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新路
图 片：作者提供
南新路的中段，有两所小学，一所公立一所私立，公立的名叫南新路小学，我就是从这所小学毕业的。1966年9月，南新路小学开学，我升入六年级。就是这一年，“文革”爆发，每天上学，学生都不用背书包，只要在衣服口袋里揣上一本“红宝书”。我们取下脖子上的红领巾，左臂戴上了“红小兵” 袖章，停课闹革命，整天开大会、喊口号、写大字报。后来，学校也不用去了，我们天天都在玩。在城墙上放风筝、捉蟋蟀，到护城河里游泳、吊行船，去郊外爬野山、捉皮虫……。日子过得飞快，转眼到了1968年8月，我收到南新路小学的通知，让我到苏州阊南中学报到。就这样，既没有领到小学毕业证书，也没有小学毕业典礼，我们直接进入初中二年级。“文革”开始那一年，我12岁，什么也不懂。直到“文革”结束，我才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了一点了解。
1966年8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主席身穿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在天安门上首次接见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表示对红卫兵运动坚决支持。此后，全国各地学校普遍建立起红卫兵组织，红卫兵运动如星火燎原燃遍全国。继“八一八”之后，毛主席当年又七次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共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1100多万人。
后来，“文革”风暴迅速席卷苏城，我居住的南新路也突然变得“热闹”起来了。
1966年9月—10月，苏州红卫兵批斗苏州市委书记柳林。（图片来自《苏州地方志》）
1966年9月—10月间，北京的红卫兵小将一批又一批地南下串联，苏州首批赴京串联的2000多名红卫兵也返回苏州，他们到处煽风点火，高呼“造反”口号。在“怀疑一切，打倒一切” 、“踢开党委闹革命” 的声浪中，苏州市委书记柳林、副书记李执中被批斗、打倒，致使各级党委逐渐陷于瘫痪。
1967年1月初，苏州长风机械总厂造反派开始牵头策划抢班夺权，并于1月25日晚召集苏州其他一些造反派组织的头头，成立“苏州市革命造反派联合总指挥部”，1月26日零时通过苏州广播电台，发表《告全市人民书》，宣布“联合总指挥部是苏州最高权力机构”，夺取了苏州市党政机关大权。2月18日，驻苏部队介入，宣布成立 “毛泽东思想苏州市革命委员会”（简称 “苏革会”）。华林森、施兆祥、汪永珠等人分别担任 “苏革会” 要职。
“苏革会”成立后，各造反派组织为争夺 “苏革会”的领导大权产生矛盾冲突，进而分裂为“支”（支持“苏革会”）、“踢”（踢开 “苏革会”）两大派别。“支派”组成“苏州市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 “联络站”），“踢派”组成 “工学运动革命串联会”（简称“串联会”）。当时，“支派”得到驻苏陆军6307部队支持，“踢派”则得到硕放空军3607部队支持。“支”“踢”两大阵营水火不容，派性斗争愈演愈烈，双方从大字报、大辩论，最后发展到大规模武斗。
1967年2月18日，“毛泽东思想苏州市革命委员会”（简称“苏革会”）成立大会现场。（图片来自《苏州地方志》）
8月23日，“支”“踢”两派在阊门、吊桥一带聚集对峙，南新路由此成为前沿阵地。“踢派”据守南新路一侧，与护城河对岸的“支派”鼓角相望，先用高音喇叭隔岸喊话，后来相互开枪射击，攻防交替，互有伤亡。下午2时许，“踢派”向城外发射凝固汽油弹，导致吊桥西堍南侧的石路68号至86号，上塘街57号至73号，以及鲇鱼墩一带商业闹市区燃起熊熊大火，最终大量建筑被焚毁。著名的赵天禄茶食糖果店、杜三珍熟食店、沐泰山堂药铺、义昌福菜馆、近水台面馆等22家商店以及326间民房被毁，殃及115户居民，461人无家可归。
鲇鱼墩位于阊门外吊桥西堍南侧，阊胥路北端东侧，西起阊胥路，东至南浩街。因巷子里有个土墩，形似鲇鱼，故巷名为“鲇鱼墩”。旧时，随着商业发展规模的不断扩大，石路一带的饮食服务业风生水起，旅社、浴室、饭馆、面馆、酒肆、戏院、书场，一家挨着一家。20世纪初，阊门石路一带存录的马路商号有140多家，后来，有很多商号成为苏州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名店老字号。上世纪60～70年代，虽然物资比较匮乏，但苏州阊门外的石路地区仍然是一个商贸繁华的地方，仅次于古城区的观前街。
这里的各种店铺多达百余家，除了石路商场、长江钟表店、新华书店、公大文具店、沐泰山堂药店、杜三珍熟肉店、复兴回民面店、近水台面馆、赵天禄茶食糖果店、东吴村茶食糖果店、义昌福酒店、老正兴菜馆、元大昌酒店等一大批知名商号外，还有人民剧场、大众电影院、新华电影院、金阊区文化馆、和平书场等多家娱乐场所。其中百年老店赵天禄，苏州城的男女老少无人不晓。以经营茶食糖果出名的赵天禄，始创于清朝乾隆二十八年（公元1763年），历史悠久。因此行内有一传说，苏州名店是“先有阊门赵天禄，后有城内稻香村。”赵天禄不是人名，主人姓赵，“天禄”取意自“天官赐禄”的意思。
“火烧赵天禄”的时候，我就住在南新路，离阊门鲇鱼墩不远。我家住二楼，推开西面的窗户即可看见护城河。我亲眼看见了这场惨烈的武斗。当时我躲在南新路一所民房旁边观战，由于距离太近了，激烈的枪声震耳欲聋，从枪膛里跳出的弹壳掉在石子路上，发出清脆弹跳的声音，引得很多不懂事的小孩哄抢，被持枪的武斗人员大骂：小赤佬（苏州俚语：小鬼的意思），你们不要命啦！
1967年8月23日，“火烧赵天禄”事件现场。（图片来自《苏州地方志》）
当时，“支派”武装人员占据了鲇鱼墩附近的几处楼房，居高临下，用步枪、机枪向护城河对岸的“踢派”扫射，我家的玻璃窗也被子弹打得稀烂。“踢派”武装人员凭借护城河边低矮的民房作为掩护，拼命地发射枪弹反击。这些“踢派”方面的武装人员，主要是二轻抗暴、交通兵团，机械兵团等组织中的一些部队转业复员军人，身手敏捷、动作熟练，具有一定的军事素质，还有一些是红卫兵组织中的初高中学生，初生牛犊不怕虎，舍生忘死地往前冲。最后，“踢派”向“支派”据守的沐泰山堂药铺楼房发射凝固汽油弹，引发大火，“支派”武装人员被迫撤出，这场武斗才告结束。大火从下午2点多开始燃烧，火势蔓延越烧越旺，很快变为一片火海。当晚，鲇鱼墩一带火光冲天，映红了半边天，直到第二天中午大火才逐渐熄灭。
这场武斗声势浩大，双方人员均有死伤，经济损失惨重，政治影响深远，被苏州人称为“火烧赵天禄”（或称“火烧鲇鱼墩”） 事件。这是苏州有名的“文革三把火”之一，另外两把火分别是“火烧医学院”和“火烧葑门孵坊”。
另一次武斗发生在1967年10月7日。那天，驻扎在苏州古城外的“支派”，组织大批人员借口进城送拥军公约，而驻扎在城内的 “踢派”，也组织大批人员借口出城回厂 “抓革命，促生产”，双方造反派在金门南新桥上相遇，发生武装冲突，死伤多人，造成 “金门流血事件”。我就读的南新路小学距离金门不远，武斗发生时，双方人数多达几百人，阵阵口号声、打斗声传进课堂，直入我的耳膜。
这两次大规模武斗，由于都发生在南新路附近，我耳闻目睹刻骨铭心，留下极深的印象，至今心有余悸。
1967年10月7日，“金门武斗流血事件”现场。（图片来自《苏州地方志》）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张建安，男，1954年生于苏州，1970年苏州21中毕业，进苏州开关厂工作。1978年进苏州市机械局职工大学，学习工企自动化专业，毕业后回苏州开关厂技术科工作，先后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2014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