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看到 整理的浑河之战相关史料，应该说已经比较充分了。 只是，在浙兵及其将领的问题上，以现在的史料，其实完全可以有更为接近事实的判断了。 明代后期的浙兵，自嘉靖四十年（1561）戚继光请练义乌兵始，至天启元年（1621）最后一支还算有战力的浙兵在浑河南岸覆没，六十年间，历经嘉靖、隆庆、万历、泰昌、天启五朝，足迹南至广东、西至宁夏、北至辽东、东至朝鲜，征战遍历四方，行程不下万里。 然而，有过荣耀，终究会有从荣耀上跌落，有过沉沦，也就会有不甘沉沦的抗争，他们不是处于某个时间节点一成不变的npc，他们是在历史进程中经历着跌宕起伏人生的真实存在过的人。于是，我想从故纸堆里，去寻找他们曾真实存在过的印记，去写一写，历史上真实的浙兵。 这一篇，我想说说那支在浑河边的浙兵，以及带领这支浙兵的戚金和张名世。 先纠正一个广为流传的谬误： 戚金到达辽东后统领的不是三百真定兵，而是浙兵左营，张名世统领的是浙兵右营。 1、束发从少保戎 戚金，字少塘，安徽定远县人，戚继光“族子”[1]，自束发从戚继光于福建[2]。 万历六年，为蓟镇古北口中军[3]。 万历十年，由蓟镇守备升为大水峪游击[4]。 万历十一年二月，升为古北口参将[5]，六月因为没有与南下劫掠的蒙古部队对阵而被革职。 万历二十一年，戚金以经略宋应昌标下游击的身份带领车兵一千名入朝作战[6]，并在平壤之战中成为获得先登之功的将领之一[7]。 万历三十年，戚金获得了他人生中的最高职位——镇守南直隶江南副总兵，此后十七年间事迹不详。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戚金由天津游击调为真定游击，接替他成为天津游击的，是同样在平壤之战中获得先登之功之一的钱世桢，不久之后，他们中的一个将前往辽东，另一个则留下协助徐光启练兵。 援辽前，戚金的履历，大概就是这样了。 根据陈第《贺少塘戚公擢八达岭守府序》，戚金擢升蓟镇守备时为27岁 ，时间在万历六年至万历十年（1578-1582）之间，推算其出生年应在1551-1555之间。 又根据其束发（15-19岁）跟随戚继光于福建，戚继光在福建的时间为嘉靖四十一年至嘉靖四十五年（1562-1566） ，则推算戚金的出生年应该在1543-1551年。 根据上述两则史料取重合部分，那么戚金比较可能的出生年份应该是1551年，浑河之战时（1621年），他已是古稀之年了。 2、最后的戚家军 万历四十七年六月，朝廷命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经略辽东[8]。 万历四十七年八月，辽东经略熊廷弼上《急缺将才疏》[9]，向朝廷请求调取全国将领九十三人赴辽，在这份长长的名单里，有：原任副总兵戚金、副总兵陈策、副总兵陈寅、遵义参将童仲揆、原任南直镇江参将钱世桢。 这一年（1619年），戚金已年近68岁了。 二十六年前的平壤城下，尚有一支“戚家军”余脉[10]，尚有一众“戚家军”的老将吴惟忠、叶邦荣、楼大有、楼必迪[11]。 如今，除了楼必迪80高龄外（卒于1621天启元年三月），其他老将们都已经故去了。 这一次，戚金将一个人出发，去走完“戚家军”的最后一段征程。 （仅以戚金个人而言，他从福建抗倭时期就跟随戚继光，算作“戚家军”成员是没有问题的。） 3、熊廷弼的请求 万历四十七年十月初六，熊廷弼给巡抚保定右佥都御史韩浚去信，请调戚金与钱世桢去辽东统领浙兵[12]。 这里提到戚金和钱世桢是韩浚起用的，或许他们此前已无实职。韩浚起用他们的原因，应该是要协助徐光启练兵[13]。 两个月后，熊廷弼厚着脸皮又讨了一次[14]。 在这次信里，熊廷弼对戚金是有所期待的，因为“戚金亲见南塘将军行事”。此时，距离戚继光去世已有三十年了，世间能得其练兵真传的，大概也只剩下戚金了。 至于后面提到这位善整南兵最后被徐光启留下来练兵的钱世桢，当年在蓟镇兵变时，也是亲历者之一，他的事，就留到今后写蓟镇兵变时再说吧。 4、赴辽，练浙兵！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近督臣拣阅，惟称真定戚金之三百与蓟镇所募之二千，其余则否。 这条史料，大概是浑河之战前，《明实录》中关于戚金仅见的史料了，由此也产生了一个广为流传的谬误，就是认为戚金后来在浑河之战中带领的，只是他带到辽东的这三百真定兵。 但是，戚金练的，确实是浙兵！ 万历四十八年五月，戚金到达辽东，六月间，援辽浙兵到达辽东，熊廷弼在八月十一日给韩浚的信中，提到将“新到”的浙兵归戚金统练[15]，这些新到浙兵的情况，后面会再细说。 那么，如果新到的浙兵是戚金练的，那么张名世又是干什么的呢？难道只是协助戚金练兵？ 其实大家都掉入一个误区了，由于浑河之战中浙兵人数是三千人，而三千人又刚好是一营兵的人数，所以大家往往觉得浙兵只有一营，无非是戚金和张名世谁来练的问题。 但实际情况是，浙兵不只一营，而是有两营，一营的统领是戚金，另一营的统领，就是张名世！ 1、十年牢狱 张名世，字今我，浙江绍兴山阴人，万历二十三年中武榜[16]。 万历三十五年，任云南溆泸参将[17]。 万历三十六年四月，兵部言臣惟滇南之事以得贼复印为第一义乃昨接云南抚镇报捷咨揭斩获有差而阿克郑举尚未有定踪获印七颗而武定府印尚未有着落种种皆可深疑人谓贼党已经过江外所杀获者恐非前日真正之贼又科臣王元翰论参将张名世河下交阯之役屠民抵贼今得无犹踵故智即当日而今日可疑即一人而诸人可疑安可任其叙报而不为勘也 上曰贼首未擒府印未复戕戮甚惨师老无功乃犹屡报捷音岂无掩杀避罪之弊且张名世报功独多尤属可疑着巡按御史一一从公勘来其抚镇二臣姑着戴罪杀贼必以获酋复印方可自赎 万历三十六年八月，兵部言逆贼阿克等宜生缚阙下亟正显诛并议处妄杀报功参将张名世参将康梦相得旨阿克等俱解京正法献俘事临时再议张名世康梦相事情并失去印信巡按御史作速勘报 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庚午诏逮张名世下狱名世云南临元参将先是交岗之役土舍白麟张德胜争地相讐杀名世奉檄勘谕反左祖德胜戮杀交兵以捷闻比武定之役名世已破小甸关不星夜直捣阿克克逸入复城悬募首级一时部兵屠民无筭既又以先斩阿革捏作阿克图结局幸首功 上命拏问之监军参议康梦相革职听勘该道杨俊臣监纪推官许尧咨降级有差 万历三十七年九月，论张名世缓师纵贼杀良罔上罪斩。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戎政兵部尚书薛三才奏，中国御虏长技无如火器，故京军十万火器手居其六，承平日久，人与器多不相习，近查善此技者，无如原任参将今系狱张名世之为工，名世亦自请练成三千人，遇有强虏，愿当一先锋，考正统乙巳之变石亨杨洪皆以重辟系狱，于谦出而用之卒得其力，皇上操不测之权，以鼓舞将吏，何独于众所推毂之张名世而顾靳之也，伏乞敕下该部覆议施行，不报 。 我所能找到的张名世的履历，大致如此。 由于薛三才曾经上奏试图救张名世出狱，因此有人觉得薛三才是张名世的后台，但是薛三才这个上奏的最后两个字是“不报”，这时张名世也并未释放。 张名世出狱的真正契机，是六个月后。 2、帮张名世的出狱的大佬是谁 万历四十七年九月，熊廷弼上《事急需人疏》[18]，点名要张名世去辽东，并委管火器营。 一个月后，熊廷弼又在《与内阁兵部兵科》[19]中说：至于火器断非张名世不可。 在此期间，熊廷弼明显已经有了设“火器两营”的想法，这两营是由“南兵浙兵”组成。这应该也就是后来的“浙兵左营”和“浙兵右营”的雏形。 大概也是因为这两个疏，所以很多人将张名世出狱归之于熊廷弼，包括《绍兴府志》里也这么说： 但是，远在辽东的经略熊廷弼，是如何得知张名世其人的呢？ 真相是，真正帮助张名世最终出狱的人，至少不是熊廷弼。 泰昌元年十月（其实也就是万历四十八年）， 兵部尚书黄克瓒参张名世： 然后，十一月，熊廷弼这暴脾气，不能忍，立马怼回去，写了一篇《申明黄大司寇参张名世揭》[21]，其中提到：“张名世，初不知其为何如人……而张名世遂出，非向我营求出狱也。” 这里熊廷弼说的很清楚，张名世并不是他营求出狱的，这其中出力甚多甚至亲自到牢中与张名世谈论的人，是“阅科”。 那么这个“閲科”是谁呢？ 我翻书找了半天，发现这个人竟然是“阅视边务吏科给事中姚宗文”！ 没错，就是那个在朝廷诽谤熊廷弼，最终导致熊廷弼去职的姚宗文。 然后，我又看了下这几个人的籍贯：张名世是浙江绍兴人，姚宗文是浙江宁波慈溪人，薛三才是浙江宁波镇海人…… 嗯，也就是这样了，至于说具体内幕的话，暂时没有查到更多史料，就懒得猜了。 3、精于火器，管练浙兵 虽然姚宗文后来和熊廷弼反目，但张名世在辽东，确实还是很尽心的。 火器制造方面，张名世所造的炮威力惊人，很是帮熊廷弼长脸，这说明其精于火器之名不虚[23]。 练兵方面，泰昌元年十月十二日，在离开辽东前的最后时间里，熊廷弼专门上了《援将练兵疏》[24]，专门向朝廷汇报了张名世的练兵成果，并表示了他对张名世的认可。此时熊廷弼已经和姚宗文闹掰，如果张名世不堪用或者不听话，大可不必此时专门上疏如此夸赞并请求恢复张名世的参将衔。 也正是根据这个奏疏，可以确定，张名世初到辽东，所管的是南浙营，后来管的是浙兵右营三千人。 前文提到以新到浙兵属戚金统练，而张名世的手下，同样有“新到”的浙兵[25]。这其实是同一批到达辽东的浙兵。 那么，如果有浙兵右营的话，那会不会还有一个浙兵左营呢？会是戚金统练的那个浙兵营吗？ 我当时看到这条史料的时候就这么想过，旁证有一些，但是苦于没有直接证据。直到……我买了李红权点校的《熊廷弼集》…… 万历四十八年十月十七日，熊廷弼上《援将劳苦异常疏》[26]，这篇奏疏未见于《明别集丛刊》中的《熊襄愍公集》，而是收于《经辽疏牍》，只是网上下载的版本里，并没有后面的名单。直到是我在李红权点校的《熊廷弼集》中，偶然发现在这封奏疏后面居然还有一长串名单，其中居然就有“浙兵左营原任副总兵戚金”这几个字，这才最终确定：浙兵左营的统领就是戚金！ 要知道，熊廷弼上《援将练兵疏》和《援将劳苦异常疏》时间，分别为泰昌元年的十月十二日和十月十七日。这是距离他离任，已经没几天了，同样是在十月十七日这天，熊廷弼还上了《奉旨交代疏》，对他离职后的事宜做了最后交代。十一月初三日，他已到京城，上《经过都门谢恩疏》，随后“回籍听勘”。 熊廷弼的奏疏，基本上能够反映在泰昌元年十月底这个时间节点，也就是距离浑河之战发生的四个半月前，戚金统领浙兵左营，张名世统领浙兵右营。 4、张名世与熊廷弼个人关系 张名世在辽东，除了精于火器统领浙兵之外，还有一点特别需要提一下，那就是他和熊廷弼的私人关系应该不错。有段时间熊廷弼染病状态很差，还是张名世帮着给治好的。 一个身在囚牢十年的罪将，能得此信任，也是真的卖力了。 1、南兵虚而猾 李梦阳所列的史料中，提到过一句熊廷弼对南兵的评价：南兵虚而猾，所持筤筅及枯竹枪多不中用。 这个评价确实是熊廷弼做出的，出自《精选援兵疏》[27] 但是，这个评价的时间，是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十五日。此时距离浑河之战还有一年半时间。 这会儿，张名世没到（次年二月到），戚金没到（次年五月到），援辽的浙兵也还没到（次年六月到），练兵更是还没开始……因此拿这个史料来作为浑河之战浙兵战斗力不行的依据，是站不住脚的。 在张名世和戚金到达辽东之前，辽东的“南浙残兵”[28]，其实是萨尔浒之战中打剩下的“南兵”和“浙兵”。张名世初到辽东时所带的“南浙营”，应该就是这些残兵。 这里提一下“浙兵”与“南兵”的区别。 这个问题其实要说个大概容易，但是要真的说清楚来龙去脉，还是有点麻烦的，为此我今后会专门再写一篇关于“南兵”的考证。这里只是简单提一下。 先说南兵，实际上，并不是所有浙江出来的士兵都叫南兵的。以我所见的史料来说，一般来说，在北方设立过南兵营的，其中的士兵会被称为南兵。比较典型的是蓟镇三协南兵，但是却又不限于此，比如同为蓟镇南兵，吴惟忠入朝带去的海防南兵营[29]，其实并不属于戚继光所创的三协南兵营，但是也称南兵，甚至天津[30]、山东[31]都曾设立过南兵营，这当中的士兵，通常也会被称作南兵。 至于浙兵，一般来说，朝廷直接从浙江调募前往战场作战的，会称作浙兵。最典型的比如宋应昌的《经略复国要编》中，称呼吴惟忠所部每次都是用的“南兵”，但是沈茂所部从浙江招募后调往朝鲜的，因此称呼就是“浙兵”[32]。 再强调一下，这只是一个大致的区分，因为实际上史料中不遵循这个区分的例外情况也还是挺多的，有些史纯粹的混用，有些史考虑具体语境和使用场景，对此之后我会写相关文章的时候再细说。 知道了这个区分，那么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什么会叫“南浙营”了，因为萨尔浒之战中打残的“浙江兵”包括了两部分： 一部分是从北方各个南兵营中抽调出来赴辽的部队[33][34][35]，一部分是从浙江直接抽调赶赴辽东的4000人[36][37][38]。 而张名世和戚金所统领浙兵的主体，应该是萨尔浒之战后朝廷再次调募的“浙兵”。 2、两营浙兵的主要来源 万历四十七年六月，魏成忠前往浙江募兵[39]。 万历四十七年十二月，魏成忠称浙江兵勇徤便捷应再募兵四千名[40]。注意，这里的“再募”，说明至少是魏成忠募的第二批了。 万历四十八年二月，浙江巡按吴光龙上《酌议停免征调水兵疏》[41]，从中可知：熊廷弼经略辽东后，魏成忠到浙江所募的第一批浙兵为4600人，第二批续募4000人以及3000水兵。 更重要的信息是：第一批浙兵直至万历四十八年二月仍未到蓟门。 顺便提一句，此前，浙江地方官其实已经多次请求停止调募浙兵了。这一次，浙江巡按吴光龙针对魏成忠的募兵，深感浙江“时势已穷”，惊呼“天下皆王土、皆王臣也，何独浙之赤子可驱而赴疆场之役哉！”并请求朝廷“免调”浙兵。但是，征调如故。在浑河之战后，浙江巡抚苏相茂又上疏乞免调水兵，才终于“从之”[42]。 同月，黄嘉善的《查参将官规避援兵先后疏》[45] ，提到至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初三，也就是第一批浙兵到达辽东时，浙江续募的四千人，还是“原题调募未报发者”的状态。 由此，我们可以基本确定：截止万历四十八年七月初三，到达辽东的浙兵只有第一批的4600人。 至于续募的4000浙江兵何时到达辽东，我目前没有看到比较确切的史料，但是同期题调的管大藩浙江水兵三千人直至浑河之战时仍未到达辽东。 综上，结合前文提到的，戚金到后带的是新到的浙兵，而张名世手上同样有练新到的浙兵，因此我推测浑河之战时，张名世和戚金手上能练的，基本上就是之前的南浙残兵和萨尔浒之后第一批赴辽的4600人。 由于张名世之前是带过“南浙营”的，因此这部分“南浙残兵”可能与4600人一起，共同组成总数6000人左右的两营浙兵。 浑河之战时的浙兵情况，大概如此。但是还有一事不得不说，那就是浙土兵互殴事件。 3、浙土兵互殴。 浙兵在通州，确实是和秦邦屏的石柱土司兵斗殴过一次的。 万历四十八年五月，甲午管理练军事务少詹事徐光启以川浙客兵互斗相伤旋即底定驰奏闻下兵部。[46]戚金 万历四十八年六月，甲寅兵部奏援辽土兵浙兵争斗杀伤，乞赐严旨，切责领兵各官，以肃军纪 ，上以各兵争斗杀伤领兵官钤束何在，著听地方官从公查理，仍各率众星速赴辽，如再逗遛生事，依议从重究处。 更加细节的内容，在薛凤祥的奏疏里。 顺便提一个网上由来已久的小错误，可能是最初发现这个史料的大神一时疏忽写错了，薛凤祥这个奏疏的名字并不是那个《推广要务以备采择疏》，而是叫《客兵斗格居民被害疏》[47]。 因为这次斗殴，浙兵与土兵确实产生了比较大的矛盾，以至于熊廷弼都不想让他们在一个城里[48]。 这里必须说一下，石柱土司兵是陈策和童仲揆带来的[49]，大概本身素质比较高，因此沿途没有扰民。 王在晋特别说了下“所过无犯”[50]，可想而知这在当时怕已经是比较难得了。 对此，熊廷弼也是很认可的[51]： 而浙兵嘛，其实当时连个约束下的统兵将领都没有[52]。 总之，无论怎么说，这种斗殴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以此作为对战斗力的判断的话其实有失公允，比如川军在辽东也有阵子军纪也不是很好惹得熊廷弼吐槽，但是浑河之战人家打的也真是尽力了。因此我觉得凡事还是就事论事，毕竟明代军队不是人民解放军。 至于说浑河之战分开扎营是因为二者嫌隙，我后面会说点自己的看法。 1、两营训练 戚金和张名世的两营浙兵，其实是在一起训练的。 万历四十八年八月，监军道邢慎言讨张名世所部浙兵前往守沈阳，但是遭到了熊廷弼的拒绝[53]，熊表示张名世和戚金还在辽阳练兵，等到今后练成了再拉出来打。 几个月后，直至熊廷弼离职前，其实两营浙兵练的还是不错了：[54] 同样在这则揭帖中，也反映了熊廷弼对于浙兵使用的基本思路。 2、熊廷弼的思路 从泰昌元年十一月熊廷弼离职前夕对于浙兵的定位有两点： 其一，留为宽靉进取时用。 这一带的地形是这样的： 其二，若近日贼略沈奉地方乃平原狂野非此属也。 沈阳附近浑河两岸的地形是这样的。 类似的观点，熊廷弼其实说了不止一次[55]，浙兵、土兵、川兵这几支步兵并不是为了在平原旷野作战的。 因此，后来浙土兵战败于浑河两岸，大概并不是熊廷弼所预期的。 可叹的是，熊廷弼所预期的兵力布置没有实现，但是他所担心的情况，却真的发生了，甚至成为沈阳丢失的关键。 一是贺世贤喝酒误事[56]，而且喜欢自己莽。熊廷弼其实早就苦口婆心劝过了。 二是降夷的问题，讲道理熊廷弼真的是看的明明白白的，话也已经说到这份上了，也就差自己提刀去砍人了[57]。这篇真的全文都是重点所以我就不标了。 在看过熊廷弼的诸多疏牍后，我真心觉得他对时局的判断、对细节的掌控、对作战的布置都是比较切合实际的，他是真的能救辽东的人，只是，他救不了大明。 关于浑河之战，除了《熊廷弼集》中仍有很多值得发掘的第一手史料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手史料，我看到引用的人很少，就是张铨在浑河之战后所写的第二封奏疏《奏报辽危情形请督抚移镇疏》[58]。 这封奏疏的时间，是天启元年三月十四日，此时距离沈阳失陷仅过去一天，八天后，辽阳城陷，时任辽东巡按的张铨自刎而死。因此，这篇奏疏可以说是明朝方面关于浑河之战过程记录最为详实的第一手史料了。 浙兵最后的一战，我觉得已无需多说，都在这个奏疏里了。 《张忠烈公存集》有点校本过的实体书，只是我感觉其中的这篇奏疏点校还是有点小问题。 根据张铨的奏疏，再来讨论关于浙土兵嫌隙导致的分开扎营问题。 我觉得很难下定论说是因为之前的群架造成分开扎营。 陈策本来已经下令各兵回黄山守营了，但是土兵及川兵想要救援沈阳，因此在川兵土兵渡河后，陈策童仲揆选择带着戚金张名世的浙兵在河南扎营，很可能就是为了接应的。 后来，实际也起到了接应的作用，败退下来的邓子龙袁见龙就是走入浙营的。要是骑兵的支援稍微给力点，浙营不破，实际上确实能救下不少人，也不至于后来撤回去的川浙兵再无人统领的地步。 退一步讲，浙营要是真的有记仇，完全不用在河南扎营，撤走回黄山守营就是了。 从午时至浑河到酉时最后一阵炮响，川土浙兵万把人面对人数绝对优势的敌军，从中午（午时）撑到傍晚（酉时），很可以了，浙兵的表现固然不如川土兵，但是我觉得总没什么好黑的了。 其实很多人知道蓟镇兵变以后，会觉得那是南兵退出历史舞台的标志。但是实际上不是的，蓟镇兵变后，吴惟忠、陈蚕仍然参加了第二次援朝，楼必迪还升官了，南兵也还照样守台。南兵的衰亡，蓟镇兵变只是一个节点，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 而浑河之战，这是在财政吃紧、兵源枯竭、将领凋零的大背景下，最后还能拉出来的一支还有点传承和战斗力的浙兵了，所以我觉得，这姑且可以算个终点吧。 最近备考比较紧张，所以这篇也就先这样吧，写的比较匆忙，难免有疏漏和错误，还请指正。
丙寅刑部尚书黄克缵参罪将张名世负三死罪营求出狱求立功自赎今无半箭之功徒云能造火药复官参将何以示劝惩而明国法乎夫援辽有废将有罪将有死罪将必分为三等以斩获之多少为复官之难易如一年内无擒斩二十人以上有废将不得复职无三十以上者罪将不许复职无百人以上者死罪将不许复职若一年以外全无斩获者差官拏回仍旧监禁庶几人心知警敌忾可振国耻可雪得旨罪弁张名世查无斩获功级不准复职余如议行[20]
明年五月，我大清兵略地花岭。六月，略王大人屯。八月，略蒲河。将士失亡七百余人，诸将世贤等亦有斩获功。而给事中姚宗文腾谤于朝，廷弼遂不安其位。宗文者，故户科给事中，丁忧归。还朝，欲补官，而吏部题请诸疏率数年不下，宗文患之。假招徕西部名，属当事荐己。疏屡上，不得命。宗文计穷，致书廷弼，令代请。廷弼不从，宗文由是怨。后夤缘复吏科，阅视辽东士马，与廷弼议多不合。辽东人刘国缙先为御史，坐大计谪官。辽事起，廷议用辽人，遂以兵部主事赞画军务。国缙主募辽人为兵，所募万七千余人，逃亡过半。廷弼闻于朝，国缙亦怨。廷弼为御史时，与国缙、宗文同在言路，意气相得，并以排东林、攻道学为事。国缙辈以故意望廷弼，廷弼不能如前，益相失。宗文故出国缙门下，两人益相比，而倾廷弼。及宗文归，疏陈辽土日蹙，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且曰：“军马不训练，将领不部署，人心不亲附，刑威有时穷，工作无时止。”复鼓其同类攻击，欲必去之。御史顾慥首劾廷弼出关逾年，漫无定画；蒲河失守，匿不上闻；荷戈之士徒供挑浚，尚方之剑逞志作威。[22]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熊廷弼奏：初到土浙各兵休息月余衣甲制备然后发守镇江凤凰城里路各堡作南卫声援
[43]同月五日，熊廷弼在《扶病看边疏》中也提到：“浙兵未全到”[44]。说明至七月五日第一批浙兵4600人已陆续到辽东。
戚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