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晋文 郭妙妙
来源：“社会科学杂志”微信公众号
原文刊载于《社会科学》2024年第2期
马行书
悬泉置汉简
在已公布的悬泉汉简中留存有一些汉代西北地区的文书传递记录，其中将传递文书的人员称为“驿骑”。令人费解的是，在相同格式的文书中，“驿骑”有时亦作“译骑”。从以往研究来看，学界普遍认为“译”“驿”相通，“译骑”或称“驿骑”，他们的身份相同，都是驿站的文书传递人员。但根据已公布的简牍资料，“译骑”与“驿骑”能否完全等同还可以进一步深究。本文即以悬泉汉简为中心，讨论与“驿骑”和“译骑”相关的几个问题。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传递文书的“驿骑”
关于“驿骑”，据《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下诏召田横，“横惧，乘传诣洛阳”。颜师古注曰：“传者，若今之驿，古者以车，谓之传车，其后又单置马，谓之驿骑。”高敏先生解释说：“‘驿’同‘传’一样是邮递信息的机构名称，所不同者，‘传’用乘车而‘驿’用乘马而已。”现今已无法确定颜师古所言“其后”具体指的是何时，但汉代骑马传递文书已成定制是毫无疑问的，在悬泉汉简中便有许多记载。举例如下：
此组简文的书写方式符合汉简“邮书刺”的格式。据李均明先生研究：“邮书刺通常分多栏书写，一般为3栏，少则2栏，多达5栏。首栏主要记载传递方向及邮件数量。中栏主要记录邮书的种类（如书、诏书、檄等）及其件数、封泥上的印章（即发文者）、收件人，有的还记录传行方式，邮书始发起程时间。末栏记录邮书在某段邮路传行的始讫时间及经手人。”简1—4较为完整，其内容大致包括了邮书的种类（如“东书”“东军书”）、件数、发文者（如“敦煌太守”“长罗侯”“西域骑都尉”）、邮书在某段邮路传行的起讫时间及经手人。其中，经手人就是各邮驿机构的驿骑。
赵宠亮先生总结了驿骑的三种含义：一是表示驿站所用驿马、驴等大型牲畜，二是表示骑乘传递信息的方式，三是指骑马传递信息的邮驿人员。简牍所见文书传递方式的基本书写格式多为“以……行”，如“以邮行”“以亭行”“以次行”，或“吏马驰行”“吏马行”等。以驿骑传递文书的方式书写为“县厩置驿骑行”，比如：
尚有一些驿骑难以确定属所的名称，如“骍北驿骑”和“稽落驿骑”。值得注意的是，在西北汉简中名为“骍北”的机构除“骍北亭”外，尚有“骍北燧”“骍北塞”，而名为“稽落”的机构有“稽落厩”，负责饲养牲畜。“燧”“塞”“厩”并不算真正意义上的邮驿机构，但却有传递文书的驿骑，其中缘由引人深思。高荣先生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启示，他认为：“边塞地区某些驿是与当地的亭燧、部候等合而为一的。”进而言之，除专门的邮驿机构外，位于交通线上的某些其他机构也可充当驿站，行使传递信息的职能，因而书写邮书刺时便以该文书传递人员的所属机构命名，如“骍北驿骑”和“稽落驿骑”。由此可见，“驿骑”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驿骑”仅指邮驿系统中传递文书的人，而广义的“驿骑”则指在交通主线上所有负有邮书管理责任的机构中骑马传递信息者。所谓驿骑，有时候也由该部门中的其他公务人员兼任。如“入东军书一封，玉门都尉上，建平三年四月己未夜食时，遮要厩吏并受甘井驿苏利”（IIT0214②：239A）。这是玉门都尉发出的一封向东传递的“军书”，由甘井驿苏利传递给遮要厩名叫“并”的官吏。
驿骑也被称为“驿骑卒”，如“永光三年五月驿马驿骑卒廪名籍”（VT1210③：8）。担任驿骑的人，一般是边境郡县的更卒。据悬泉汉简记载：
二、兼作翻译的“译骑”
在相同格式的悬泉文书中，“驿骑”也被写作“译骑”。诸如：
从书写格式来看，这组简文的内容与简1—4基本一致，只是某段路程的经手人即“驿骑”被写作“译骑”。如前所述，学界普遍认为“译”“驿”互通，“译骑”就是“驿骑”。证诸史乘，这一看法可能或多或少受到了前辈学者的影响。《汉书?傅介子传》记载：
本注曰：承秦有典属国，别主四方夷狄朝贡侍子，成帝时省并大鸿胪。中兴省驿官、别火二令、丞，及郡邸长、丞，但令郎治郡邸。
东汉时期省并了大鸿胪的属官“驿官”和“别火”，转由太尉府下的法曹掌管邮驿事务，即“法曹主邮驿科程事”。大约是由于多次改名和属官变动的缘故，致使后世史家误以为东汉时期的“驿官”就是西汉的“译官”，进而认为“驿”“译”互通。其实不然。据《说文解字》记载，“译”指“传译四夷之言者”，而“驿”则解释为“置骑也”。前者与语言翻译有关，后者与邮驿事务有关，二者并不相似。东晋史学家司马彪不可能区分不出“译”和“驿”的区别，而误以为东汉的“驿官”是由西汉“译官”演变而来。从《后汉书?百官志》来看，省并了大鸿胪的属官“驿官”后，邮驿事务交由太尉府下的法曹掌管。至于“译官”，史料并未记载其职位变化，因而不能张冠李戴，以为“驿官”即为“译官”。
出土简牍中，与“译”有关的职务比较常见，并不像是将“驿”随意写成“译”字。如下列简文所示：
我们认为，“译骑”与“驿骑”都是邮驿机构中信息传递人员的身份，不同之处在于部分“译骑”是“驿骑”中通晓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骑手，可以在传递文书的同时兼任翻译，因而在文书中将他们记为“译骑”，与“驿骑”相区分。译骑所乘的官马在简牍中被称为“译马”，官府饲养“译马”不光是为了传递文书，同时兼有送迎各少数民族来往人员的职能，如简IT0111②：35记载：“出茭八十七石，以食译马百一十六匹，送迎诸国客使者，积六百九十六食，食十五斤。”可以想见，若骑手都不通晓少数民族语言，是很难与“诸国客使者”交流，并为他们作导引的。
从正史记载来看，汉代交通线上的邮驿和翻译应是合而为一的。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张骞从匈奴逃出之后到达大宛，请大宛派人送他前往大月氏。“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导绎，抵康居，康居传致大月氏。”《索隐》注：“为发道驿抵康居。发道，谓发驿令人导引而至康居也。导音道。抵，至也。”同一事件在《汉书?张骞传》中记载：“大宛以为然，遣骞，为发译道，抵康居。”颜师古注曰：“抵，至也。道读曰导。”可见在汉代人的观念里，交通主干线上的邮驿事务与翻译事务是不可分割的，只是邮驿事务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翻译事务附属其中而已。
三、专职翻译及兼职翻译
早在先秦时期，我国便已出现被统称为“象胥”的专职翻译。据《周礼?秋官?司寇》记载：“象胥，每翟上士一人，中士二人，下士八人，徒二十人。”东汉郑玄注曰：“通夷狄之言者曰象胥，其有才知者也。此类之本名：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合?名曰象者，周之德先致南方也。”《礼记?王制》对此亦有大致相同的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又《周礼?秋官?司仪》云：“象胥，掌蛮夷闽貉戎狄之国，使掌传王之言而谕说焉，以和亲之。”即翻译人员总称为“象胥”，按所知不同方位少数民族的语言又可分为寄、象、狄鞮和译。
秦汉时期，随着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和扩展，不同民族和不同国家的交往愈加频繁，国家的翻译制度和翻译机构也较前代更为完备。据前引《汉书?百官公卿表上》所记，大鸿胪下专设“译官”令、丞，典属国的属官有“九译令”，专门在民族交流交往中负责翻译事务。除此之外，为了更好地与各少数民族交往，汉朝还在西域各国设置“译长”，如《汉书?西域传下》记载：“最凡国五十。自译长、城长、君、监、吏、大禄、百长、千长、都尉、且渠、当户、将、相至侯、王，皆佩汉印绶。”这些“佩汉印绶”的译长，名义上相当于汉朝的官吏，是汉朝与西域各国交往的语言媒介。王子今和乔松林先生认为，“译长”有可能是“译人”的首领，推测“译长”之下，译员的人数可能还要更多一些。其他国家和地区也设有译长，据《汉书?地理志下》：“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厓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应募者俱入海市明珠、璧流离、奇石异物，赍黄金杂缯而往。……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译长不单负责翻译，有时还兼有出使的职能。
文献中记载翻译人员的日常活动时称其为“译”“译者”或“译儿”。比如：“明年，匈奴单于来朝，宴见，群臣在前。单于怪（董）贤年少，以问译，上令译报曰：‘大司马年少，以大贤居位。’单于乃起拜，贺汉得贤臣。”“译”负责匈奴单于与汉哀帝之间的语言沟通。又如《汉书?匈奴传下》：“使译出塞诱呼右犂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则胁拜咸为孝单于。”“译”在此处承担了通使匈奴的重任。在悬泉汉简中也有相关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汉书》和《后汉书》还记载了较多“重译”现象。据《汉书?平帝纪》：“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诏使三公以荐宗庙。”颜师古注曰：“越裳，南方远国也。译谓传言也。道路绝远，风俗殊隔，故累译而后乃通。”此意为辗转多次间接翻译而后乃通言语。“重译”亦可称为“重九译”或“九译”。西汉贾捐之曾言：“越裳氏重九译而献。”晋灼注曰：“远国使来，因九译言语乃通也。”《后汉书?马融传》载：“南徼因九译而致贡，朔狄属象胥而来同。”李贤注曰：“九译为九重译语而通中国也。”当然，“九译”并不一定是指翻译九次或九种语言，而是泛指由于路途遥远和语种很多，需要将所要传达的信息多次翻译才可互通。
以上所言是国家层面设置的、专门为少数民族首领和国家机构或官员服务的翻译机构和翻译人员。得益于出土材料的发现，我们现在知道了地方机构也设有专职翻译人员。在悬泉汉简中便有一些关于少数民族翻译的记录，例如：
从悬泉汉简来看，专职翻译的人员设置不多，很多时候便由长期生活在少数民族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兼作翻译。比如悬泉汉简中大量记载的“译骑”，以及同是公文传递人员的“译小史”等。按简20所示，敦煌玉门都尉的一封上行文书，前后由悬泉驿小史、平望译小史和万年译小史传递，与悬泉驿小史不同的是，平望译小史和万年译小史都通晓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敦煌地区也有供职于邮驿机构的羌人，如：
关于汉代翻译人员的活动，史籍记载很少，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忽略他们对民族交往和交融的贡献。以《史记?大宛列传》的记载为例：
总之，在汉代丝绸之路交通线上，曾存在着一大批负责传递信息的人群。除了专职翻译，其中部分邮驿骑手还兼任翻译、接待等各色职务，正史中有关他们的记载寥寥无几。有赖于悬泉汉简和其他简牍的发现，他们在国家治理和民族交往中的贡献始为世人所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由于这些普通人物的付出，才使得两汉时期不同文化区域之间的交往，尤其是“汉人”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融更加便捷通畅，为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