮册，开玩笑讲：‘这是日本的国宝，我用500辆丰田小轿车和你交换，还是让它回日本吧’，老头立即说：‘那么在日本的中国国宝是否也可以归还中国’。当即两人哈哈大笑。可见它的珍贵，最后这邮册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 夏衍收藏的日本古封片
上海集邮协会的负责人说：拥有如此丰富、珍贵的邮票的，恐怕在中国也找不出第二人了。有人曾问上海市集邮协会副会长刘广实，按照邮市的时价，夏公捐赠的邮票价值大约是多少？刘先生想了想说，按1990年的国际邮市行情，夏公所捐的邮品总价值至少在人民币100万元以上。
有一个值得一说的细节是，夏衍在捐献的字画上都盖了一枚齐燕铭刻的印章：“仁和沈氏曾藏”，仁和是杭州，沈是他的本姓，不留全名，是曾藏而不是珍藏，都表明了他不贪功、不占有的态度。由此可推见，他从收藏之初就萌生的捐献意识从未改变过。
公元1995年2月6日，夏衍先生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95岁。
夏衍所收藏的书画作品都是绝世珍品，放到现在可谓价值连城，某些人就说他收藏的眼光高，我认为夏衍并非是对画的鉴赏水平或艺术追求的眼光高。我在思考的是他为什么收藏这些作品？也许是时代造就了他的艺术眼光，也许这些“另类”艺术家本身的为人处世的态度，与夏衍产生了共鸣。这些作品在艺术上的主张、艺术风貌及其创造性吸引了他，也许他更看重画背后的故事，追求更深层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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