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象牙圆顶汉，管中天我相窥。目成意会醉欲痴。星摇河汉近，心跃女牛知。富贵不淫贫不怵，生平居里皈依。浮沉科海勉相随。人重才品节，学贵安钻迷。”这是他的词作《临江仙·书怀》，收录于《塔里窥天》。
“侯官王绶琯，一九二三年生于福州，童年客寓上海，少年时负笈黔蜀间，青年时游学英伦。始修造船而酷好天文。终以自学致天文为终身业。一九五三年以还，先后服务于宁、沪、京天文台。于今历四十载。齿落发童而意犹未止也。”这是他自己写的两千字自述的第一段。
王绶琯，我国著名天文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现代天体物理学、射电天文学的开创者之一。
幼时多漂泊
王绶琯生在一个官宦人家，3岁左右的时候，父亲去世，母亲将他抚养长大。在他13岁那年，由于叔叔是海军军官，可以推荐他去考福建马尾海军学校（前身是左宗棠创办的马尾船政学堂）。王绶琯便去南京考试，并被录取。
当时他们被录取的学生共有100人，这批学生是被作为海军预备军官来培养。最开始，王绶琯的愿望很简单，学成后早日工作养家，赡养母亲。然而到了17岁那年，他发现自己近视了。校方便决定安排他们转系，改学造船。
可对王绶琯来说，这段时间让他意识到，他并不适合造船。那时的他，已经将天文作为业余兴趣爱好，只是或许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天文学将成为一生的事业。
抗战末期，王绶琯又报考了公费赴英国的留学生，准备到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继续深造。因为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隔壁，就是著名的格林尼治天文台。这次海外求学，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方向。
偏爱天上星
看星星的人从1949年开始，王绶琯给几位英国天文学家写信，交流学科相关的情况。后来就时常坐车去离格林尼治不远的伦敦大学天文台，与台长格里高利聊过几次，表现出想去那里工作的愿望。
格里高利是一位60多岁的老科学家，他对从中国远道而来、有志于天文学研究的这个年轻人表示了赞赏和鼓励，不仅予以无私的指导，还在1950年接纳他进入天文台工作。
从1950年到1953年，王绶琯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夜夜观星，充分享受着天文学的乐趣，在2019年《人民日报》的一篇报道中，摘抄了他在《小记伦敦郊外的一个夜晚》一文中的若干文字：“那时我在伦敦大学天文台，地处伦敦西北郊，四周的田野很平很阔，一条公路从伦敦伸过来，很宽很直……黄昏后，夜色罩下来，朦朦胧胧，路就像是一条笔直的运河，把岸两旁脉脉的思绪送往天的另一边……”
不过，当王绶琯的目光投向无垠宇宙时，他的心却一直牵系着家乡故国。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让很多当时在海外工作、求学的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在之后的几年里，他们毅然抛下了先进的科研环境和丰厚的待遇，顶着压力甚至冒着风险，回来建设百废待兴的祖国。
1952年，王绶琯给紫金山天文台写信，想问问国内还搞不搞天文：“因为紫金山天文台，原来解放前就有了，余青松先生在做了。后来才知道余先生到美国去了，当时张钰哲先生在负责，结果就收到张钰哲先生的信，说叫我赶快回来，现在中国要发展天文了。”了解到国内急需天文领域人才的情况，第二年，这个半路出家的游子就踏上了归途。
归国后的王绶琯，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新中国天文学科的建设中：1954年，参与修复紫金山天文台60厘米望远镜；1955年，在上海徐家汇观象台负责完成提高我国授时精度的任务；1958年，在北京天文台开始探索射电天文学，并成为中国该领域的奠基人；1980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20世纪80年代后期，王绶琯与苏定强院士共同倡议建设LAMOST望远镜。
王绶琯不仅成为中国天体物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更带动了中国天文学界几十年的跨越式发展。1993年10月，紫金山天文台将第3171号小行星誉名为“王绶琯星”。
新星在哪里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钱老生前在各种场合不止一次提出的问题，也就是广为人知的“钱学森之问”，它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这一疑问，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王绶琯的心中萌生了。1980年，王绶琯担任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台长，那时候的他就十分热衷于科普工作。在来天文台参观的青少年当中，他发现过不少兴致勃勃又颇有天分的孩子，看上去宛如当年的自己，觉得他们都有可能是从事天文事业的好苗子，并为之欣慰不已。
时间久了，他却渐渐发现，很多之前看好的孩子后来都不知去向，并没有如他所愿进入天文研究领域并崭露头角，这让他颇有些困惑和着急。
王绶琯决定要做点儿什么，来扭转这个“天才少年不知所踪”的局面。当时，恰逢中国科协提出了“大手拉小手”的号召，与他心中的所思所想一拍即合，他顿时“豁然开朗”，知道自己该干些什么了。
“‘大手’当然就是科技工作者了，科学社会吧，‘小手’就是中学生吧，小学生还轮不到科学家来拉吧，爷爷奶奶自己抱吧。那么中学生、高中生他们所需要的这种科学素质的食粮，能不能由‘大手’来拉一把，给他提供帮助呢？”
看星星的人但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层面从上到下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开放和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下海经商变成了很多人心目中更具吸引力的职业选择，而这种现象，在青少年群体里也并不鲜见，这令王绶琯颇感担忧。
思来想去之下，王绶琯开始计划成立一个青少年科技俱乐部，他将其称之为一项“小实验”。
1999年6月，王绶琯拉着61位院士和知名专家的“大手”，联合发出《关于开展首都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活动的倡议》。在这61位院士和知名专家中，能找到五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钱学森、朱光亚、王大珩、陈芳允、陈能宽，四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选、刘东生、郑哲敏、赵忠贤，还有很多在各自领域声名赫赫的老先生：“糖丸爷爷”顾方舟、声学家马大猷、雷达专家王越、环境工程专家钱易、核物理学家王乃彦、分析化学与石油化学家陆婉珍等等。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王绶琯在谈到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时说：“其实在我心里这是一种科学实验，需要不断地调整、修正、总结，再展望一下前面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就觉得也不是一个什么天大的事情，就是能做一个实验，以后呢要看效果好不好，也许要等到十年后，这个人成熟了。所以做这种事儿，需要有人要有做科学这样的一种耐心，能够持之以恒，不能急功近利，不是立刻就见效，立竿见影。因为我猜想这件事情要做好，‘百年树人’，可能要一直做下去，也许就真的就做一百年了。”
不因功利成绩而评判，而是以发现青少年的科学天赋为己任，“百年树人”，听起来似乎略有俗套，但令人感动的是，有些人，真的在扎扎实实浇灌幼小的树苗。一双双大手在书写科技创新辉煌篇章的同时，温柔地牵起一双双稚嫩的小手，有力地托举起中国科技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