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希仲 口述、胡峻 整理
1945年11月的一天，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代理总司令朱耀武在总部设宴招待绥远客人。他即席告诉副官长彭尔玉，说过几天延安将派曹力如来榆公干，注意安排接待。当时榆林国共合作局面尚未破裂，延安代表来榆历来公开，榆林方面也很注意礼节。曹力如即将到来，令人喜出望外。两天后，曹力如来到榆林。一天深夜，他派人送来习仲勋给我的信。次日下午，他又来到我们住处，命他的警卫员张守国站立在门外，挡住所有来者。我们密谈了两小时。胡希仲
习仲勋的信至关重要。在国民党大肆反动宣传，人心浮动乃至反复，我和胡景铎都为此而深感为难的时候，习仲勋向我们交了底：“仗非打不可。”他强调了抗战胜利后时局变化的特点，指出蒋介石机关算尽，不过是玩弄欺骗舆论的把戏，其目的在于用虚假的和平掩盖他们为把内战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进行准备的事实。习仲勋说，他相信与蒋介石的决战将是中国现代史上最后一场战争，中国人民必将臝得胜利，建立新中国。他要求我们做好一切准备，做到一旦有事便可立即行动。为保证起义成功，既要有英雄气概，又必须谨慎小心，充分估计各种阻力，精心策划，做到万无一失。要特别注意骨干力量的发展和巩固，这些人有什么困难，要全力帮助。要进一步放宽视野，团结更多的人到我们队伍中来，凡是愿意跟我们干或合作的人，都应当热情欢迎。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乃至与人民做过对的人，只要在关键时刻站在人民一边，或者至少不破坏，则应宽大为怀，以体现政策的威力。要防止随意杀人。习仲勋嘱我，迅速将他的意见转告胡景铎，延安将派得力干部前来协助工作，他本人也将随时在边界地区会见我和胡景铎。我和胡景铎历来依赖习仲勋，我们从小是同班同学，情谊至深。他和我的关系险些送了我的命，我却不但不悔，反而更喜欢他。我赞赏他的忠厚和胆识，既是革命，不光坚持到底，而且敢想，敢干，敢负责，使人感到他是一位靠得住的朋友，愿意听他的。这次习仲勋的信精辟地分析了时局，戳穿了蒋介石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明确提出起义的要求，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一切犹豫顾虑，都是多余的了，可以行动了。我向曹力如表示，有习仲勋的信，大家便有了主心骨，不会上反动宣传的当了。我们现在还没有拿到整块的指挥权，胡景铎只是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部队也不成系统，但我们的骨干力量已经建立起来，只要我们把以胡景铎为核心的军事指挥中心建立并巩固起来，我们便不仅能端掉整个保安部队，而且二十二军的部分也能拉过来。如果八路军主力配合，我们甚至可以拿下榆林，动员邓宝珊先生换旗，领导起义，我和胡景铎做具体工作。那将是一个壮举。为防万一，我烧掉习仲勋的信，又立即给胡景铎写了信，派警卫员王鹏星夜送到波罗堡。几天后，胡景铎专程来榆林。我向他谈了习仲勋的要求、曹力如的谈话以及我汇报的情况。胡景铎完全赞同我的谈法。他很兴奋，说习仲勋始终保持与我们的联系，在关键的时刻给我们讲实话，讲真话，够朋友，没有什么可顾虑的了。我们说干便干，绝不拖泥带水。胡景铎述说了他对发展和巩固骨干、培训干部、人员安排、兵力部署、通讯联系的考虑。榆林方面尚需我来应付，以掩护波罗和石湾方面的工作并进行各方面的联络。我完全赞同胡景铎的意见。他想得周到，说明决心大。在时机成熟时，就按习仲勋的要求，发动武装起义。1945年年底，刘文蔚再次来榆林告诉我，绥德地委已接到习仲勋指示，要求他们配合胡景铎的工作，地委已召集边界地区负责同志开了会，做了布置。此外，习仲勋已调师源到绥德，以加强北线的统战工作。师源与胡景铎同学，为便于工作，他不久就将去胡景铎部。1946年春，师源持习仲勋信到波罗。师源走后，胡景铎来榆林，说他与习仲勋、师源无话不谈，商定了下一步如何联系和亟须解决的一些具体问题。不久，范明持习仲勋给胡景铎的第二封信到波罗，就起义的组织领导进行了安排，传达了中共中央和西北局北线战略的指导方针。范明在波罗期间，刘文蔚说习仲勋嘱他告诉我，波罗、石湾方面的工作有人负责，我应以主要精力注意榆林当局的动向，掩护胡景铎的工作，在中央和毛主席做出起义发动指示之前做好一切准备。1946年夏天以后，国民党向各解放区全面进攻，胡宗南虽未进攻陕甘宁边区，但气氛已日趋紧张。榆林特务加紧了对我的监视，我的卫士外出多次被搜查、盯梢，信件丢失。我迅速将情况通报胡景铎，要他密切注意，采取果断措施以应付不测，并要他来榆林见面。胡景铎不愿前来，深恐被扣而贻误大事。我以为，由于我们在波罗、石湾方面都有良好的关系，反动人物都受严密监视，敌人不至于掌握更多的情况，没有确切的证据，他们绝不敢轻易动手。不来反倒会引起怀疑。所以还是要他来，只要做得适当，是可以过关的。后来胡景铎终于还是来了榆林。1946年7月10日前，胡景铎两次向我通报情况，言及多方走漏消息，已无法保密，要我做好随时离开榆林的准备。10月9日接到第三次通报。来人说，事变提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首长王世泰、张仲良已率教导旅北上，武镇已经打响，不日解决，要我两日内赶到波罗。我迅速离开榆林，胡景铎派特务营营长杨宪臣率骑兵接到防地。举行誓师大会时，胡景铎发表讲话，激昂陈词，痛斥蒋介石卖国独裁，揭露其内战罪行，决心站在人民一边，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领导下，埋葬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战士们高呼口号，声震云天。山城沸腾了，无定河沸腾了。起义胜利，中央决定组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胡景铎任师长，我应习仲勋电召回延安。在榆林的一段时间，简直是度日如年，压抑、焦虑、紧张、兴奋，百感交集。波罗山城的誓师，使人如释重负，顿觉轻松，心情之愉快更是十年来所未有。我们终于向党和人民交出了答卷。我们没有什么堪于盛赞的丰功伟绩，唯一可以自慰的是在大敌当前，党和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退缩。我在延安见到杨明轩先生和习仲勋。胜利重逢，倍感亲切。杨明轩先生历述去年西安分手后他所经历的艰难历程，谈到终于在党的关怀下脱险回延安，真是万幸。多年的压抑感没有了，他真正感受到了自由的幸福。谈到横山起义，杨先生高兴地说，他一到延安，习仲勋便向他讲了我和胡景铎的情况。当他看到《解放日报》头版“胡景铎将军率部五千起义”一行特号大字标题时竟兴奋得彻夜未眠。杨先生追今抚昔，缅怀故友，盛赞先父胡笠僧先生的革命精神，以为传统精神之所以伟大，在于它必有继承者，这也便是传统影响之所以不可忽视的原因。胡景铎和我在党的教育下懂得了为继承父兄遗志必须为人民的事业献身的道理，于是便有反蒋抗日，便有横山起义。这是继承，更是进步。续范亭先生说，“横山起义是华山聚义的继续”，这话说得太好了。杨明轩先生把我和习仲勋的关系亲切地概括为“同志加兄弟”，实在是点睛之语。杨先生回顾十年往事，感慨系之，认为习仲勋对我们的信任、爱护和帮助在我们的革命生涯和人生道路上所起的作用，堪于盛赞。我非常赞同杨先生的说法，我向杨先生说，习仲勋的性格和由此而产生的他的作风，使我印象殊深。习仲勋懂得党的统战理论，懂得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善于在实践中把党的政策和他个人的能动作用结合起来，在党的方针指引下，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个人的聪明才智，敢说，敢做，灵活掌握原则和策略，坚定，诚实，使人相信他，愿意接近他，有事不和他商量总觉得缺少什么，从而使他的工作得以抓住人心。光讲理论，只知道生搬硬套，不懂得因时、因地、因人制宜，什么事也办不成。“侯金榜事件”后我的处境极度艰辛，习仲勋的关切使我振奋起来，把对敌人的仇恨变成革命的行动。习仲勋赞誉胡景铎的行为，认为无私无畏，难能可贵。胡景铎在国民党的营垒里不是混不下去，不是没官做，他是要革命。他看清了国民党的腐败，掌握了救国之道只能是奉行共产党的主义，便毅然地站到人民一边，在党的领导下，他在实现与反动势力决裂的斗争中表现了革命战士的高尚情操和勇敢精神，光明磊落，为陕甘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同志们的表现也是好的，在敌强我弱，旧势力盘根错节的困难情况下，起义前的整个准备工作中，我们的骨干力量没有一个人掉队，这并不容易。同志们坚定、勇敢、沉着，极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为人民立了功。在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打击反动分子、争取中间人物方面也做得适当、彻底，未放一枪，未杀一个人，保证了起义的胜利。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很高兴，专门接见胡景铎和有功人员，表彰了同志们在国民党全面进攻解放区时，高举义旗，在西北战场沉重打击敌人的英雄业绩。
（节选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出版社2013年10月第1版《习仲勋纪念文集》。原标题《我的挚友习仲勋》，现标题为编者所加。口述者系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原参事，胡峻为胡希仲之子）1948年冬，绥德地委和专署命镇川工委派罗明和我作为和谈代表到榆林谈判。我们从镇川堡起程到刘官寨，正遇到游击队和二十二军外围部队打起来，我们只好退到米家园则。第一次和谈就这样不了了之。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西北局决定争取榆林和平解放，于是镇川工委和中共西北局北线工作组写信给榆林二十二军左协中军长，敦劝起义，左表示愿谈并同意我方派代表进榆商谈。我和罗明二次被派陪延安来的胡景铎、李含芳两代表于1949年4月8日二次进榆。此次进榆虽说是左同意的，但从一些言传中我感到心中无数。我们从李家沟出发，先到了三岔湾，捎信给左，等候回音。第二天，左派谍报课长张旨晟来迎接我们进城。一路上，戒备森严。傍晚，我们从南门进了城。城内岗哨林立，从南到北各楼都有队伍驻守，见此情景，我们手里真是捏了一把汗。次日，我们去司令部（现军分区家属院）见左，路上听到老百姓对解放军进城议论纷纷，多有惊奇之态。我们见了左，他当面表示热情欢迎并同意和谈解决，且吩咐好好地款待我们，但实际上左以为两次榆林战役的胜利自己还是有些实力的，再加上包头的董其武要他去，所以，他很想把部队拉到包头去，对我们只是应付，以探察我方的态度。有一天晚上，他和我们说好了要起义，当时我们都很高兴，以为和谈已成定局，可第二天早晨，他即变卦——要走。他把部队集合到大操场训话，任命副师长张云衢为总指挥，准备把队伍拉到包头去。于是城内军民大乱，司令部里在慌慌忙忙收拾行装，乱成一团，一幅败逃的惨象。当时，我们很是吃惊，我和胡景铎商量，以他的名义写信给宿营在牛家梁的游击队，让他们向镇北台方向打了两炮，这时，左才感到有些不安，忙派人找我们商量。那时，我们正住在黄镇威团长家中商议对策，黄团长回来告诉我左军长正在找我们。因我与左关系较好，也为大家的安全，决定由我到司令部去见左。司令部内渐渐平静，左已回家，我又到左家中（现天神庙巷1号）。一进门，没等左开口，我就愤愤地对左讲：“军长，你算搞什么鬼把戏！你昨天说好了要起义，怎么今天就变卦了？”左说：“包头的董其武、宁夏的马鸿逵、西安的董钊都要我去……”我说：“人家要的是你的实力，你现在仅有三个团的人马，到那么远的地方，吃什么？住哪里？怎么走？现在你还没出榆林，若出去了，你的队伍还能到包头吗？那时，人家要你一个光杆军长干什么呢？再说，出去了还不知有你没你。”左急问我：“解放军抽回多少人马？”我说：“六个团。”左又问：“谁带？”我说：“张达志。”其实，我当时也不知，只不过是吓唬他而己。左考虑了一下说：“不走罢……”当即打电话命令各团：“停止待命！”我说：“为什么要‘停止待命，呢？干脆说‘不走，算了。”左讲：“这是军队术语。”其实，他还想留一点见机行事的余地。对此情况，我只好建议他找各团长商议，左告诉我，他们都在高团长家中，让我去。我立即去高家，三个团长正在打麻将，我很生气，当即训斥:“外面乱七八糟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还有心思玩牌……是起义，还是走，还不快拿个主意。”我请他们谈谈各自的打算。黄镇威团长始终赞成共产党，表示坚决不走；高凌云团长（高双成之子）在征求了各营长的意见后（因各营长都是黄埔生）表示平安地让他们走，就走，让他们打着出去，就不走；董正谊团长（左的外甥）表示听左的意见。而后，我们一起去见左商议，他也是无可奈何，只好决定由各团长联名向延安表态：愿和谈起义。至此，榆林和谈之行，历尽周折，总算有了圆满的结局。5月6日，国民党二十二军代表团到延安正式开始谈判。5月22日曹力如同志率代表团到榆林，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于5月27日举行正式会谈，5月29日达成协议，决定在1949年6月1日（农历五月初五）为正式起义日。榆林终于和平解放了！
（原载榆林市委、政府、政协1989年编印：《纪念榆林和平解放四十周年专辑》，作者系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后任榆林电信局局长，个别文字有改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