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周嘉希在《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3年第6期发表《美国国会对华议程设置中的“污名化”》（全文约2万字）。
周嘉希在文章中指出，近年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范式”转变，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走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态势难以转变。美国作为二战后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建立者与主导者，在对待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问题上，逐渐陷入“权力转移”与“霸权护持”的现实主义逻辑。中国正处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阶段，美国国会对华议程设置旨在遏制中国不断扩大的国际影响力，以此达到维持其霸权的目的。在此背景下，台湾、香港、新疆等美国长期关注的中国国内议题以及军事安全、经济贸易、科技等议题，均已成为美国的战略棋子，美国政府、国会两党在涉华议题中的“反华”“遏华”调门不断提高。 周嘉希认为，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范式”转变，国会亦成为“全政府”对华战略中的重要一环。通过检索第115—117届美国国会涉华提案、抓取发起提案数量较多的议员涉华推特推文进行框架分析，发现此期间涉嘉希华专门性法案增加，议题广度前所未有，而议员涉华推文与提案之间存在一定的主题属性关联。通过对推文和提案的对比、归纳，可总结出四种框架：主权与人权议题、军事与安全议题、经济与科技议题、新冠疫情议题。美国国会对华议程设置总体呈现出“污名化”的负面倾向，其主要是由国际秩序的相对变化以及美国国内政治的影响所致。 “污名”（stigma）一词源于古希腊，原意指在奴隶、罪犯或叛徒等有污点的人、不洁者身体上用热铁烙下的标记。如今，“污名”一词引申出各种含义。近年来，国际关系中开始引入“污名”研究。 国际关系中的“污名化”一般围绕特定国家的国际形象而展开，包含国家、国际组织、媒体、个人等多个行为体在内的施污者，通过框定特定国家的“他者”意象及其对“我者”主导国际秩序的“威胁”、架构种种涉及受污国的负面话语，为其贴上不受欢迎的标签，利用各种手段影响其国家行为，塑造国际规范，赢得地缘政治竞争。国内已有研究主要勃兴于新冠疫情暴发之后，集中于对西方利用疫情、人权等议题对华进行“污名化”的分析。 美国对他国的“污名化”已有诸多先例，并且在手段方面实现了系统化、结构化。美国惯常利用“侵犯人权”“支持恐怖主义”“非自由民主”等陈词滥调来区分出“他者”，其所划分他国使用的“流氓”（rogue）、“贱民”（pariah）、“失败”（failure）、“修正主义者”（revisionist）、“独裁”（dictatorship）等话语成为区分“文明国家”与其他国家的界限。 本文通过美国国会网站进行检索，共获得2246项涉华提案，通过抓取涉华提案发起数量较高的六位议员推特账号（2018年3月22日至2022年12月31日），共获得6102条推文，运用框架分析，对美国涉华提案、发起数量较多的六位议员推特账号推文进行梳理，归纳指出美国对华议程设置的特点、其中的“污名化”逻辑以及原因。 在美国党派纷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对华强硬几乎成为唯一能够达成跨党派共识的政治原则。第115—117届国会共产生了2246项涉华提案，最后经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有46项，包括“台湾旅行法案”“香港自治法案”“2020年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2018年西藏互惠准入法案”等。 提案最多的是马尔科·卢比奥（Marco
Rubio），达127项。卢比奥、泰德·克鲁兹（Ted Cruz）、汤姆·科顿（Tom Cotton）、克里斯·史密斯（Christopher Smith）、约什·霍利（Josh Hawley）都因在涉港问题上劣迹斑斑，于2020年8月受到中国外交部制裁。从发起议员的党派分布来看，共和党议员占比64.7%，民主党议员占比34.9%。 在所有提案标题中，“台湾”出现46次，“香港”出现14次，“新冠”出现35次，“人权”出现27次，“维吾尔”出现17次。在最后成为法律的提案中，香港议题3项、台湾议题2项、新疆议题2项。除了主权议题外，美国会提案还广泛关注如何限制中国的科技发展、遏制中国在其他区域的影响力等安全与经济议题。 涉华提案较多的月份为2020年5—6月以及2021年2—6月，两个阶段提交的国会提案与对应的重要事件密不可分，第115届与中国直接关联的提案明显少于第116、117届国会。 从推文数量上来看，卢比奥推特账号中的涉华推文最多，其次为里克·斯科特（Rick Scott）。2019年至2020年，议员涉华推文数量居于高位。通过对所有6102条推文文本进行情感分析，得出1481条判定为负面情感的推文，其中卢比奥435条、斯科特365条、科顿230条、克鲁兹215条、霍利188条、班克斯48条。 议员点赞较高的推文均集中于2020年，主要议题包括中国禁播美职篮赛事、香港问题以及新冠疫情。通过对推文文本进行情感词汇分析，可以发现议员推文中的负面词汇超过正面词汇。在所有推文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词汇分别为：“威胁”（threat）416次、 “自由”（freedom）343次、“种族灭绝”（genocide）245次、“权利”（right）216次、“滥用”（abuse）195次、“宣传”（propaganda）176次、“自由的”（free）176次、“病毒”（virus）151次。 通过上述对提案以及推文的整理，可见美国会涉华提案和议员推文两者的议题之间具有一定的主题与属性关联度。推特亦成为美国会议员对华议程设置中的一个环节。涉华推文一般反映出美国会议员对于某项中国问题的意见、态度，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发起数量较多的六位议员之间具有很高的相互关联度，提交的提案内容趋于固定。美国会涉华提案明显体现出对华“竞争性”。其中，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的涉华提案，集中于特朗普政府时期，几位核心议员在推特推文中多次呼吁特朗普采取措施反制中国，同样也会转发特朗普签署法律的动态推文。 通过对提案以及推文的对比、归纳，本文总结出四种框架：主权与人权议题框架、军事与安全议题框架、经济与科技议题框架以及新冠疫情议题框架。 主权与人权议题框架主要指的是台湾、新疆、香港、西藏等问题。美国政府长期以来口头表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然而近年来却逐渐采取“战略明晰”的态度，使得台湾问题成为对华战略竞争中的重要抓手。军事与安全议题框架指向性更为明确，即中国近年来的军力增长“威胁”区域安全，致使美国的地区安全体系受到“冲击”。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对华战略不信任加剧。随着中国军力的增长，美国认为台海受到来自中国大陆的“武力威慑”，中国在南海周边地区的存在影响到本区域的安全与稳定。 经济与科技议题框架涉及中美两国经贸关系。中美之间的经贸往来，一直是两国关系中的“压舱石”。特朗普上台以来，开始奉行单边主义策略，对华开展了前所未有的贸易战和科技战。部分美国会议员称，美国已经对中国产生经济依赖，“威胁”到美国的经济安全。经济议题的另一个抓手是中国科技企业。美国会相关法案明确提出，联邦机构不得使用或采购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的电信设备或服务。疫情议题框架是中美博弈的新兴领域。三年多来，美国从未放弃在新冠病毒溯源问题上的操弄，一直指责中国是新冠病毒的来源、前期的抗疫措施不力，要求采取对华更为彻底的病毒来源调查。多位议员在推文中明确指出，新冠病毒来源于武汉海鲜市场或病毒研究所，要求中国配合溯源调查。 上述四种框架之间均存在相互关联。例如，“中国贸易关系法案”“维吾尔族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等提案将贸易与人权挂钩；另有提案将北京冬奥会与新疆、香港人权挂钩，要求中国取消举办冬奥会或抵制参加冬奥会；有关华为公司以及中兴公司的提案将中国科技企业与贸易脱钩、与美国国家安全挂钩，第116届国会的一项提案要求禁止与使用华为5G技术的国家共享美国国家情报。《2021年创新与竞争法案》则涉及技术通信、外交关系和国家安全、国内制造、教育、贸易等多方面事项，成为一项旨在遏制中国、提振美国竞争力的综合性法案。 美国国会对华议程设置已经呈现整体负面倾向，实质性法案及措施明显增加，以此达到限制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目的，其对华议程建构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115届国会的涉华提案大体都是综合性法案，包括国防授权法案、财政预算案等常规性法案，针对中国某一项具体议题的法案较少。相比之下，第116、117届国会中专门性涉华提案数量明显增加。 议程广泛性主要体现在议题涵盖主权、安全、经济、疫情等多个方面，提案不仅涉及外交，还屡屡干涉中国内政、联动其他相关国家。简而言之，任何与美国所谓“价值观”不符的事件都能成为美国会提案，公然对中国事务实施“长臂管辖”。 根据对第115—117届国会提案数量较多的前20位议员意识形态的统计， 15位共和党议员的意识形态和投票指数赋值分别为2%、0.6，另外5位民主党议员的赋值则分别为81%、-0.3，显示共和党议员立场更偏保守。虽然国会议员意识形态分裂日益严重，但却能在对华态度上形成跨党派共识。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相比温和派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保守派共和党人更倾向于将中国的军事实力与美国的经济竞争视为非常严重的问题。 有学者研究发现，涉华提案的美核心议员发挥着推动作用。当前，绝大多数美国会议员都开通了自己的推特账号，核心议员群体的推特活跃度较高。特朗普政府时期发起涉华提案的推特推文中较多表现出赞赏特朗普对华强硬态度，拜登上台后上述议员的推文具有明显转向，即批评拜登政府对华态度偏软。 “台湾连线”（Taiwan
Caucus）是美国会涉台法案的重要推手，由两党强硬派议员构成，班克斯、斯科特、克鲁兹、科顿、霍利等均是其成员。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长期以来关注中国人权问题、香港问题，强调与中国的经济贸易关系不能忽视人权问题，卢比奥以及克里斯·史密斯均是其成员。除此以外，近年来“自由连线”（Freedom Caucus）、“保守派联盟大会”（CPAC）两大右翼非正式组织同样在中国问题上大肆操弄。 美国国会对华议程设置的“污名化”建构路径已经形成了大约四个层级：第一层级，国会及议员通过发起议案、发送推文、去信政府部门官员，表达对涉华议题的关注、呼吁或谴责；第二层级，要求政府及其相关机构设立专门调查委员会或专员，定期出台调查报告，要求拨款资助相关反华组织团体；第三层级，议员走访相关组织团体以及个人，乃至对台湾地区等地进行窜访；第四层级，要求政府以某项缘由启动对华制裁等。其中，经由参众两院通过、总统签署形成的法律，成为对华议程设置中的最终形式。 美国会对华议程设置“污名化”的原因，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从国际层面来看，二战结束后，美国主导建立了雅尔塔体系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2008年以来，非西方国家整体性“崛起”，尤其是中国整体实力的增长，已经成为国际秩序中最为显著的变化之一，“东升西降”的趋势愈发明显。对华议程设置的“污名化”，正是美国为阻滞中国发展、延缓自身下降趋势所做努力。 在国内层面，美国国会对华议程设置是选举政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当前，美国会选举中的中国因素也变得日益重要。基于两党认为中国对美构成全方位挑战的共识，以及特朗普政府对华发起“政治战”“意识形态战”造成的美国对华认知和民意严重负面冲击，美国会政客基于选举考虑，往往选择迎合民意对华示强，以展现坚定维护国家利益的形象。美国会议员利用“中国因素”作为选举策略屡见不鲜，甚至攻击对手与中国之间的联系，或指责对手对中国过于软弱，美国媒体称其为“抹红”。推特的出现，则使得美国会议员阐发个人观点、与选民进行互动更加便捷，并借此完成政治营销。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长，崛起国与守成国之间的权力转移成为中美两国关系中无法回避的核心课题。一般而言，守成国需要巩固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作为美国三权分立政府体系中的最高立法机构，国会在对华政策中扮演着日益关键且负面的角色。通过第115—117届美国会涉华提案以及提案发起议员群体的推文涉华内容，可以发现美国会对华负面情绪持续堆积，核心议员群体的保守倾向日益明显。 在上述背景下，“污名化”的议程设置成为美国对华战略中的一部分。从美国国会对华议程设置的“信号矩阵”中可以发现，议题范围广度、实质性措施数量均前所未有。三届美国会涉华议题数量增长趋势，体现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对华“污名化”的议程设置必然成为美国政客利用“中国牌”谋求所谓政治利益和维护国家利益的手段。 从另一视角看，克服来自外部的重重困难，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中国需要更加坚定地保持战略定力，有针对性地积极展开一系列政策措施，反击美西方的遏制战略，纠正“污名化”的错误倾向，着力建构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完）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亚非发展研究所、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主办，前身《亚非纵横》
本微信公众号所载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如需转载，请注明作者姓名及出处
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微信公众号
分享战略性、创新性、专业性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