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洪亮（吴洪亮全程热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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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冀星：您为什么报考中央美院？

吴洪亮：我们家没有学美术的，但我从小就爱画画，中央美院是个圣地。我报考中央美院有两个特别简单的前提：第一，美院当年在王府井，进入U字楼有个校训，这个校训跟现在美院的校训不一样，当时不是“尽精微，致广大”，而是“真诚、勤奋、创造”。特别是第一个词“真诚”，非常吸引我，对我此后的人生是有影响的。第二，整个的校园感觉很松，美院人的状态也很独特，对当时的我很有吸引力。

沈冀星：您和老师、同窗的哪些经历、母校的哪些场景/地方，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回忆，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吗？

吴洪亮：在我读书的时候，美院对学生很宽容，非常地关爱。当时学校的所有本科生、研究生和留学生可能也就两百多人，老师基本是同等比例的，所以大家在校园里就像一个家庭。虽然不一定都完全认识，没有直接交流，但都眼熟。坐在篮球场旁边的台阶上晒太阳，你会看到心中的大师，各种不同的人在那走来走去，特别亲近，老师和同学的交往也更像朋友、长辈和晚辈，老师和学生之间的距离在央美一下子被抹平了。

大家的交流是非常平等的，甚至老师对学生的关心也是超出我们的想象。那时候薛永年先生还在带硕士研究生，我听说他会提前到教室，把桌子擦干净，打好开水，然后等着学生来上课，这个现象在其他学校好像很难见到。再比如说，那时候美院的宿舍已经很奢华了，本科四个人一间。当年的尹吉男先生和我们住一个楼，有时候会到我们宿舍来聊天，从吃完晚饭一直聊到深夜。现在工作中用到的那些不知道是从哪里学到的知识，可能就是在这样的交流中收获的。当然，你如果向先生们去请教，他们都会非常耐心地来对待那些可能很初级的问题。

现在的范迪安院长，他当时在教原始美术，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进入美院美术史的第一堂课。他还带我们去周口店现场交流。当交流原始美术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很亲切。他给我们讲新石器时代陶器上的图形、纹样，是怎么创造出来的，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它们一点都不遥远，甚至很当代！

美院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其实是一个相对轻松地去汲取知识的过程，有自己发挥、想象的空间。有一件事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记得大一的暑假，我自己去四川考察，到了大三的时候，学校的考察也是安排去四川。我就和袁宝林先生商量，我已经去过老师们安排的那些实习点了，自己对陶瓷特别感兴趣，能不能不去四川，自己用这个时间去河北的磁州窑考察，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研究。这个请求竟然被批准了。我觉得老师会如此开放地对待学生，是央美这么多年来能培养出这么多好的艺术家和学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它给予学生很大的信任与自由度。 

校尉胡同5号雕塑系工作室走廊

沈冀星：在今年学校的毕业典礼上，余丁教授发言有提到您的一些经历，从美术史系毕业后，您去了印刷照排公司，学习一些基础的印刷技术、生产流程，后来又进入苹果公司培训中心任教，之后还自己创业成立设计、文化公司。您还参与王府井公共艺术活动策划、北京国际雕塑公园建设，如今您成为北京画院院长、知名策展人，在您整个职业规划和发展过程中，母校有没有对您产生什么影响？

吴洪亮：当然，影响是毋庸置疑的。中央美院教会我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待世界，用笔表达的方式，这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虽然我本科学的是美术史，后来读过艺术管理的硕士班。但是在入校的前两年还是有绘画课的，而且我特别感谢当年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史系在报考的时候，除了要考中国美术史、外国美术史、专业写作，还有软硬笔书法、素描。这些为我以后的工作、让我找到自己的生存方式，拓展了诸多可能性。而且那时候在学校，还有二维和三维的动画软件选修课，我也去上了。

毕业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我和皮力就都没工作。他在咱们美术史系的图书资料室打工，我就到处在找工作，做了很多不同类型的活儿，现在想起来算是历练吧。总之，在报考中央美院和学习的过程中，学校对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能力的培养，给了我后来的人生，特别是在面对困难时很大的滋养与动力。

沈冀星：在您如此丰富的工作历程中，是否经历过重要的节点或者转折点？

吴洪亮：人生的变化常常是偶遇，所谓的转折点只是个事后的描述，其实你并不知道你前面做的一件事情对你后面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我自己在做文化公司时，正好有一些老师要做一个公共艺术的展览，我记得当时是王少军老师找我，问我能不能来支持做一个叫“时空平台——2001雕塑作品展”的展览，在西单文化广场。当时，范迪安院长是策展人，我是提供展览落地服务与出版，公司也赞助了一点。这个展览做完以后，引起了当时北京领导的重视。

第二年，也就是2002年，参与了北京国际雕塑公园的项目。因为我做过展览与一些国际项目，当时北京规划委的雕塑办就请我加入。我答应了，带了大约五个人，用了一年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把一块菜地变成一个雕塑公园。非常疯狂的工作，我记得最辛苦的时候就是最后的两个月，一天能睡三五个小时就不错了，最后那几天基本就没睡。

整个公园总规划面积162公顷，来自40多个国家及地区的200余件优秀雕塑、浮雕、壁画作品坐落其间。第一期工程竣工后，也收获了很多荣誉，获得了北京市政府和首都绿化委员会联合下发的“首都绿化美化优秀设计奖”、“首都绿化美化优质工程奖”，公园被评为“首批十大精品公园”。

其间，我主持策划了“半个世纪回顾——北京雕塑艺术文献展”，介绍了从1949年开始北京城市雕塑的发展历史，展览在北京国际雕塑公园的展厅展出。这个展览因为要做历史梳理，很多老师太忙，最后就落到当时我这么一个年轻人的肩上，我去找了很多资料，采访了很多前辈，还从中国美术馆借了不少大师的原作。这个项目，促成了后面的两个事情。

第一，因为这个展览和雕塑公园的建造，我认识了当时北京市文化局的副局长，也是北京画院的老院长王明明。后来，他劝我到北京画院美术馆当馆长。这可能是我人生中一个很大的转变。核心是这个项目非常辛苦，但竟然做成了，反响也不错。

第二，因为做了“半个世纪回顾——北京雕塑艺术文献展”，后来便促使我于2008年在北京画院做了“‘开篇大作’——人民英雄纪念碑落成五十周年纪念展”，展览梳理了纪念碑创作和建造的过程，甚至做了全国巡展，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重要的研究历练。现在想起来可能人生的所谓变化，都是你前面付出所得到的。

沈冀星：我们再来谈谈您的策展经历，您策划了特别多展览，在我看来跨度非常大，您本身所在的画院是比较偏传统的，但您将齐白石带到了雅典，您也担任过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的策展人，用一种表面非常国际化但实际却暗藏东方思维的方式策划当代、前沿的展览，您的代表作“自”的三部曲“自·牡丹亭”、“自·沧浪亭”和“自·长物志”又是运用了中国园林、昆曲等元素去建立一些古典与当代的对话，我想您其实在致力于新时代的艺术跨文化传播之路，回顾您所学的美术史专业，在艺术史上也有很多跨文化传播的案例，请问在您看来现在与过去的艺术传播道路有何不同又有何类似之处呢？

吴洪亮：从传播的角度没有什么大不同。如果去翻一翻传播学就知道几个基本方式：第一个就是在一个相对的物理空间里，两个人交流，假设不是有现在的网络，我们应该是在一个空间里进行交流；然后就是比如开大会，范迪安院长讲课，你们在下面听，这是一种一对多的方式。

早先，人的交流被限制在一个单一物理空间里。因为不满足，后来才会有了电报、收音机、电视、网络。这些都是一对多。当然，网络后来发明了一种非常好玩的方式，就是所谓的互动性，而且这时候进而产生了所谓的虚拟世界的另一套玩法。今天，在一个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交互里产生了这个世纪带给我们的新想象。但是整个传播的本质，我认为并没有超出此前的逻辑系统，它只是因为技术的支撑不同，造就了一对多，或多对多的这种交互方式，变得更加便利而已。以前贴个海报，发个传单，现在我们在网上敲两个字，发张图就可以完成。展览也是一种传播方式。如果说我们是做策展，就要会运用这些手段。

无论你是在现实物理空间还是虚拟空间，它的基础是艺术家、艺术作品以及观众。其实策展是艺术生态的服务行业，我一直视其为一个有智慧含量的服务行业，或者说有一定创造性的服务行业。

对于我来说，我感兴趣的可能更多是基于东方艺术思维的创作或展览，这也是我个人花最大时间去做的。包括你刚才所提到的威尼斯双年展，其实内核的思维也是一个更偏中国东方的思维方式，但是呈现的方式会运用所谓的新技术，我一直认为所谓的“高科技”在今天很快就变成“低科技”，所以我并不认为那些所谓的科技是艺术的很核心的部分。我想说的是我很希望达到一个目标，什么方式能帮我达到我要的那个目标，那我可能就用什么方式去做，所以我的策展包括我的研究从来就没有陷入是做中国传统书画，还是做当代艺术。甚至文学、音乐、舞蹈、戏剧，还是电影对我来说好像都不是什么问题。

我跟北京画院（尤其是北京画院美术馆）的团队交流工作方法时曾经用过这样一个比喻，我把它叫做“土星工作模式”，这在北京画院新出的《北京画院美术馆展览工作手册》中有提到。这个名字的缘起就是借由齐白石是摩羯座，摩羯座的象征星是土星，所以叫土星工作模式。这个工作模式是基于2010年我参与做齐白石国际论坛的时候，研究的一套传播齐白石的方法，我们开始做了一个饼图，后来觉得不够用了，我就把它变成一个球形图。土星旋转，它有一个轴线，一个指向古代，一个指向未来。土星有一个好看的星环，象征我们以研究齐白石或者美术史研究为核心的周边的部分，包括刚才我谈到的音乐、舞蹈等。

北京画院美术馆展览规划示意图——土星工作模式

最近我在参与广州三年展的策划，可能在那个展览里面，文学甚至具体到诗歌，会占到一个很大的比例。当我在脑海中回想上个世纪80年代我在北大二附中读书，每天中午到北大食堂去吃饭时，我会看到很多当年的诗人在三角地，包括最早的行为艺术，那时候的偶遇对我影响很大。我认为那时文学是先于视觉艺术进入一个普通人的脑海里的，当时的诗歌具有特别的价值，而在当年，这些诗人其实和艺术家是在一起的，并没有那么大的行业差异。所以在广东美术馆马上要做的这个展览里，回顾40年的中国当代艺术发展，我首先想到了诗歌，为此，我也去请教西川老师。这对于我来说，不觉得是和艺术是有割裂的，我也不觉得是他者，我认为应该是一起思考的。其实这种整体性的思考方式是我在中国园林或者中国传统文化里学到的。

我每年都会到苏州呆比较长的时间来做研究，我也希望苏州园林所呈现的这种综合性的能量能够在我的展览里体现。园林就是一个展场。所以我和有些策展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我有时候策划一个展览，除了主题思考、理念整理、材料支撑、作品梳理之外，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做空间，并不是说我很在行做这个事情，而是说我认为在展览中，人是要走到空间里的，它必然有一个直接的感受。这个直接感受，作为策展人必须给观众一个很好的、更完整、更能引其入胜的方式，让他来接收到你想表达的展览理念。苏州园林教给了我这方面特别多的东西。

王楠：我们来聊聊您对学子的寄语。您认为学校最需要给予学生的是什么，社会最需要学生练就的是什么技能呢？

吴洪亮：如同老校训里的第一个词，“真诚”，这是中央美院教我的。我不一定真做得到，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努力去做到这一点。

说点具体的。我在没去北京画院正式工作之前，有幸参与了北京画院美术馆（2005年建成并对外开放）开幕的展览，并且做了一个现在叫“文创”的本子。在做那本子的时候，我发现齐白石在北京画院收藏的两千多件作品和文献里面有一张特别小的画，只有20多公分，是他决定留在北京开始“北漂”时画的。当时他初到北京，住在南城的法源寺，有一天他看到地上有石磨的印儿，很像小鸟，就在地上拿笔画了这个小鸟，并且在这只小鸟的身上写了六个字，叫“真有天然之趣”。这六个字我不知道说过多少遍了，因为这是我在北京画院得到的最开始的一份滋养，所以当时那本子的名字就叫“真有天然之趣”。2019年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团队，到法源寺去纪念齐白石“北漂”100年，然后我们还在法源寺挂了一个牌子，叫“齐白石寓居处”。

老美院时期校训：团结 真诚 勤奋 创造

不仅仅是艺术家，还有像我们这样做美术史研究或者做艺术管理的人，我觉得只要进入这个行业，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葆有一份真诚。真诚才会与天地和，才会有趣！这是学校给我最多的一份滋养，是教给我最重要的事情。哪怕这份真诚会让别人觉得你很冷漠、很难相处，但是，真诚可能是你在这个行业做事的前提。

齐白石也在中央美院任教。很多人说他爱钱，而我在花了这么长时间研究齐白石之后，我想说的是他对钱都表现得很真诚，他画了这么大一张画儿，他就要这么多钱。“卖画不论交情，君子有耻，请照润格出钱”，这份真诚，我想也是他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今天我们好像因为自己是个文化人，就羞于表达心底的想法。比如说我画了一张画或做了工作，不好意思找人要钱等等。我认为并不一定是正确的选择。所以我觉得真诚是很重要的。

社会最需要学生练就的，我认为是忍耐。耐力是最重要的！能上中央美院的人一定都有一份对艺术的执着和才华，但从学校毕业以后会有很大的落差，你突然发现你跟普通人没啥区别，甚至更差，同时，别人的评价也使你备受打击……这些事情都可能会遇到。这个时候特别重要的是，你怎么去用你的那份真诚来换得你的坚守。其实我自己做各种行业选择的时候，也是绕来绕去花了十几年功夫，之后又回来做这个行业了。我相信这是没办法的，甚至为此抛弃了很多。

我的经历跟很多人不一样。当时很多人都是先考公务员，当过官，有了资源后下海，而我是先下海，后被拉上岸的。当然，拉上岸的付出也是非常多，会遇到困难、受委屈，那么到底什么才能让你坚持下来呢？你认为正确的事情，会给你多大的动力？一天完不成，那是不是一个星期能完成呢？一年完不成，十年完成。所有的事情都不是那么简单的。包括前面谈到我们把齐白石作品带到雅典去展览，这个展览我谈了五年。比如说齐白石在欧洲最大的的藏家——捷克的国家美术馆，那里收藏的齐白石作品有100张左右。我从2009年第一次到捷克，就开始商讨、合作和交流，到今年还没有成功。当时，我们已经连意向协议都开始签了，但还是没有成功，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成功，但还是要努力！

在十几年的工作中，我认为齐白石在中国当然是位了不起的艺术家，但是在国际上，他还不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那我们应该如何做呢？我们这辈人能不能完成这个工作，让大家都觉得齐白石画得不错呢？其实都不一定，可能还需要一代人，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让全世界的人认识到中国的艺术有多了不起。进一步讲，宋画已经不用讨论了，大家都觉得不错，但是20世纪的中国艺术在人类的艺术发展上是不是真的能达到一个很璀璨的状态呢？我们不知道，但至少，我们发现了一些做得不错的人，那我们是不是能让人类对他们有一个至少是公平的认知呢？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完成，但需要的就是坚持、忍耐，白眼和漠视是必然过程。回望一下，我开始工作的几年，也很寂寞，坐冷板凳，但现在想起来很感谢。

王楠：谢谢老师的回答，希望这个项目能早日谈成。我们还希望您能谈谈，如果您重新回到校园，最想做好或者最想弥补的是什么呢？

吴洪亮：美院的学生自主性很强，都不太会浪费自己的青春。该玩儿是要玩儿的，该读书、该创作也还是要做的，我觉得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就好了。

毕业以后，自己一直认为在美院没有好好读书，但是后来在工作中又发现好像在美院还读了点书。其实这也是有趣的，你觉得那时候你玩儿的时间挺多的，但是学校一定有你的榜样。比如当时跟尹吉男先生聊天，对我来说就是莫大的恐惧。他的阅读量太丰厚了，并且还不是说书里内容的问题，包括这本书有多少个版本，然后每个版本之间有什么区别等等。因为你没读过，聊天就难以为继了。所以哪怕为了能和前辈们聊聊天，也要好好读读书。

当然也不必太自惭形秽，我们都认为启功先生应该读了很多书，但是启功先生回忆里也说当年他跟前辈们一块吃饭，人家在饭桌上聊怎么联句、怎么作诗，他便觉得自己很差，所以总会怀着歉疚来面对自己的学问。

多多读读书，应该是好的。比如我只有学士学位，填表的时候总有些不好意思，这也是我的弱项。当然，这些也许不是衡量一个人很重要的点，但我在这个行业中，是有极大的硬伤的。包括外语不好等等，我认为都是人生的遗憾。所以，你短板越少，可能在未来的创作与研究中，就越幸福。

王楠：美院即将迎来建校105周年，可否请您谈谈您对美院发展变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

吴洪亮：如今美院有了那么多个校区，还有全国各地的合作模式，所以美院现在真的是个大学校，也更综合了，而且应该是中国顶级的艺术类大学。在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基础上，当然希望学校所呈现的维度更开阔。

比如刚才谈到，范院长很重视艺术和科学，那么我们这样一个专业院校如何能给大家更多的如同综合院校可提供的资源，我相信这一点学校是在做的。其实我在读书的时候也有很多不同学科的老师来做讲座，如果学校在这个方面提供的内容越丰厚，相信对未来艺术家的发展越有利。

说白了，比如以前你手头有一支笔，拿着这支笔，用好了，不敢说走遍天下，但至少在行业中也会有一定的位置。但今天的艺术家如果只有手中的这支笔，恐怕也很难在当下的艺术生态中有更重要的位置。所以，其实艺术已经不仅仅是那支笔的问题了，也不是说你在笔的后面有一定的精神输出就行了，可能更需要有一个综合的能量。比如我前段时间在中国园林博物馆策划了一个关于中国园林中窗户的展览：“窗，园林的眼睛”，当时我们发现了古人在制窗工艺中暗藏了有关“幂”的理念。中国古人的六幂法对于研究风景园林的学者来说可能是个基础知识，但对于我们来说，却是惊艳不已，我还专门做了一个小动画来呈现六幂法带给我们的启发。

此类种种，都是知识维度的丰富，这对学习和研究来说，既幸福又重要。

王楠：学校近年来成立了校友联络组织、基金会、理事会，积极筹措社会捐赠资金，完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建设，老师您能否从工作经验出发，对专项资金的设立与实施提一些建议呢？

吴洪亮：我很荣幸能成为中央美术学院的第一届理事。一个学校的发展是需要多种支撑的，那么怎么样能得到更多的支持，然后善用这些支持，我觉得这是需要一套管理方式，甚至是有创意的能量来把它完成好的。

未来学校有什么需要我做的，吩咐就好了。理事会成员中有很多都是管理上的高手，做企业、文化产业的专家，我相信他们都会有很多办法。那么我作为学校的晚辈，一名校友，应该是尽力从我的角度做能做的事情。

王楠：作为学校第一届理事，您会关注学校哪些方面的发展呢？

吴洪亮：我最关注的就是学校有哪些让我意想不到的开拓性工作。

比如刚才谈到艺术与科学的项目，就有很多种形式的产生；“千里之行”这一项目对学生未来发展的好处；前些日子让我来参与关于虚拟空间策展的评审，或者说活动推进和宣传工作，我都非常非常关心。

甚至咱们学校每年毕业季的学位服设计得好不好看，毕业季怎么样。现在因为疫情，可能只能在线上毕业了，但那几届线下的毕业季，包括在校园里给大家摆满了西瓜，我都觉得非常好。除中央美院之外，我很难想象有哪个学校的校长会同意这么玩儿的，这个是美院学生的福分。

吴洪亮：王府井帅府园那个不大的校园对很多人来说特别特别重要，但现在，当时的物理空间已经不存在了，只剩下了一个陈列馆，还是老前辈们费了很多心血才保存下来的。建筑门头上的浮雕非常重要，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是1949年以来，最早在公共空间完整呈现的浮雕作品，那个作品非常有意味。我觉得我们学校应该保存一套。甚至我觉得，我们能不能在105周年的时候做一个虚拟场景，来还原当年的校园。

因为我近期在帮黄永玉先生策划展览（也就是正在苏州博物馆展出的“入木——黄永玉版画艺术展”）。去他那儿的时候，老先生竟然一丝不差地给我画了中央美术学院当年那个让我们印象深刻的小花园的平面图。所以，在105周年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虚拟的方式呈现出以前的校园呢？因为我相信你们都没见过，也不知道那个学校到底对我们这些老校友来说有什么样的魅力？我还记得多年前靳尚谊院长说，我们要搬家了，搬家的时候我们要把紫藤搬到新的校园，然后大家就一起鼓掌，现在想起来还有点泪目。美院人是情感丰富的，他们不是复杂的一群人，但他们知道，自己重视的事情可能跟别的地方的人不一样。

所以，如果可能的话，是不是可以做一个虚拟校园出来。这对于美院来说一点都不难，但是它一定对很多曾经在此学习过、工作过的人有着深刻的意义。

合影（左起：吴海滨、吴洪亮、郭靖、李秋石、皮力）

再有，当年央美每年都有新年联欢会。这个联欢会精彩到什么程度呢？当时其它的几大艺术院校的人都跑来看。甚至有一年版画系有一出小戏剧，现在可能叫小品，那简直是精彩得无语伦比。甚至在电台里，当时的嘉宾都会讨论到中央美术学院的新年联欢晚会，也会说版画系的那个小品。当时的影像现在兴许还能找到。大概讲的是刘小东买了一辆绿色的吉普车，后来被偷了，如何抓小偷。而且那是一出非常先锋的戏剧，边演边结合此前拍的录像，在大屏幕播放，演得也非常精彩。当时那个戏非常有名！包括每年的化妆舞会，都是极度精彩的。这些都是中央美院的历史，好像后来提起的人就少了。

我认为中央美院当然有主线条中的那些光辉的历史，也有许多留在脑海中带着光彩的瞬间，都值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