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杏元落院(陈杏元落院的故事来源和出处)



和番,亦作“和蕃”,其义有二:一者,指中原王朝与外族、外国修好;二者,犹和亲,即中原王朝与外族、外国统治集团结亲和好。确切地说,后者只是前者的特例而已。

陈杏元和番取的便是第二种意思。


《陈杏元和番》、《陈杏元落院》均取材于戏剧《二度梅》,陈杏元落院被称为姐妹篇。《二度梅》改编自清代惜阴堂主人所作同名小说。故事的背景为唐代——历史上“和亲”最为盛行的朝代。唐肃宗年间,山东济南府历城知县梅魁为官清正,在晋升为吏部都给事以后,因敢于对抗奸相卢杞之流被陷害致死。卢杞假借圣意捉拿梅魁全家,梅魁之子梅良玉弃家而逃。几经周折逃到其父旧交、原史部尚书陈日升家中。陈日升亦因得罪卢杞而被罢官,隐居故里。梅良玉怕连累陈家,隐姓埋名成为陈家家童。



一日,忽然狂风大作,陈家花园梅花纷纷落地,陈日升触景生情,在园中祭记梅魁,并产生出家访道的念头,被家人苦苦劝阻。陈日升说除非梅花重开并见到梅良玉才会回心转意。当夜,陈日升之女陈杏元到园中祈祷,认出梅良玉。二人一起祷告上苍,梅花果然二度开放,全家大喜。陈日升曾答应将女儿许配梅良玉为妻。梅家遭难后他仍信守诺言,决定择日为他们完婚。不料此时唐朝正遭异国侵略,卢杞既要媚外,又要陷害陈家,竟讨下圣旨宝剑,命陈杏元出塞和番。陈杏元为保全家性命,只好委曲求全。


出塞途中经过昭君庙时,她借上落雁崖高雁之机,投身悬崖殉情殉国。幸而昭君娘娘里灵将其送至邯郸节度使邹伯符家中,被收为义女,梅良玉在逃亡途中机缘巧合幸识邹伯符,并前往其家中,最终与陈杏元团圆。后来梅良玉终于闱战得捷,列金榜首位。而卢杞陷害忠良真相经查实被法办,梅、陈二家得以团圆复兴。



和番,无疑是整个故事矛盾冲突最激烈的高潮,是最核心的环节、最突兀的转折点。女主角陈杏元命运之转折,她的委屈无奈、悲愤怨恨、慷慨豪迈,种种性情都从这一重大变故中淋漓展现。

不如,我们就从和番说起。


和番的始作佣者,可追溯至汉高祖刘邦。汉初匈奴屡犯边境,刘邦亲率三十余万人军北逐匈奴,不料却被围于自登七天七夜。后使人厚赂阏氏(匈奴王后)之后始得突围。经此一役,刘邦见识到匈奴的实力,决定采用娄敬和亲计议,认为只要把公主嫁于冒顿单于,冒顿在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不致与外祖父对抗。汉高祖九年(公元前208年),刘邦以宗室女(号翁主)冒充长公主,嫁单于为阏氏,岁供匈奴大量絮缯酒食,约为兄弟。



此实为国弱无奈之策,但此后双方战事果然大为减小。汉武帝时,为联合西域诸国合攻匈奴,汉又以宗室翁主刘细君、刘解忧和番。后果然大破匈奴,不过也导致国库耗尽,代价极大。和亲次数最多的朝代则是唐朝,尤以唐玄宗时期为最。当时顺服边疆各族主要依赖和亲。唐常常主动以皇族女子出嫁,示好外族。外嫁者多为与皇帝有血缘关系、获皇帝封为公主的宗女或皇帝外孙女,皇女和亲的为少数。直至清朝,和亲仍是重要的对外政策。




历史上最著名的和亲莫过于昭君出塞。关于这一故事最早的记载见于《汉·元帝记》:

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垂长无陈杏元落院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

至范晔的《后汉书.南匈奴传》,其悲剧色彩开始显现: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


正史的记载到了魏晋时期便多了一些文学艺术色彩,甚至胜过了正史的权威而广为后人接受。晋朝葛洪托名汉代刘歆写的《西京杂记》增加了画工毛延寿丑画昭君而致其含恨远嫁的情节。《西京杂记》卷二:


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同日弃帝。




按其所述,昭君并非自愿请命,而是被迫出嫁,昭君之不得见御,非貌不美、品不良,也非帝之无暇,而是画工腐败之故。这样的情节设置正对历代怀才不遇的文人的口味,于陈杏元落院是墨客骚人纷纷借此传说吟诗作对,一洗心中之块垒。李自叹息“汉月还从东海出,明妃西嫁无来日。燕支长寒雪作花,峨眉憔悴没胡沙。生乏黄金枉图画,死留青啄使人嗟!”(《王昭君》)杜甫也嗟叹:“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以昭君自况,颇有自哀身世之感。




到了宋代,文人们又将矛头对准昏君,讽刺道:“虽能杀画工,于事竟何益?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欧阳修《和王介甫明妃曲》)大概是宋代多昏君,而且对文人相对宽待(起码不杀文臣),才让文人敢如此直率。及至元代,一部马致远创作的戏剧《汉宫秋》在延续葛洪制造的传说的基础上,更从文学创作的角度上增加了不少虚拟情节,让昭君的高洁正直、顾全大局和刚烈坚贞的形象更加鲜明而高大。在戏里,昭君面对毛延寿赤裸裸的索贿不被屈服,面对匈奴大军压境,深明大义,毅然割舍与元帝的爱情出塞和番,面对匈奴单于许下的荣华富贵不为所动,断然以身殉国,投江自尽。这与史实已经相去十万八千里,仅仅“戏说”而已。但其然影响力却不容小觑,小说《二度梅》显然就是信服了马致远的“戏说”,让昭君化为女神,起死回生,指点迷津,让陈杏元的命运峰回路转,终得善报。这样的昭君,貌美而命运坎坷,出身低微而敢于斗争,难怪深受老百姓欢心。


未完,待续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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