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十三朝古都（南京建都的十三个王朝）

我们先确定一下古都的评判标准。

首先，建都于这座城的王朝应为正统历史所承认，过渡政权不能算，如新莽政权、武周政权、大顺政权等。

其次，这座城应该是出纳最高政令之所，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不是皇帝和中央官署驻跸之地的“陪都”“别都”则不算。

接下来，就让我们基于上述评判标准，来盘一盘西安与洛阳做过哪些政权的首都。

西安地处关中平原腹地，这座底蕴深沉，积淀厚重的历史名城，得“八百里秦川”天府之资，享“四塞之国”天险之利，进可以长驱东进，荡决天下，退以可据险自守，养兵待时。

如此得天独厚的“用武之地”“形胜之城”，让西安成为了中国历史上很多王朝建都的首选。

历史上最早在西安一带建都的王朝是西周，大约公元前11世纪中叶，周武王克商后，将都城定在了镐京，即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一带，是为西安做都城历史的开端。

公元前771年，西周被犬戎所灭，镐京沦为丘墟。此后，第二个在西安一带建都的是秦，秦自公元前350年迁都咸阳算起，直到公元前206年灭亡，都城一直在咸阳。

目前学界对秦都咸阳的城市范围说法不一，但其和今天西安市的辖区有所重合当是无疑的。故而从这一点上讲，秦都咸阳的历史也可被算做是西安建都史的一部分。

继秦之后，在西安建都的是西汉王朝。汉长安城故址在今西安市西北，当时这里是“四方辐凑并至而会”的大都市，这里承载了汉帝国的勃勃生机，同时也见证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奋发向上和积极进取。

东汉建立后，以刘秀为首的新统治集团将都城迁至洛阳。

到了东汉末年，天下纷扰不断，把持朝政的凉州军阀董卓，迫于关东讨董联军的军事压力，于公元190年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又一次成为了汉帝国的都城。

不过这时的长安城并未给董卓带来长久的安全，西迁长安才仅仅两年，董卓就成了吕布的刀下之鬼，看来所谓的“鹿走入长安，方可无斯难”的预言并未在董卓身上应验。

西晋末年，长安再次短暂扮演了都城的角色。永嘉之乱后，晋宗室司马邺于公元313年在长安称帝，这就是历史上的晋愍帝。当时，西晋王朝已是大厦将倾，颓势难挽。

愍帝君臣在风雨飘摇之中苦苦坚持了四年，最后被迫于公元316年向匈奴人建立的汉国（后改国号为赵，史家称之为前赵）投降。就这样，西晋王朝在长安过完了它最后的光景。

西晋灭亡后，中国北方进入到了十六国时期，在这段遍地狼烟的岁月里，长安先后做过前赵、前秦、后秦三个政权的都城。

北魏晚期，北魏孝武帝元修不堪权臣高欢的欺凌，乃于公元534年率宗室朝臣西奔长安，自此北魏分裂为了西魏和东魏，长安遂成为了西魏的都城。公元557年，西魏权臣宇文护拥立宇文觉为帝，建立了北周政权，依旧以长安为都城。

公元581年，北周全臣杨坚代周称帝，建立了隋朝，杨坚就是著名的隋文帝，中国历史自此步入了辉煌灿烂的隋唐时代。隋朝开国后，杨坚认为汉长安城从西汉沿用至今已经破旧，且常受渭河洪水的侵扰，另外，受所处之地空间狭隘的限制，汉长安城已无继续扩大的余地。

此时，汉长安城已不再适合做新朝的首都，杨坚决定另起炉灶，再建新都。

隋开皇二年，即公元582年6月，隋文帝杨坚命令在汉长安城东南，今西安市市区一带建立新都城。兴建新都城的工作由隋室重臣高颎牵头，具体的营建创制之事则由太子左庶子宇文恺负责。由于杨坚早年曾被封为大兴公，故新都城被命名为大兴城。

公元583年，大兴城完工，隋廷迁入新都。隋朝短命夭亡后，唐王朝继续以此为都，直到唐昭宗李晔在朱温的胁迫下于公元904年迁都洛阳为止。

唐代的长安曾是世界性的大都市，这里见证了初唐的锐气，盛唐的辉煌，同时也见证了中唐的挣扎，晚唐的衰亡。

唐亡后，西安不再被此后的中国历代王朝选为帝都，虽然闯王李自成曾在西安建国称帝，但由于大顺政权不在正统之列，故这段短暂的历史也就不计入西安的建都史了。

由此来统计，曾以西安为都的王朝有：西周、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共计10个。

但是也有两种特殊情况：一是东汉末年，汉献帝被迫迁都长安。但六年后便被曹操迎到了许昌；另一个是西晋末年，晋愍帝在长安只待了3年就亡国。

但东汉、西晋两朝毕竟是正统王朝，且两朝末年在长安定都也都是国家意志主导的行为，因此也可以算上。

这样算下来，西安一共当过12次首都。

洛阳地处中原，地理位置优越便利，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用北宋学者李格非（李清照之父）的话来说，“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严阻，当秦陇之襟喉，而燕赵之走集”。明末清初时期的著名地理学者顾祖禹，则称赞洛阳是“河山拱戴，形胜甲于天下”。

得益于上述优势，中国历史上的很多王朝都看中了洛阳，将其选为了定都之地。

历史上第一个定都于洛阳的朝代是夏朝。据古本《竹书纪年》记载，“太康居斟鄩，翌亦居之，桀又居之”。历史学家分析，这里的夏都斟鄩，就是位于今洛阳下属的县级市偃师西南的二里头遗址。

此后，代夏而兴的商朝也曾将都城定在洛阳附近一带，这座商都就是西亳。西亳地处邙山与洛河之间，其具体位置大致在今偃师西南的尸乡、大槐树、塔庄一带。

周王朝灭掉商朝后，出于更好地控制殷商遗民以及加强对东方新征服领土控制的考虑，在涧水以东，邙山以南，洛水以北，瀍水两岸的地方，建起了洛邑城。

犬戎攻破镐京后，周平王鉴于镐京残破，乃于公元前770年东迁洛邑，此后洛邑便成为了东周王朝的都城，直到公元前256年东周王朝为秦所灭。

东周王朝灭亡后，洛阳再一次成为全国性王朝的都城是在东汉时期。自光武帝刘秀开始一直到汉献帝被董卓胁迫西迁长安为止，东汉王朝一直都以洛阳为都城，号令天下，治理四海。

东汉末年，汉献帝曾一度随曹操居于许都。曹丕代汉称帝后，则将都城又迁回到了洛阳。此后，取代曹魏的西晋继续以洛阳为都，一直到公元311年，洛阳被匈奴人建立的汉国军队攻破为止。

北魏终结了十六国时期的乱局后，中国北方复归于安定。北魏的第七代皇帝孝文帝拓跋宏（后改名为元宏）是一位仰慕汉文化的君主，为了进一步推进汉化改革，他于公元494年将北魏的都城从平城迁到了洛阳，洛阳再度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时代一直以大兴城为都。到了隋炀帝杨广继位后，洛阳的政治地位上升。隋炀帝下令营建东都洛阳，并将都城迁到了这里。

至于隋炀帝迁都洛阳的真实想法是什么，目前有观点认为是隋炀帝想借此脱离关陇军事贵族势力强大的关中地区，进而达到加强皇权的目的；还有说法认为，洛阳当时水陆交通便利，在经济上便于接受来自南方的粮税贡赋。

到了唐代，洛阳的政治地位仍旧重要。唐显庆二年，即公元657年，唐高宗李治下令以洛阳为唐王朝的东都。在武则天时期，洛阳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武则天登基称帝的地方就是在洛阳。

不过，有唐一代的大多数时间里，唐廷的政治中心仍是长安。公元904年，朱温迫使唐昭宗迁都洛阳，在唐朝最后几年的时光里，洛阳成为了唐朝的首都。不过此时的唐王朝已经名存实亡，洛阳城里的皇帝和朝廷已经成了朱温手上的玩物，早已不具备统治天下的号召力了。

公元907年，朱温代唐称帝建立了后梁。后梁都城初在开封，后于公元909年迁都洛阳。公元913年，后梁末帝朱友贞称帝，又将都城改回至开封。除后梁外，在五代十国时期，曾以洛阳为都的王朝还有后唐和后晋。

北宋建立后，洛阳成为了宋廷的西京。宋太祖赵匡胤曾想迁都洛阳，但终因多方反对而作罢。当然，当时北宋也确实不具备迁都洛阳的条件。由于北宋实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在京城驻屯了大量的禁军。

这些禁军平日里需要南方运来的粮米供养，所需甚大，所费甚巨。这就决定了北宋必须以漕运便利的开封（当时叫做东京汴梁）为都，而一旦迁都至洛，由于洛阳没有开封那样的运输条件，那么大量禁军的吃饭问题就会受到影响，国家的治理成本就会大增。所以北宋定都开封确有其迫不得已之处。

洛阳在20世纪30年代，还曾短暂做过国民政府的“行都”。1932年1月28日，日寇在上海挑起了一·二八事变，驻上海的中国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平日里繁华锦绣的上海成了抵御外侮的战场。

由于受日寇兵锋的威胁，国民政府被迫于1月29日做出了迁都洛阳的决定，时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也移驻洛阳，国民政府还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

在洛阳期间，国民党先后召集了两次会议，一是3月1日至6日召开的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会议决定定洛阳为战时首都，西安为陪都，并推选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二是4月7日至12日召开的“国难会议”，并通过了《国难会议宣言》。

此后，由于《淞沪停战协定》的签署，局势暂时缓和，迁至洛阳的国民政府各机关又于同年5月30日迁回南京办公，洛阳短暂的“行都”历史至此也就宣告结束了。

这样通过以上内容可知，历史上曾在洛阳建过都的朝代分别是：夏、商、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公元904-公元907）、后梁、后唐、后晋、中华民国，共计13朝。

通过上文的比较可知，在西安建都的朝代或政权是12个，在洛阳建都的朝代或政权是13个。

所以，洛阳应是那个十三朝古都。

当然了，西安、洛阳在中国历史上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都承续着中华民族自古及今生生不息的生命血脉，堪称是中国历史星空中的“双子星座”，中华文明群山中的“两座高峰”。

今天，当我们行走在西安的街头，徜徉在洛阳的市井，我们依旧能感受到来自于文明深处的厚重博大，依旧能触摸到源自于历史积淀的卓尔不群。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论是谁建都的朝代多，西安和洛阳都同样的卓越，非凡和伟大。

来源：兰台说

一座城市的历史，就是一个民族的历史。

中国对建都选址的历史悠久。

明代时，学者陈建在《建都论》里提出：“按古今天下大都会有四：曰长安、曰洛阳、曰汴、曰燕。四者自昔帝王建都之地也。”

即“四大都会”是西安、洛阳、开封、北京。

20世纪20年代，开始有学术论著将西安、洛阳、北京、南京、开封并称为“五大古都”，逐渐成为公论。

后来，更有“七大”乃至“十大古都”的说法，说法不一。

纵观中国历史，可以发现：无论是古代一统王朝、分裂时期以至近现代，国都或陪都多数设在几个城市或其附近。

尤其是以“五大古都”最受青睐，不但做过多个全国统一政权的国都，地位等级高，而且定都的朝代/国家较多、时间较长。

几个著名古都的积年，按照学术界公认的史学大师史念海先生的计算标准：

西安为1077年、北京为903年、洛阳为885年、南京为450年、开封为366年，安阳为351年、杭州为210年、郑州为355年；若依建都的时间长度顺序，则依次为西安、洛阳、北京、开封、南京、杭州、郑州、安阳。

总体而言，这些能成为国都或陪都的城市，必须符合相关的基本标准要求。

从宏观层面而言，是在全国领土范围内的位置，最好是在全国的地理中心，或者靠近统治集团的发源地；从微观角度而言，是建都地点本身的环境，包括经济、水文、军事、交通等基础条件。

当然，很难有一个地方完全满足这些条件，只能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相对最有利的地点。

于是就会某一时期在两个地方徘徊建都，出现辅京、陪都现象。而且，国都和陪都也往往集中在几个城市身上。

这个现象，既体现了历史的进程，也说明了城市的发展变迁历程。

古都城市的地位变迁，与朝代的更替、城市的自身特点等相伴随，可以大致分为几个历史阶段。

第一阶段，国都多在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迁移。

夏、商朝时，多次迁都。由于其核心领土范围在今河南省一部分，于是除了曾短暂迁都于其它地区之外，主要还集中在今河南省境内。

做为诸侯国的周国，为了向东开拓，政治中心从关中西部不断向东迁移，武王时迁到镐。

不久，武王伐纣而取代商朝，镐京作为首都就显得过于偏西，于是就选定中原地区之中心位置洛邑（今洛阳）营建新都。

于是镐京为正式都城，号为宗周。洛邑是陪都，号为成周。这是中国“双都制”的肇始。

终西周之世，国都始终不迁的原因在于：一是与周人之发源地相近，有政治后盾；二是关中地区自然条件好，有险可守，粮食供应充足；三是离前敌较近，攻防皆宜。

正如《诗经?大雅?民劳》所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惠此京师，以绥四国。”

鉴于西周亡于犬戎等西北民族，东周时将都城东迁洛邑。

秦国在西部发迹，都城几迁，统一六国后定都咸阳。秦朝虽未以中原洛阳为陪都，但代之以皇帝多次全国巡行。

西汉刘邦初称帝时，定都洛阳。这里既是天下之中，又离老家丰沛较近。后来接受娄敬、张良的建议，才西迁长安。

张良认为：

“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

娄、张两人都认为，可以借鉴秦朝定都的经验，关中是刘邦的故地，在依靠关中的险固、富饶自保的同时，可以进取、控制全国形势。

而洛阳，最大缺点是防守比较困难。中州平原是四战之地，伊洛小平原更无险可守。

所谓“东据成皋，西阻崤、渑，背倚大河，面向伊洛”的形胜，只是主张建都洛阳的人的说词。

若真正打起仗来就如张良所说: “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尤其是若国家内部有叛乱，洛阳的安全性更不如西安。

以控内的角度而言，秦朝初期首要应对的是东方六国旧贵族叛乱的潜在危险，西汉初期首要对付的是东方诸侯的割据势力，即内部敌对势力都来自东方，因而定都偏西的关中是低风险选项；

以御外的角度看，秦与西汉面对的最大外敌是北面的匈奴。定都关中，靠近抗匈战场，利于全力御敌。

事实也如此，以关中为政治根据地，秦国收复河套地区，又占河南地建设新秦中，深度地打击了匈奴势力；自汉武帝始国力强盛，沉重打击匈奴，开辟河西五郡、西域地区，疆域向西大幅扩张，因而当时的长安几乎处于全国地理中心。

新朝王莽时，徘徊于西安、洛阳两都间，以长安为西都，打算迁至东都洛阳未果。之后，在位不过三年的更始帝刘玄，先都洛阳后迁长安。

东汉初建，刘秀定都洛阳，主要原因在于：他是从南阳一带起兵，后以黄河以北的河内郡一带作为后方重地，从而一统天下；洛阳的地理交通便利，可节省定都长安的巨额漕运之费；东汉的国力远逊于西汉，面对北方匈奴、西方羌族侵犯，心有余而力不足。

但是，返都长安与维护建都洛阳的争议一直未息，并且杜笃、班固、张衡等官员以“都邑赋”的形式阐发各自的政治见解，各论长安、洛阳的优势。

但东汉一直未返都长安，政治、文化中心都在中原地区，只是皇帝会时常西巡。这也反映了东汉的军事退守与兴复礼乐的两大政治文化思潮。

随后的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各定都成都、南京、洛阳自守。其后的西晋脱胎于曹魏政权，定都洛阳以维持统治。

当时江东少受中原战乱影响且财富充裕，于是司马睿在南京建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战乱频繁，各政权拥地自重。长安、洛阳、安阳、南京、成都等继续被作为国都，也有甘肃武威、青海乐都等一批新都出现。

北周静帝禅让于杨坚，定国号为"隋"，并继承其国都大兴城(今西安)。隋炀帝即位后，为利于漕运、对四方征讨、加强全国经济社会文化交流与商贸发展，迁都洛阳。

唐代隋立，由于做为统治阶层的关陇集团根据地在西北，西方的突厥是主要外敌，因而以长安为国都，同时以洛阳为东都。武则天称帝后则定都洛阳。

唐末，驻节于开封的宣武军节度使朱温，篡唐称帝，建国后梁，就直接定都自己的根据地开封。

从此，长安失去了国都的地位，短暂做过后唐的陪都西京，北宋以后便与国都地位告别了。

所以，国都在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迁移的主要原因在于：西安与洛阳都是国都的优质选项，但各有利弊，哪个也不能占绝对分数优势。

这个特征现象也反映了：

其一，秦、西汉、唐朝的政治根据地都在西北一带，经营多年并依重该地的军事力量取得政权，正如《汉书》中所说的“秦汉已来，山东出相，山西出将。”这样的背景，为他们定都关中地区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其二，若王朝积极进取则定都长安，如秦、西汉、唐朝；若守成自保则定都洛阳，如东汉、西晋以及诸多割据政权。

其三，西安的地理西偏的硬伤，需要以洛阳的居中地位来补救、替代，于是出现了“双都制”。

第二阶段，国都多在洛阳与开封之间徘徊迁移。

五代十国时期，开封、洛阳、南京、扬州、杭州、福州、长沙、广州、太原、成都、江陵等为各割据政权的国都。

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继承后周国都开封。靖康之变，北宋灭亡，赵构在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继位，后迁都临安（今杭州），史称南宋。

南宋军事力量较弱，依靠秦岭—淮河、长江天险以及江南富庶之地而偏安，与金国、西夏和大理形成对峙局面。

契丹部落先定都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巴林左旗) ，后南下中原攻占汴京(今河南开封)为国都，改国号为辽。后来随着内乱、国势衰落，国都回迁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赤峰市宁城县)，后来在辽阳、北京、大同多地建都，政权终被金国、蒙古所灭。

唐末以后，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东移，国都轮替则发生在洛阳与开封之间。

从唐末起，开封成为政治中心，直接原因是控制了唐政权的宣武军节度使朱温驻节于此。朱温强迫唐昭宗迁都于洛阳，自然是便于控制；篡唐而立后梁，就直接定都开封。而且开封利用运河的漕运便利。

但是，接下来便是开封与洛阳的小徘徊期。朱温定都开封不到两年便西迁洛阳，四年后还都开封。后唐灭梁，迁都洛阳。后晋灭唐，两年后定都开封，延续至北宋末年不变。但洛阳也一直作为陪都存在。

北宋也并非完全确定建都开封的。宋太祖赵匡胤曾打算以洛阳为都，但其弟赵光义与群臣都力谏阻之。赵匡胤退一步说到长安建都，“据山河之胜，以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赵光义等人还是坚决反对。

开封是四战之地，无天险可守，便只好用纯粹的武力守卫，北宋戍卫兵力达14万人之众。开封在北宋时也最为鼎盛，是当时世界上的繁华都会。

金末皇帝为了躲避蒙古人的侵略，将国都迁往南京，陪都为开封。后来南京陷落，开封在历史上作为陪都与国都的地位至此宣告结束。

明初，朱元璋仰慕宋朝的制度，有建都开封的想法，但因开封周边水道淤塞，才定都应天为南京，以开封为北京（保持了约十年）。

开封有水利优势，但也是把双刃剑：

秦始皇时，命大将王贲攻打魏都大梁（今开封）。久攻不下，便扒开浚仪渠引水灌城，毁城灭魏；

明末，李自成调集大军围攻开封，官军便扒开黄河大堤，黄河淹没义军，席卷开封，淹死饿死者不计其数，城池遭受严重破坏；

从金代明昌五年到清光绪十三年的六百年间，黄河在开封泛滥40余次，侵入和淹没内城四次，当年繁华似锦的宋城荡然无存，被泥沙埋没在黄土之下。

第三阶段，国都多在北京与南京之间徘徊迁移。

从三世纪至六世纪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江南政权大多选择“龙盘虎踞”的南京作为国都，凭借天然防御工事长江、富庶的地方资源而维护统治。

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先后在黑龙江阿东城、北京、内蒙古宁城、辽阳、开封、大同多地建都，政权在南宋和蒙古的南北夹击下覆亡。党项人在西北部建立的西夏政权，定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被蒙古所灭。

蒙古族建立了大一统元朝，定都大都(今北京)。红巾起义军推翻元朝，朱元璋建国大明，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后来朱棣迁都至顺天府（今北京），以应天府为陪都。建州女真部改国号为大清，入主中原，迁都北京。

北京的北部和东北部是燕山山脉，西部是太行山脉，形成三面半环形包围圈，唯东南是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

靠近北方故土，既有天险可守，也有平原农业经济基础，于是北京成为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后理想的国都。如金、元、清朝皆如此。

1912年，中华民国定都南京，同年北洋政府迁往北京。后来短暂迁都洛阳。1928年完成北伐后迁回南京，陪都重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

综上可见，从西周到唐代的两千年里，国都主要是在西安与洛阳之间徘徊搬迁；唐末到北宋的二百年间，是在洛阳与开封的徘徊时期。这两个时期，实质上是在东西横轴上的位置平移，纬度相差无几。

金朝以后，则是从北京与南京的往复时期，实质上是在南北竖轴上的位置平移，经度相差也很小。

这个规律性现象，既体现了古都城市各自所具有的独特地理、人文魅力，也说明了它们是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产物，其命运、兴衰轨迹与其密切相关。

至于地理风水之说，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