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官话（北京官话是什么时候形成的）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1期

“国际中文教育研究”

从泰西视角看清中后期北京话与官话的关系

李焱 孟繁杰 | 文

北京话与官话的关系问题是近代汉语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有的学者认为明清以来北京音一直是官话的标准音,持有这种观点的有王力、钱玄同等。有的学者如远藤光晓、鲁国尧、曾晓渝、张卫东认为南京话或者南京官话是近代官话,特别是明代官话的标准音。这些不认同北京话一直都是明清官话标准音的学者,往往也承认清代后期北京音已经成为标准音这一事实。如鲁国尧认为:“最迟到清代晚期北京话‘终成正果’,成了通语的基础方言,这绝无疑义”;曾晓渝认为:“近代汉语共同语在明代阶段的标准音有可能是南京音,大约直到清代中期之后,汉语共同语标准音的地位才由北京音所取代”;张卫东认为:“北京官话获得现代通行官话标准语地位的时间应是1845年前不久的时候”。有的学者如李新魁、麦耘和朱晓农认为近代官话的标准音是中州音。李新魁也认为“清代中叶以后北京音才逐渐上升为‘正音’”。有的学者认为明清官话的标准音并非具体的方言,如耿振生认为官话乃至于正音只是一个概念,而实际上并不存在,但他根据裕恩1840年所作《音韵逢源》认为“北京音已成为官话的代表”。叶宝奎认为“明清官话音只能是变化了的传统读书音(字音)”,他同时提出:“北京音系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定为国语的标准音,在这之前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从来就不是北京音”;“1913年‘读音统一会’议定的‘老国音’实际上还是明清官话音的延续而不是北京音,亦可为证”。

由此可见,大多数学者都认同至少在清中后期北京话已经上升到标准语的地位。这个问题与北京话和官话的关系有关。以往的论证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以对文献史料的解读为依据的倾向。对此,麦耘、朱晓农提出:“要解决官话基础问题,不能单凭文史资料作判断,而要靠语言本体研究,尤其是历史比较研究”;曾晓渝也主张:“要弄清这些问题,关键须依靠语言本体资料的坐实研究”。清代中后期由西方学者编著的涉及北京话和官话的各种泰西文献数量众多,历时分布均衡。本文在梳理清中后期(1800—1912)泰西文献的基础上,首先从这些文献所反映的语音特点出发,再结合这些文献所提供的文史资料来讨论北京话和官话的关系问题。

一、清中后期反映北京话、官话的泰西文献

明代末年,就有一批传教士如罗明坚、利玛窦、金尼阁等留下了反映当时官话状况的《葡汉辞典》《西字奇迹》《西儒耳目资》等拉丁化注音材料,这类材料一直到清末都有延续。与之相比,西方学者对北京话的关注却比较晚,留下的材料多集中在19世纪以后。

(一)早期论及北京话的泰西文献

18世纪以来,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进一步关注东方的中国。英国政府先后于1793年派出马戛尔尼使团、1816年派出阿美士德使团赴北京商谈通商及外交事宜,虽未达成预期效果,但是加深了英国对中国乃至于北京的认识。此后,一些英国传教士和外交官开始意识到北京话的重要性,出现了一些论及北京话并试图以北京话作为学习对象的著作。这方面的代表人物主要有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罗伯聃(Robert Thom)、密迪乐(Thomas Taylor Meadows)等。

英国传教士马礼逊1807年来华,是率先意识到北京话的重要性的西方人。在1815年出版的《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第1卷的序言中,他对北京话取代官话的趋势做了预测:“官话(Mandarin dialect),通常是江南和河南所说的话,历史上曾定都于两地,因此这些地方的方言要比其他省的方言更有优势,这是基于宫廷(court)的方言更容易在受过教育的人们当中成为标准方言。现在一种鞑靼人的汉语方言正在逐渐占据优势,只要这个王朝长久维持下去,这个鞑靼人的汉语方言最终会盛行”。马礼逊在《通用汉言之法》(1815)、《五车韵府》(1819)中还对北京话一些重要特点做了描述。如:“在北京方言中,h在e或者i前变成sh或s”;“在北京方言中,k在e和i前变成ch或者ts”;“在北京方言中,短促的入声被拉长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他认为当时的北京话尖团已经合流,入声调已经消失。这些现象在中国学者的著作,如《圆音正考》(1743)、《李氏音鉴》(1810)中也得到反映。

罗伯聃1834年来华,编有《正音撮要》(The Chinese Speaker,1846)。这部著作本于粤人高静亭《正音撮要》(1810)一书,其副标题特别指出,这本书“节选自官话著作,用北京话读”。虽然旗帜鲜明地要学习北京话,但这只是反映了罗伯聃的一种心理趋向,同时代的其他汉学家也清楚地认识到这本著作并非北京话。萨默斯(James Summers)说:“然而作者并未曾听人讲过北京话,不得已,他只好遵循他所翻译的一本用来教外省人官话的书,这在读音上未免就产生了一些错误。”艾约瑟(Joseph Edkins)说:“高静亭《正音撮要》中的对白很好,但他未能正确地理解北京话的发音,而译者(罗伯聃)也没有理解对。字汇列有常用的字词,可是没有翻译出来,况且作者是南方人,南方人在试图描写北方方言的时候总不免有一些缺陷,他试图教授北京话正确发音的努力,也因这些缺陷而无法奏效。”罗伯聃的著作把入声的学习作为一个重点,分尖团音,这显然与马礼逊以及中国本土韵书所反映出来的北京音的特点不符。

密迪乐,英国外交官、汉学家,1843年来华,先后在广州、上海、宁波等地任翻译和领事等职。1847年,在广州任翻译期间,他出版了《关于中国政府、人民及汉语的随笔 》 （Desultory Notes  on  the  Government  and  People  of  China  and  on  the  Chinese ) 。该书第5章给出了北京话的单元音表、复元音表、辅音表,第6章中给出了声调表,确实表现出了北京话的特点,如有舌面音,入声消失等。不过,密迪乐的这部著作所记录的北京音,其实只是一个正字法,并没有给出一个完整的声韵配合表,更谈不上对字音作完整地记录了。

(二)系统反映北京话的泰西文献

由于清政府采取了闭关锁国等政策,在觊觎中国庞大市场和资源的动机的推动下,西方国家不再寻求通过正常的外交途径与中国建立往来关系。通过战争手段,西方列强迫使中国签订了《北京条约》《天津条约》等,获得了在北京设立公使馆、把持中国海关贸易等特权。在此情况下,英法美意等国纷纷把培养驻华外交官作为一个重点,学习政府官员特别是北京官员所操北京话成为重中之重。以北京话为学习对象的著作也在这一时期纷纷涌现。

1.英国这一时期仍旧是研究和学习北京话的领头羊,代表人物主要有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司登得(George Carter Stent)、福斐礼(Frederic Henry Balfour)、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翟理斯(Herbert Allen Giles)。

威妥玛是英国研究北京话影响最大的学者。他1842年来华,自1862年起,威妥玛一直在北京从事外交工作。威妥玛最早研究北京话的著作是1859年出版的《寻津录》,对北京话更系统的研究成果是《语言自迩集》,有1867年、1886年、1903年三个版本。威妥玛本人有长期生活在北京的经历,而且一直得到北京人应龙田等的帮助,大大保证了记音的准确性。威妥玛的北京话注音系统影响非常大。英国学者所出的很多北京话的材料,如司登得著《汉英合璧相连字汇》(1871)、福斐礼《华英通俗编》(1883)、禧在明《华英文义津逮》(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How to Learn It,1907)、《一千个有用的汉字集》(One Thousand Useful Chinese Characters,1907)、《袖珍英汉北京方言词典》(English-Chinese Pocket Dictionary of Peking Colloquial,1910)、翟里斯《华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1892)依据的都是威妥玛系统。

2.美国学习和研究北京话的代表人物主要有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富善(Goodrich Chauncey)、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等。

卢公明,美国传教士、外交官,1850年4月来华后主要在福州传教,也有过两次近距离接触北京话的机会。第一次是在1863年3月,他从天津到北京游历;另一次是在1866年8月,他定居天津,到1868年11月才重回福州。1872年,他出版了英汉字典《英华萃林韵府》( Vocab-ulary  and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Romanized in the Mandarin Dialect)。在“前言”中他指出,虽然有人建议他按照南方官话给汉字注音,但是曾经在天津生活的经历使他认识到这种处理方式会带来很多错误,因此按照威妥玛的北京话的注音体系对汉字进行了罗马化处理。富善记录北京话的著作主要有《汉英北京话袖珍词典》(A Pocket Dictionary(Chinese-English)and Pe-kingese Syllabary,1891)和《官话萃珍》(A Character Study in Mandarin Colloquial Alphabetically Arranged,1898),他1865年来华,长期生活在北京,被称为当时北京话说得最好的外国人。狄考文1863年来华,主要在山东传教,除几次游历外并没有长期在北京生活的经历。不过,他与长期生活在北京的美国传教士富善、丁韪良私交甚笃,而且1900年他与在北京贝满女校(Bridg-man School)任教的文爱德(Ada Haven)结婚,这使他对北京话有相当的了解。狄考文与北京话有关的著作主要是《官话类编》(A Course of Mandarin Lessons,1892)和作为该书简编版的《官话初级教程》(A Short Course of Primary Lessons in Mandarin,1900)。

3.法国长期以来就有汉学研究的传统,清中后期以来,出于维护在华利益、与英美等国争夺在华市场的需要,这种学术性的研究开始向实用性研究转向,北京话成为学习的重点。作出贡献的主要有于雅乐(Camille Clément Imbault-Huart)、微席叶(Arnold Vissière)等。

于雅乐,法国外交官、汉学家,有两次进京生活的经历,第一次是在1880年来到北京,任翻译官等,后于1882年离京赴粤;第二次是在1887年,他被派往北京出任翻译和副领事等职,1889年又赴粤任领事。于雅乐编纂的北京话学习著作主要有《法汉语口语手册》(Manuel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A l'usage des Fran?ais,1885)和四卷本的《京话指南》(1887—1889)。这也是法国学者所编纂最早的北京话学习教材之一。1876—1879年,微席叶在法国巴黎东方语言学院学习汉语,1882年2月起,在北京法国驻华使馆出任翻译等职,在北京生活近十年之久。1909年,微席叶出版了《北京官话:汉语初阶》(Premières Le?ons de Chinois Langue Mandarine de Pékin),书名表明是以北京话为学习对象,微席叶也明确指出,使学生能尽快地会说北京话是编写这本书的宗旨。

(三)兼有反映北京话和官话的泰西文献

也有一些著作同时记录了官话和北京话。

英国比较典型的是艾约瑟的《汉语官话口语语法》(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 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1857、1864)和《汉语口语渐进教程》(Progressive Lessons in the Chinese Spoken Language,1862)。《汉语官话口语语法》指出,“北京官话更时髦,但是南京官话通行的地区却更广,因此更适合于本书的描写范围”,还特别收录了一个北京话与官话对照的同音字表,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两者的区别。在《汉语口语渐进教程》中,艾约瑟指出,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是按照标准的官话正字法,而后面则吸收了威妥玛《寻津录》中北京话的一些特点。书后还收了一个附录,用于说明北京话的声调。

美国这方面主要有被称为美国汉学之父的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著作。卫三畏的在京生涯共有13年,为其深入了解和学习北京话提供了有利的条件。1874年,卫三畏编纂的《汉英韵府》出版,收字12 000多个并同时按官话和北京话进行注音,是系统了解当时官话和北京话关系的绝佳材料。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1863年出版了《识字新法,常字双千》这本学习官话的教材,在进京30多年后,对这本教材又进行了修订,1897年出的第二版中将里面的注音由最初的官话音改为北京音。

1902年,由在华基督教传教士成立的中华教育会召开会议,决定为中国官话区设立统一的罗马话注音系统,随后出版了《官话罗马化标准体系》(The Standard System of Mandarin Romani-zation,1904—1905)。《官话罗马化标准体系》收录了一个官话与北京等九地方音的对照表,据此也可以了解当时北京话与官话的状况。

(四)反映官话的泰西文献

在清中后期,以官话为学习对象的泰西文献非常丰富。为系统研究北京话和官话的关系,我们从前面论及的北京话文献中根据时间跨度和国别的多样性等因素选定艾约瑟《汉语官话口语语法》(1857)北京话部分、威妥玛《语言自迩集》(1867)、卫三畏《汉英韵府》(1874)北京话部分、于雅乐《京话指南》(1887—1889)、富善《官话萃珍》(1898)、中华教育会《官话罗马化标准体系》(1904—1905)北京话部分,共计6部文献作为研究清中后期北京话的对象。为与这6部北京话的泰西文献在时间跨度上形成对照,并考虑国别的丰富性,我们选取法国汉学家巴赞(Antoine Bazin)所著《官话语法》(Grammaire Mandarine,1856)、德国罗存德(William Lobscheid)《英华字典》(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with  the  Punti  and  Mandarin  Pronuncia- tion, 1866)、美国卫三畏《汉英韵府》(1874)官话部分、中国内地会(China Inland Mission)《官话入门》(A Primer in the Mandarin Dialect,1887)、英国鲍康宁(F.W.Baller)《英华合璧》(1894)、中华教育会《官话罗马化标准体系》(1904—1905)官话部分,共计六部泰西文献作为研究官话的对象。

二、北京话与官话声母的比较

(一)见组精组的腭化

舌面音[t?][t?‘][?]的产生,是近代音向现代音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舌面元音[i][y]的影响下,精组声母[ts][ts‘][s]和见组声母[k][k‘][h]分别发生腭化而变为[t?][t?‘][?]。1743年成书的《圆音正考》是辨析尖团音的一本著作,学界一般认为这说明当时北京话中见组和精组已经变为舌面音。也有学者对见组和精组腭化的先后顺序做了进一步的考察。如唐作藩认为:“《圆音正考》的作者既然只承认由见组分化出来的[t?][t?‘][?](团音),而不承认由精组分化出来的[t?][t?‘][?],认为这类字音仍应读[ts][ts‘][s](尖音)。这也就表明,见组的分化可能比较早,人们已习惯了,而精组的分化只是刚开始不久的事。”麦耘考察了《正音撮要》(1810),也得出了类似的见组领先于精组腭化的结论。这种精组晚于见组腭化的现象说明二者的全面合流可能要更晚,金基石结合朝鲜文献的对音进一步论证了18世纪是尖团合流的过渡时期,而19世纪初期则是尖团音完全混同的时期。

北京话文献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不分尖团,都腭化为舌面音,如艾约瑟《口语语法》腭化后的见组和精组都用ts、t‘s、s表示。从形式看,虽然精组字用ts、t‘s、s大多表示舌尖音,但是见组字也用同样的符号来表示,说明ts、t‘s、s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变化,只是借用了原来的符号而表示的是二者合流后的舌面音。威妥玛《语言自迩集》和富善《官话萃珍》见组和精组都用ch、ch‘、hs表示,英语中ch经常表示舌叶音[t?],发音位置跟舌面音非常接近,因此在英式拼写方案中也经常用来表示舌面音[t?],hs表示[?]则是通过叠加h和s来表示见组和精组合流后的[?]。教育会见组和精组都用dj、ch、hs表示,教育会拼写方案跟今天的汉语拼音方案类似,其特点是不专门出现送气符号,分别采用了dj表示[t?],ch表示[t?‘]。第二种情况是仍分尖团,不过见组字已经腭化而精组字基本保留舌尖音不变,如卫三畏《汉英韵府》中腭化后的见组字用ch、ch‘、h‘表示,精组没有腭化用ts、ts‘、s表示。于雅乐《京话指南》腭化后的见组根据法式发音用t?、t?‘、ch表示,精组没腭化仍旧用ts、ts‘、s表示,也有少量精组字跟见组字一样,用t?、t?‘、ch表示,如:剂-t?i-tsi、晶-t?ing-tsing,沏-t?‘i、妻-t?‘i-ts‘i,仙-chiènn-siènn、小-chia?–sia?,说明也出现了腭化。

官话文献中仍旧区分尖团,也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见组和精组都没有腭化,如巴赞《官话语法》见组用k、kh、h,精组用ts、ths、s;罗存德《英华字典》和卫三畏《汉英韵府》中见组用k、k‘、h,精组用ts、ts‘、s。第二种是见组开始腭化,如中国内地会《官话入门》、鲍康宁《英华合璧》中见组用k、k‘、hs,其中hs表示的是舌面音[?],而精组字没有腭化,仍旧用ts、ts‘、s表示;教育会《标准体系》中见组字用g、ch、hs,除了hs表示[?]之外,其中的ch也表示舌面音[t?],精组字没有腭化,用dz、ts、s表示。

(二)知庄章组读舌叶音的有无

从《中原音韵》看,“在‘东钟’韵中,有一小韵知章庄三组字合用。在‘支思’韵中,章组字和庄组字合用(只有两个知组字)。在其他韵中,都是知二和庄合并,知三和章合并”,这说明虽然知庄章有合并的趋势,但是合并后还没有完全变成翘舌音,在[i]或者[i-][iu-]介音前仍旧为舌叶音。因此唐作藩将《中原音韵》知庄章分为了知[t?]、蚩[t?‘]、世[?]和之[t?]、翅[t?‘]、诗[?]两套,并认为17世纪初徐孝所著反映北京话的《司马温公等韵图经》里知庄章进行了进一步的合并,变为了翘舌音。

北京话文献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如艾约瑟《口语语法》、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于雅乐《京话指南》、富善《官话萃珍》、教育会《标准体系》中知庄章组除了有少量的变为舌尖音之外,完全继承了《司马温公等韵图经》的格局,没有出现与细音拼合的情况,说明都已经变为了[t?][t?‘][?]。第二种是卫三畏《汉英韵府》知庄章还可以与ih[ih]相拼(参见后面“舌尖后元音[?]的转化情况”部分),说明其仍旧为舌叶音。

官话文献则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存在跟细音相拼的情况。巴赞《官话语法》、罗存德《英华字典》、卫三畏《汉英韵府》都可以跟舌面元音[i]或者[ih]相拼(参见后面“舌尖后元音[?]的转化情况”部分),而且罗存德《英华字典》还可以跟侵、真、清、蒸、麻韵三等字相拼,如:深侵-shin、程清-ch’ing、身真-shin、升蒸-shing、蛇麻-shieh;卫三畏《汉英韵府》还可以跟清、蒸韵三等字相拼,如:城清-ch‘ing、证蒸-ching。这些情况说明官话仍旧具有保守性,保留了一定条件下的舌叶音。第二种跟京话文献相同,知庄章不跟细音相拼,都变成了翘舌音,这些文献主要是出现在后期的中国内地会《官话入门》、鲍康宁《英华合璧》、教育会《标准体系》中。

(三)唇音拼合口呼

在今天,唇音除了跟[u]相拼之外,不能跟合口呼相拼,但是在代表早期北京话的《中原音韵》中存在着唇音拼合口呼的情况。这种现象在《中原音韵》之后也数见不鲜。明末的《西儒耳目资》、清前期的《五方元音》《音韵阐微》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唇音拼合口的现象。

北京话文献中,艾约瑟《口语语法》、威妥玛《语言自迩集》、卫三畏《汉英韵府》、富善《官话萃珍》、教育会《标准体系》中唇音都不再与合口呼相拼。于雅乐《京话指南》中还存在唇音与曾梗通摄读合口呼的情况,如:迸poung、朋p‘oung、梦moung、风foung。

官话文献中,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如早期的巴赞《官话语法》、罗存德《英华字典》、卫三畏《汉英韵府》都可以拼合口呼。其中,巴赞《官话语法》只有轻唇音跟通摄字相拼,如:风foung;罗存德《英华字典》中可以重唇音可以跟宕通臻山摄相拼,如:忙mwáng、蒙mung、盆p‘wán、半pwán,轻唇音只跟通摄字相拼,如:风fung;卫三畏《汉英韵府》中只有m、f与通摄相拼,如:猛mung、风fung。第二种情况则是后期的中国内地会《官话入门》、鲍康宁《英华合璧》、教育会《标准体系》不再与合口呼相拼。

(四)疑影合流后的声母

在《中原音韵》中,对于疑影母开口韵而言,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是疑母和影喻母已经合流,如:爱影=艾疑、隘影=挨疑、呕影=偶疑、按影=岸疑。第二种是不同音,如懊影≠傲疑。第三种是影母和疑母各自独立成组,如:讴鸥沤瓯欧(影)、哦蛾娥峨鹅俄(疑)。学界一般认为第一种情况中合流后的疑母已经变为零声母,而第二、三种情况,特别是第二种情况证明疑母还有一定的独立性,因此把疑母拟音为[?]。明清以降,疑母的存留情况表现不一,“如徐孝《司马温公等韵图经》、兰茂《韵略易通》、樊腾凤《五方元音》、李汝珍《李氏音鉴》中疑母已经消失,与影母完全合并为零声母,而李登《书文音义便考私编》、乔中和《元韵谱》、李光地《音韵阐微》、裕恩《音韵逢源》中仍保留疑母”。

北京话文献主要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以零声母为主,但是疑影母合流后变为[?]的情况也较为常见,这种情况主要是出现在艾约瑟《口语语法》、威妥玛《语言自迩集》、卫三畏《汉英韵府》这三部文献中。对于影疑母合流后的情况,艾约瑟在《口语语法》(1857)中举“欧偶额扼恩哀爱碍凹懊傲安谙暗阿我恶愕”为例,说这些字的声母在北京及临近地区有零声母、ng、g这三种情况。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中特地指出,“a,ai,an,ang,ao,ê,ên,êng,o,où,其发音经常是nga,ngai,ng an,等等。”卫三畏《汉英韵府》中,用ng作为声母标注的疑影母字有30多个。第二种是都按零声母注音,主要包括于雅乐《京话指南》、富善《官话萃珍》、教育会《标准体系》这三部后期的京音文献。

官话文献也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以[?]为主,零声母为辅,这主要包括早期的巴赞《官话语法》、罗存德《英华字典》、卫三畏《汉英韵府》。第二种情况是按零声母注音,主要包括中国内地会《官话入门》、鲍康宁《英华合璧》、教育会《标准体系》这三部后期的北京话文献。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清中后期北京话和官话声母的关系统计如表1:

从表1可以看出,北京话和官话的声母在见组、精组是否腭化上还有较为明显的区分,北京话以腭化为主,官话以分尖团为主;知庄章的读音,北京话以翘舌音为主,而官话早期还有舌叶音的读法,在后期也变为翘舌音;北京话倾向于唇音不拼合口呼,而官话早期唇音还可以与合口呼相拼,在后期也不再与唇音相拼;疑影母合流后,北京话开口韵早期有[?]声母,但以零声母为主,而后期变为零声母,官话早期以[?]为主,后期也变为零声母。可见,在声母方面,北京话主要靠是否分尖团形成与官话的区别性特征,其他特征方面,官话开始向北京话靠拢。

三、北京话与官话韵母的比较

(一)入声韵的有无

历史上的泰西文献 , 标注入声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在主元音上用“ ˇ ”这个符号标调，《西字奇迹》(1605)、《西儒耳目资》(1626)、《通用汉言之法》(1815)等都采取了这种方式。第二种是用同属于喉音的h表示入声韵尾[?],这种方法较早由英国马士曼《中国言法》(1814)开始使用[25]。第三种则使用中国传统的四角标调法,通过在汉字或者拼音的四角圈注来说明其声调。这几种对入声的标注方式在清中后期北京话和官话文献中仍旧有所反映。

北京话文献中大多没有出现独立的入声韵。从标注形式看主要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包括艾约瑟《口语语法》、于雅乐《京话指南》、教育会《标准体系》,没有专门标入声调,也没有h韵尾。第二种包括威妥玛《语言自迩集》、富善《官话萃珍》,也没有对入声专门标调但是出现了h韵尾,主要有eh、ieh、ih、üeh、êrh几种形式,不过这个h尾所标注的对象不限于入声韵,可见这两部文献中并没有独立的入声韵。第三种是卫三畏《汉英韵府》,没有对入声专门标调但是出现了h韵尾标注入声韵,还需要指出的是《汉英韵府》中使用h韵尾标注的是入声,但是也有很多入声没有h韵尾的情况,如:毒-tu、骨-ku、接-tsié、决-chüé。

官话文献中则都有独立的入声韵 , 有三种标注情况 。第一种如巴赞《 官话语法》, 用“ ˇ ”表示入声,但是没有出现独立的入声韵尾。第二种如罗存德《英华字典》、中国内地会《官话入门》、鲍康宁《英华合璧》、教育会《标准体系》,都没有专门的标调符号,入声韵尾都用韵尾h标注。第三种则是卫三畏《汉英韵府》,同时采用中国传统四角标注法和韵尾h标注入声韵。

(二)舌尖后元音[?]的转化情况

在《中原音韵》中存在支思和齐微部的区分,说明舌尖后元音[?]已经产生。不过《中原音韵》收字范围跟今天还不完全一样。《中原音韵》中知组字在齐微部,说明韵母仍旧为[i],还没有向舌尖后元音[?]转化;庄组字都在支思部,说明其韵母已经完成了向[?]的转化;章组字部分在齐微部,部分在支思部,说明仍处在向舌尖后元音[?]的转变过程中。从齐微部的[i]向支思部的[?]转变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时期。叶宝奎认为,在清前期樊腾凤《五方元音》中,“‘知’与‘支’仍然有别”,李光地等编纂《音韵阐微》(1724)“知组章组开口三等韵仍读i”,这说明清前期还没完成向[?]的转化。

北京话文献中舌尖后元音[?]都已经出现,主要分成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已完全实现了[i]→[?]的转变,整体格局跟今天北京话一致。如艾约瑟《口语语法》用?表示这个舌尖后元音[?]、威妥玛《语言自迩集》和富善《官话萃珍》用ih、于雅乐《京话指南》用e、教育会《标准体系》用i.,在形式上都跟这些文献本身所表示舌面元音的i[i]形成了区分,说明已经变为了[?]。第二种情况是还没有完成向舌尖后元音[?]的转变,如卫三畏《汉英韵府》根据是否入声的不同分为两类,非入声字用’表示[?],而入声字则用ih表示[ih],还没转变为[?]。

官话文献中也存在两种情况。第一种是还停留在舌面音的阶段。如巴赞《官话语法》中非入声用i、入声用ǐ标注,罗存德《英华字典》中非入声用í、入声用ih标注,卫三畏《汉英韵府》中非入声用i、入声用ih标注,都跟这些文献中舌面音[i][ih]的标注形式相同。第二种已经不再是舌面音。如中国内地会《官话入门》、鲍康宁《英华合璧》、教育会《标准体系》中非入声用?、入声用?h表示,都跟i这些文献中舌面元音[i]的表示方式不同,说明已经变为了[?]或[??],但由于喉塞尾[?]的存在,距全部变为[?]还有一步之遥。

(三)央元音[]的产生

今天普通话中央元音e[]出现是非常晚的事情。今天读e[]的字从《中原音韵》的归部看,按多少排列,主要是来自歌戈[?]>车遮[?]>皆来[ai]>萧豪[au]>齐微[ei]=支思[?]六部。下面对这些字形成e[]的情况进行分析。

歌戈[?]是一个舌面后元音,车遮[?]是一个舌面前元音,二者合流取其中,变为舌面央元音[]是很自然的。在[]形成的过程中,歌戈部[?]和车遮部[?]所辖字最多,二者的合流对[]的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引导作用。在《中原音韵》中车遮部多带有韵头i,而歌戈部多为开口韵,两者互补,不会形成合流的交集,而随着知庄章之后i韵头的丢失,车遮部开始产生了单元音的[?],这才产生了与歌戈部[?]合流变为[]的机会。林焘和耿振生认为,这个合流在19世纪末的《官话萃珍》中已经完成。

萧豪[au]、皆来[ai]、齐微[ei]作为复元音,支思[?]作为一个舌尖元音,很难直接加入到这种合流中,其辖字演变为[]应该有别的原因。从中古来源看,《中原音韵》中这些演变为[]萧豪部字来自宕摄入声铎韵,其中古音为[ɑk],[ɑ]是一个舌面后元音,位置非常接近歌戈部的[?],因此在入声韵尾k脱落之后,稍微高化就会加入歌戈部,继而与车遮部合流变为[]。实际上《中原音韵》这些“乐愕鳄鹗乐各阁涸鹤”萧豪部字中,“乐鳄鹗乐鹤”重见于歌戈部,也说明了这种演变关系。皆来部字来自曾梗摄入声,主要是德陌麦职四韵,其中古拟音为[?k][?k][?k][ǐ?k],齐微部字“勒得德劾”也是来自德韵,中古拟音为[?k],支思部字“厕瑟涩塞”来自之栉缉德四韵,其中古拟音为[?][et][ǐěp][?k]。这些韵的主元音都非常接近车遮部的[?],因此在入声韵尾k脱落之后,很容易加入车遮部,继而与歌戈部合流变为[]。因此,[au][ai][ei][?]这些韵母形式并不直接参与[]的产生。

北京话文献中歌戈和车遮的分合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歌戈和车遮正在合流当中。如艾约瑟《口语语法》中歌戈用o表示,而车遮除了翘舌声母字用e表示外,牙喉音声母字也可以用o表示,如:合歌戈-ho、客车遮-k‘o、设车遮-she。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中,也有类似的歌戈主要用o、车遮主要用ê、牙喉音字也可以用o表示的情况。卫三畏《汉英韵府》中歌戈则有?、o两种标音,而车遮统一用?。对于歌戈和车遮正处于合流中的状况,威妥玛也指出:“韵母ê跟o有些相混是难以避免的。我曾经努力用满语引导自己,但是发现,尽管本地老师把它们分成不同的韵母,但这几乎不可能”。第二种情况是歌戈和车遮已经合流为[],如于雅乐《京话指南》中歌戈和车遮统一用?、富善《官话萃珍》用ê、教育会《标准体系》用e表示。对于皆来、萧豪、齐微、支思四部而言,因为艾约瑟《口语语法》、威妥玛《语言自迩集》、卫三畏《汉英韵府》还有歌戈没有完全车遮合流,所以这三部文献中仍旧呈现出皆来、齐微、支思入车遮、萧豪入歌戈的趋势,于雅乐《京话指南》、富善《官话萃珍》、教育会《标准体系》中,则与歌戈、齐微合流为[]了。

官话文献中歌戈和车遮还是有严格的区分,如巴赞《官话语法》中歌戈用o表示,车遮用e表示;罗存德《英华字典》、卫三畏《汉英韵府》中歌戈用o\oh表示,车遮用é\eh表示;中国内地会《官话入门》中歌戈用o\oh表示,车遮用ae\eh表示;鲍康宁《英华合璧》中歌戈用o\oh表示,车遮用?\eh表示;教育会《标准体系》中歌戈用o\oh表示,车遮用e\eh表示。对于皆来、萧豪、齐微、支思四部,也呈现出很明显的归类趋势:皆来、齐微、支思归车遮部,萧豪归歌戈部。巴赞《官话语法》、罗存德《英华字典》、中国内地会《官话入门》、鲍康宁《英华合璧》都是这种归并方式。卫三畏《汉英韵府》其萧豪也是归歌戈,齐微、支思归车遮,只有皆来略有不同,其声母原为知庄章的字归车遮,牙喉音归歌戈,如:泽-则-tseh、策-测-ts‘eh、革-格-koh、客-刻-k‘oh。总之,官话文献中舌面前元音和舌面后元音还没有完成合并,因此还没有产生央元音[]，不过,《中原音韵》中歌戈和车遮除了有韵母的差别之外,二者的声母也有区分,歌戈主要跟牙喉音相拼,而车遮主要跟知庄章相拼,二者形成互补。但是随着清中后期官话文献中所反映的萧豪归入歌戈,皆来、齐微、支思归入车遮,二者在声母上的区分也开始变得模糊,新歌戈部仍旧主要是跟牙喉音相拼,但是新车遮部在原来知庄章的基础上,也开始跟牙喉音相拼,这就为二者的进一步合并打下了基础。

(四)蟹摄牙喉音字是否为[i?]

从今天[i?]的来源看,主要来自《中原音韵》的车遮部和皆来部。来自车遮部的,在《中原音韵》中韵母就读为[i?],车遮部的字大多为非牙喉音声母,与牙喉音声母相拼的,只有“蝎歇缬协箧挈洁结竭杰”数字,都是入声字;而来自皆来部的,字数更多,有“阶皆秸喈街解解介戒芥届玠界疥诫犗偕谐鞋械懈獬薤瀣蟹”等,都是蟹摄牙喉音非入声字,在《中原音韵》中韵母读音为[iai],两者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互补关系,并不形成竞争关系。这种两分的格局一直维持了很长时间,在明代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1606)、清代李光地等人编纂的《音韵阐微》(1724)、李汝珍《李氏音鉴》(1810)中都保留有[iai]这个韵母。

北京话文献中都已经不再保留[iai]这个韵母,蟹摄牙喉音字都转化为了[i?]。其中,艾约瑟《口语语法》、威妥玛《语言自迩集》、教育会《标准体系》都用ie表示,卫三畏《汉英韵府》、于雅乐《京话指南》用ié表示,富善《官话萃珍》用ieh表示。

官话文献则都保留了[iai]这个韵母,其中,巴赞《官话语法》、卫三畏《汉英韵府》、中国内地会《官话入门》、鲍康宁《英华合璧》、教育会《标准体系》都用iai表示,罗存德《英华字典》用iái表示。

关于[iai]→[ie]的转变机制,王力认为“自从佳皆喉音字插入了韵头i之后,很快地就起异化作用,排斥了韵尾i,同时韵头i也使主要元音的发音部位提前,变为e”;唐作藩也有类似的看法:“后来主要元音[a]受i介音的影响,前高元音变为[e],i韵尾脱落,声母也腭化为[t?][?]”[24]76。这种说法,从音理的角度很好地解释了[iai]→[i?]的转变。但这些发生了[iai]→[i?]皆来部字都为喉牙音开口二等韵,在《中原音韵》时期就已出现i介音,而[iai]→[i?]的转化是在500多年后才产生,并非很快完成。这说明除[i]介音在起作用之外,还有别的动因。

从域外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蟹摄牙喉音字变为[i?]与舌面音的产生有一定的平行性,大致来说,产生舌面音的,才会出现[iai]变为[i?]的现象。其背后的原因可能是舌面音的产生打破了《中原音韵》以来牙喉音字多分布于皆来部而少分布于车遮部的格局,这本来是[iai]能维持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舌面音的产生,车遮部字原有的牙喉音和精组字都腭化为[t?i?][?i?],这大大扩充了其成员,而皆来部牙喉音字变为[t?iai][?iai]后,与车遮部字就形成了竞争关系。原有的车遮部跟声母的搭配能力更强,除了这些舌面音之外,唇音等都可以跟[i?]相拼,而皆来部的[iai]只能跟舌面音相拼,在这种情况下,促使[iai]向[i?]靠拢,才发生了介音[i]使主元音高化的同时排斥了韵尾[i]的现象。

(五)开口铎药觉三韵的演变

王力等将铎药觉三韵的中古音拟为:铎[ɑk]、药[ǐak]、觉[?k],但铎韵为宕摄一等字,药韵为宕摄三等字,其区别应该主要是韵头,因此我们可以进一步将三韵整理为:铎[ɑk]、药[ǐɑk]、觉[?k]。铎药觉三韵在《中原音韵》中主要是出现在萧豪和歌戈部中。其中萧豪部的读音具有独立性,说明铎药觉三韵发生了复元音化的现象,其演变过程如下:

铎[ɑk]、药[ǐɑk]、觉[?k]→铎[ɑ?]、药[ǐɑ?]、觉[??]→铎[?w]、药[ǐ?w]、觉[?w]→铎[au]、药[ǐau]、觉[au]

读为歌戈部的则只是经历了入声韵尾脱落后形成单元音韵部的归并。其演变过程如下:

铎[ɑk]、药[ǐɑk]、觉[?k]→铎[ɑ?]、药[ǐɑ?]、觉[??]→铎[?]、药[ǐ?]、觉[?]

还需要说明的是,《中原音韵》中绝大部分歌戈部字,如“泊箔薄铎垩鄂鹗鳄缚鹤镬烙酪乐掠略洛络落莫寞幕虐诺若弱蒻学药约岳钥跃凿浊着濯镯”等也重现于萧豪部,只有“垩鄂缚”仅出现在歌戈部,说明《中原音韵》中铎药觉三韵归并的大趋势是走复元音化[au]的道路。

今天的普通话中,铎药觉三韵仍旧存在读同萧豪部[au][iau]的,但原有的很多萧豪部字已经读同歌戈部;原来读为歌戈部的单元音在吸纳了萧豪部转化来的字后,发生了新的变化,其中[?]在牙喉音后变为了[],在唇音后变为了[o],其他声母后则发生了裂化变为[uo],[i?]在翘舌音后转变为[uo],而在非翘舌音后转变为[i?]→[iuo]→[ye]。总之,今天铎药觉三韵归并的大趋势是走歌戈部[/o]的道路,跟《中原音韵》已经不尽相同。

北京话文献中铎药觉三韵主要有下面几种形式:

(1)都有读同萧豪部的用法,如艾约瑟《口语语法》用au、iau表示,威妥玛《语言自迩集》、卫三畏《汉英韵府》、富善《官话萃珍》、教育会《标准体系》中用ao、iao表示,于雅乐《京话指南》中用a?、ia?表示。

(2)在朝歌戈部的转化中,除了艾约瑟《口语语法》只有o还没有出现裂化为[uo]的形式外,威妥玛《语言自迩集》、卫三畏《汉英韵府》、于雅乐《京话指南》、富善《官话萃珍》、教育会《标准体系》都已经出现了[?]裂化为[uo]的现象。不过除了教育会《标准体系》之外,这种裂化都还没有完成,[?]不限于跟在唇音后面。

(3)在艾约瑟《口语语法》、威妥玛《语言自迩集》、卫三畏《汉英韵府》、于雅乐《京话指南》、富善《官话萃珍》中,仍旧保留[i?]的各种形式,同时,除了艾约瑟《口语语法》不存在[?]的裂化之外,产生了[?]的裂化现象的威妥玛《语言自迩集》、卫三畏《汉英韵府》、于雅乐《京话指南》、富善《官话萃珍》在[i?]的基础上都产生了[ye]的形式,教育会《标准体系》甚至只存在üe[ye],而没有[i?]。其音变形式为[i?]→[iuo]→[ye]。

(4)在艾约瑟《口语语法》和威妥玛《语言自迩集》中,跟在牙喉音后面的铎药觉三韵与跟在其他声母后面没有区别,都是用o表示,说明这三韵的合流还没有变为[]。在卫三畏《汉英韵府》中用?、在富善《官话萃珍》中用ê单独标注这种牙喉音后的韵母,来与跟在其他声母后面的韵母进行区分,说明铎药觉三韵合流后已经变为了[]。于雅乐《京话指南》对于合流后的车遮和歌戈都用?表示,说明?可以表示[],但是同时铎药觉三韵合流之后也可以用?[?]表示,说明?是一个符号兼表两个元音,因此,铎药觉三韵合并后,跟在牙喉音后面的?,表示[][?]都是有可能的。教育会《标准体系》由于收字较少,没有出现跟在牙喉音后面的情况,因此不能推断是否已经分化出了[]。

官话文献表现得非常一致,铎药觉三韵合并后只有[?]或者[i?]。其中巴赞《官话语法》用o、io表示,罗存德《英华字典》、卫三畏《汉英韵府》、中国内地会《官话入门》、鲍康宁《英华合璧》、教育会《标准体系》都用oh、ioh表示。这些文献中也有少量其他形式,中国内地会《官话入门》也出现了eh的形式,如:胳-keh,教育会《标准体系》中出现了ao、eh、üeh的形式,如:雹芍-ao、壑胳涸貉泊-eh、桷镢榷-üeh。因此,官话文献从整体上看,没有出现 [?]裂化为[uo]的现象,因此也没有出现[i?]→[iuo]→[ye]的过程。同时,无论是在牙喉音还是唇音后,都是用o或oh表示,说明也没有发生[]和[o]的分化。

可以看出,在《中原音韵》中,铎药觉三韵的合流主要是走复元音韵部的道路,官话文献主要是走单元音韵部的道路,而京话文献乃至于今天的北京话是走介于两者之间的道路,在保留复元音[au][iau]的同时,吸纳了官话文献的[?][i?],并通过元音的裂化发展出了[uo][ye],通过分化在唇音后发展出了[o],在喉牙音之后发展出了[]。

(六)德陌麦开口字的演变

在今天的普通话中,德陌麦三韵开口字的韵母主要有o、e、ai、ei四种形式。从分布来看,o主要出现在唇音后而e不能出现在唇音后,二者互补,可以看作变体关系。ai来自陌麦韵,主要出现在唇音和翘舌(知)后,ei来自德韵,主要出现在舌尖音、喉音、边音之后,也有偶有唇音字“北”,也可以看作互补的变体关系。因此,今天德陌麦三韵可以分成单元音的e\o和复元音的ai\ei两组。

北京话文献中德陌麦三韵都分成了单元音和复元音两种,可以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单元音来自德陌麦三韵的合流,合流后只有o一种形式;复元音则德韵和陌麦韵有区分。艾约瑟《口语语法》,单元音只有o这一种形式,复元音中ai来自陌麦韵,ei来自德韵;于雅乐《京话指南》单元音只有?一种形式,复元音中a?来自陌麦韵,è?来自德韵。第二种情况跟今天普通话的格局完全一致。单元音来自德陌麦三韵的合流,根据声母唇音与否,分成了o\e两种形式;复元音仍旧有德韵和陌麦韵的区分。威妥玛《语言自迩集》、富善《官话萃珍》,单元音中,跟在唇音后用o表示,跟在非唇音后用ê表示;德韵用ei表示,陌麦韵用ai表示。教育会《标准体系》中o出现在唇音后,e出现在非唇音后,麦韵用ai表示。第三种情况是卫三畏《汉英韵府》,单元音有o(oh)和?(?h)两种形式,对于o的发音,卫三畏认为跟long中的o、law中的aw是一样的,而?的发音,跟威妥玛中ê的发音是一样的[29]xix,可见o的发音为[?],?的发音为[]。不过,实际上卫三畏对o和?的使用没有明显的区别,不是以声母是否为唇音作为条件。卫三畏《汉英韵府》的复元音中,ai来自陌麦韵,ei来自德韵,跟其他京话文献一致。

官话文献中德陌麦已经合流且都保留入声形式。如果细分,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如巴赞《官话语法》合流形式为ě、罗存德《英华字典》、中国内地会《官话入门》、鲍康宁《英华合璧》、教育会《标准体系》为eh,其中,巴赞《官话语法》还存在ěi的形式,如:北-百-pěi,从语音的发展来看,i韵尾很难与入声共存,因此不排除这是一种对北音的仿拟形式;其他仿拟北音的还有ěe的形式,如:得-德-těe,其中ě是官话的形式,而e是北音的形式,两者拼合在一起。教育会《标准体系》也偶有oh的形式,如:擘-boh、扼-oh。第二种形式如卫三畏《汉英韵府》:德陌麦三韵合流,但是依据声母的不同分化,其中oh与牙喉音和唇音相拼,eh与翘舌、舌尖、舌面、唇音m相拼。

从《中原音韵》的情况看,德韵主要在齐微部,韵母主要为[ei],陌麦主要在皆来部,韵母主要为[ai],这与北京话文献乃至于今天普通话的形式是一样的。这种复元音形式的韵母是中古音经历了德[?k]→[??]→[ei],陌[?k]→[??]→[ai],麦[?k]→[??]→[ai]的演变过程发展而来。不过,德陌麦三韵在《中原音韵》中并没有出现分e\o和ai\ei两组的格局,北京话文献中的单元音也不是自然产生的。从与官话文献的比较看,官话文献中德陌麦三韵合流后以单元音为主,因此北京话的单元音很可能是吸收了官话音之后,对原有的部分[ai]和[ei]产生了替换,后又依据声母是否为唇音的不同,产生了e\o的分化。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对清中后期北京话和官话声母的关系统计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除了舌面音[i]向舌尖后元音[?]的转化,呈现出清后期官话向北京话靠拢的特点之外,北京话和官话的韵母的区别特征还很明显。

清中后期的这些泰西文献中时常涉及官话和北京话的讨论,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即使是以北京话作为学习对象的文献,对北京话和官话也没有等同视之。

学者大多认为官话使用的区域和人群更广。如马礼逊在《华英字典》第1卷序言中说:“官话(Mandarin dialect),通常是江南和河南所说的话”。《通用汉言之法》中说:“官方的发音,欧洲人称为官话(Mandarine Tongue),这是由官方人员和整个帝国受过教育的人士所使用的。”罗伯聃《意拾喻言》(1840)中说:“在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中,官话是一种普遍流通的语言。它是这里所有受过教育的人的交流媒介,就像法语可以用于欧洲不同国家交流一样:任何想旅行的年轻人—无论是出于商业或娱乐目的,还是想进入公职部门,甚至想在大城市开店—都必须学会流利地说官话。”艾约瑟《口语语法》认为:“官话方言实质上是长江以北各省、四川、云南、贵州,以及湖南和广西部分地区所使用的共同语言”。卫三畏《汉英韵府》:“中国受过教育的阶层为主体的人的话,他们称之为官话(kwan hua)、宫廷话或官话方言(Mandrin dialect),这种话在长江以北地区通行,其成语和语法结构没有太大变化,也广泛应用于除福建和广东外的南部省份,以至于它成为16个省份的通行语。”于雅乐《京话指南》:“南京(或南部)和北京(或北部)的语言构成了所谓的官话,普通话,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共同语(langue commune),被上流人士、官员、学者和商人所理解。”可见,虽然广狭不同,这些学者都把官话的使用区域扩展到长江南北,使用人群以受过教育为核心特征,包括政府官员、学者、商人等各类人群。

学者大多认为北京话使用的区域和人群有限。如马礼逊用“鞑靼人的汉语方言”(A Tartar-Chinese Dialect)指称北京话,罗伯聃《意拾喻言》中说:“‘北官话’也被称为‘京话’或‘京腔’,简单点说就是北京城的语言……今天那些追求上进的年轻人尽可能说北京话……由于北京人很少经商,他们主要跟随整个帝国的官员们,这些官员到处都有,因此所有官府都使用他们的语言”。密迪乐《随笔》:“关于满族人(包括皇室和家庭)以及一般北京人所说的口语汉语。这通常被称为“北京话……皇室和北京本地人所说的口语不仅在与政府或政府办公室有任何联系的人中几乎普遍使用,而且对商人来说也很有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威妥玛的表述。在1867年出版的《语言自迩集》的序言中,威妥玛开篇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先生,您要学习的是什么样的汉语?”威妥玛对此回答道:“这个答案取决于询问者的职业,他是一个纯粹的语文学家,还是一个希望与本地人直接进行口头或书面交流的商人,还是以传播精神真理为目的的传教士,还是作为国际代理人的官方口译员”。对于这四种类别的学习者,威妥玛选择了以最后一类人为《语言自迩集》的受众对象,威妥玛说:“他的职责之一是指导那些注定要加入英国驻中国领事馆的先生们的学习……其主要目的是帮助这些领事学生在尽可能少的时间内掌握该国的政府口语(spoken government language),以及在书籍、官方信件或任何公共性质的文件中所使用的政府书面语言(written government language)。”“自从外国使馆(里面也有很多学生)在北京建立以来,先学习其他方言是不可能的了,因为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重要。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服务的初学者,用不了多长时间就会发现,他正在学习的语言就是帝国政府主要官员所说的话。同时,他的老师、仆人,他所接触的十之八九的人,都很自然地不说别的话。”从这些表述看,当时的北京话使用人群以政府官员和北京人为核心,并且扩散到各地的政府机构,从而影响到了希望入仕的人群。从这个角度讲,北京话是带有地方方言色彩或者行业语言色彩性质的,而不具备像官话那样的通语的特征。张卫东等认为《语言自迩集》的出版是近代北京官话获得现代通行官话标准语地位的一个标志[9],而这种观点实际上与威妥玛对《语言自迩集》乃至于北京话的认识是不符的。威妥玛提到学习汉语的有语文学家、商人、传教士、官方口译员四类人群,而他自己编写的《语言自迩集》仅仅是为最后一类人服务的,这实际上说明了北京话还没有能够覆盖四类人群而上升到通语的地位。

实际上,包括京话文献的作者在内,很多西士只是将北京话作为官话的一个分支。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将官话二分。马礼逊较早将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并列,他在《通用汉言之法》 (1815)中说:“官方的发音,欧洲人称为官话(Mandarine Tongue),这是由官方人员和整个帝国受过教育的人士所使用的……南京官话和北京官话也不一样。”罗伯聃在《意拾喻言》 (1840)中将官话分为了两支:“第一类:‘北官话’也被称为‘京话’或‘京腔’,简单点说就是北京城的语言……第二类:‘南官话’又被称为‘正音’(true pronunciation)和‘通行的话’ (language of universal circulation)。这才真正是官话(Mandarin Language)或者说是南京城的话。”于雅乐《京话指南》“有两种主要的方言,即南京(或南方)和北京(或北方)的方言,它们构成了所谓的官话kouan-houa,普通话或更确切地说是上流社会的人、官员、学者和商人都能理解的共同语言。”第二种是将官话三分,艾约瑟在《口语语法》(1857)中认为:“当地人把在宫廷和政府机关的人的发音称为官话(kwan hua)或者官话方言(Mandarin dia- lect),官话方言实质上是长江以北各省、四川、云南、贵州,以及湖南和广西部分地区所使用的共同语言”“这些地区的发音可以很容易地被划分为三个系统:南京官话、北京官话及北方各省官话、西部各省官话”。这种三分的说法影响很大,威妥玛在《语言自迩集》(1867)、狄考文在《官话类编》(1892)中都对这种说法有所引用。

从文献中也反映出对北京话的地位有不同的意见。有很多学者持有把北京话作为标准语的观念。如密迪乐《随笔》:“关于满族人(包括皇室和家庭)以及一般北京人所说的口语汉语。这通常被称为北京话,但实际上是该国的标准口语(the standard spoken language),在中国的地位与受过教育的阶层所说的伦敦英语在不列颠群岛和巴黎法语在法国的地位相同。”于雅乐《京话指南》:“大都市是天朝所有居民都向往的明星,拥有纯正北京话、带有宫廷口音的人,被誉为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禧在明:“在整个地区,官话或官方方言都会被理解,而最纯粹形式的官话现在是北京官话,或宫廷方言,它与其他形式的官话之比有点像巴黎的法语之与法国的其他省份的方言。”艾约瑟《口语语法》:“通过政治和临时安排,北京话作为首都方言是官话的标准(standard of Kwan-hwa)”狄考文:“北方官话主要以北京话为主,作为宫廷方言,是最流行的,是整个帝国官方认可的语言。”但同时也有一些学者并不认同这种观点,如罗伯聃《意拾喻言》:“‘南官话’又被称为‘正音’(true pronunciation)和‘通行的话’ (language of universal circulation)。这才真正是官话(Mandarin Language)或者说是南京城的话。我们知道现在的北京人用‘正音’这个词专指他们的方言但其实是错误的。”也有的学者同时对北京话和南京话予以肯定,比如卫三畏在《汉英韵府》中认为:“在这片广阔的地区,南京话被称为南官话和正音或真正的发音,可能是最常用的,被描述为通行的话,或到处都能理解的语言。然而,北京话,也被称为北官话或京话,现在是最时髦和最文雅的,就像伦敦的英语或巴黎的法语,被认为是帝国认可的宫廷语言。”

从地域和使用人群来看,文献反映出较为一致认同官话通行地域更广、使用人群更多、北京话的使用有地域性和行业性的特点,但是在对北京话的地位认定上又有分歧,且有在观念上把北京话提升到标准语的趋势。二者实际上形成了一定的矛盾。这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官话充当通语,但是北京话的声望在上升的态势。何九盈提出:“官话的性质是一回事,官话的地位又是一回事,性质取决于基础方言,地位取决于政治,更取决于文化。”对此,麦耘、朱晓农也予以肯定,认为“传统语言文化观/语言的地位或声望确实有可能与语言生活的实际情况/语言的性质不一致。”在语音的发展史上,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如《中原音韵》虽然反映的是元代大都的语音状况,但是其以“中原”为名,反映的是河洛之音声望高于大都话的心理取向。清代后期官话和北京话的关系也与之类似,官话具有通语之实,北京话则因为其具有更高的政治地位,更靠近权力中心,因此马礼逊在19世纪初才会预测“鞑靼人的汉语方言最终会盛行”,而密迪乐、卫三畏、禧在明等才会用巴黎的法语、伦敦的英语与之类比。在此基础上北京话甚至被认为是标准语,这就形成了名实的分离。

明末清初,很多西方传教士,如著有《西字奇迹》的利玛窦、著有《西儒耳目资》的金尼阁、著有《汉语札记》的马若瑟等,都有长期定居北京或在北京游历的经历,不过这些材料反映的都是以官话而不是以北京话作为学习对象的。这也说明在当时北京话还没有取得通语地位。早期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以天主教士为主,他们采取一种“合儒”的策略,因此,学习带有读书音色彩的官话是一个必然的选择。同时,这种官话音带有入声等明显特点,而清中期之前西方传教士大多在中国南方活动,官话的这些特点也与南方的方言相符合,这也促进了带有读书音色彩的官话在西方传教士中的流行。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英美等国多次提出遣使驻京的要求,但是均被拒绝。1858年,清政府与英法美等国签订《天津条约》,准许外国公使驻京的条款纳入其中;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的《北京条约》再次确认了《天津条约》的有效性;1861年,各国公使开始入驻北京,掌握北京话成为外国外交人员与清政府官员打交道的必要条件。反映北京话的泰西文献,如罗伯聃《正音撮要》(1846)、密迪乐《关于中国政府、人民及汉语的随笔》(1847)、威妥玛《寻津录》(1859)、威托玛《语言自迩集》(1867)等的出版时间,也大多与此同步。实际上,这些人很多也曾担任过外交官,有较多机会接触说北京话的中国政府官员,因此,这一时期出现了大批以北京话为学习对象的文献更多的是为了因应与北京日渐紧密的关系,而未必是北京话取代官话成为通语的标志。这种现象与近代传教士为适应传教需要在闽粤浙等地出版大量方言著作并无本质上的区别。

从泰西文献来看,在整个清中后期,北京话和官话还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性特征。从语音特点上看,北京话和官话在声韵系统上还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清中后期的北京话是在《中原音韵》的基础上,吸收了部分官话的特点发展而来,而官话的发展则具有滞后性;从使用人群看,北京话主要是以北京人和政府官员为主,而官话则以受过教育的人群为主;从使用地域看,北京话的分布较为有限,主要是在北京,并随着外派到各地任职的官员扩散到政府机关中,而官话则分布较广,分布于长江南北。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北京话在清中后期已经获得了很高的声望,这也为民国时期取得国语地位埋下了伏笔。

(本文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如有需要请参阅原文。全文图片除特殊声明者外，均由作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