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复高考，华人德的人生之路出现重大转折。华人德说：“最初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带给我的不是欣喜，而是烦乱。我是六六届高中生，‘文革’开始，已学完高中课程。读的是省重点中学，成绩也名列前茅。问题是我年龄偏大，在镇办小厂工作，已婚，也有了孩子。我当时想，即使我考上大学，原单位也不可能让我带薪去读，生活怎么办?女儿怎么养?可我知道，一旦失去这次机会，我一辈子就只好留在东台靠手艺糊口了。妻子看我心神不宁，就对我说，你去考吧，以后生活上的事你不用管；母亲也从无锡老家来信，说她可以帮我们带孩子。我这才下定决心准备应考。报名的日子到了，镇里负责这项工作的文教干事却对我说，你年龄超了，不能报考。我感到当头浇了一盆冷水，回到家痛哭一场。”第二年春天，华人德被临时抽到县里写材料。有一天听到同去的两个年轻人一问一答，似在准备政治考试。问他们是怎么回事，说在准备今年的高考，又讲到今年对六六、六七届学生没有年龄限制。华人德当时根本不相信会有这等好事，所以也就没有在意。不久，镇文教干事通知他，说今年可以报考。单位批了十天假，让他温习迎考，工资照发。华人德考虑到自己年龄偏大，就报了文科。七月下旬，天气湿热，考场像蒸笼。第三场考数学，时间不到一半，纷纷有人交卷离场。华人德有些慌乱，但还是定下神来，仔细做题目，复看再三，到打铃才交卷，觉得可得满分。出了考场，监考老师小声说：“提前交卷的，几乎都是白卷。”那年高考，先公布成绩，后填志愿。很快有好消息传来，华人德是江苏省盐城地区文科状元。满分500，他考了441，其中语文84，数学96，历史93，地理89，政治79。填志愿时，他就大胆挑最好的学校填了。重点大学填了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普通高校填了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北大的专业是图书馆学系图书馆学专业和历史系考古专业。
图为1978年华人德参加高考的《准考证》和《统考成绩通知书》。姓名一栏误写为华仁德，可见当时工作之仓卒，换成现在，恐怕连考场都进不去。
为什么要报图书馆学系呢？华人德说，他自小就爱看书，而图书馆里有大量书籍。有趣的是，以后的学习和工作之路，就按他填的志愿走了：读书在北大，毕业分配到南大，工作一年就调到了苏州大学。就在填报志愿的一个多月后，镇里通知华人德去县文教局一趟，领取一封从北京大学寄来的挂号信。他拆开一看，果然是录取通知书。华人德一家六口，分五批下放到农村。父亲去世后，母亲就回无锡老家生活了。华人德从文教局出来，赶到邮局，发了两封电报，一封给母亲，一封给苏州岳父母家，先报个喜讯。母亲后来告诉他：“你为何非要拍电报呢?那天邮差在天井里喊我的名字，要我拿图章取东台发来的电报，当时我的心就卡在喉咙口了，双腿发软，拿到电报时，满手是汗，全身发抖。”现在的年轻人或许很难理解，在那个年代，长途电话要到邮电局去打，并且要约定对方也要到邮电局等候接听，而发电报都是急事，多为凶讯。华人德说，很多年以后，他才体会到母亲当时的心情，对母亲而言，孩子考取北大，与出门在外的健康平安比起来，不算大事儿。“三十多年前刚入北大时的情景，仿佛就在
昨天。”华人德对我说,“我报到比较晚，接待的是几位七七级的同学，一问我的名字，就说是年级最高分来了，旁边也有看着我交头接耳的。宿舍是最后一间，其他宿舍都是六人，我们四人一间，晚来者沾了光。全班五十人，已婚的九人。我年龄最大，32岁，同年出生的还有高民、刘安阳二人；班上年龄最小的叫李书磊，河南原阳人，才14岁，他也是北大七八级年龄最小的。”开学不久，华人德收到王能父汇来的一百元钱。他笑着对我讲：“先生寄钱时，特意在汇款单上附言，说是让我买书用。那时工资低，一百元是他仨月的薪水。没过几天，先生又来一信，说学校里旷夫怨女多，要我把心思放在读书上。晚上熄灯就寝，大家躺在床上讲新鲜事儿，我说今天老师来信，说学校里旷夫怨女多，要我清虚自守。马上有人插嘴，说我们宿舍四人，有三个半旷夫，半个是指在原农场已有女朋友的那位，正盘算着明年结婚。接着就排查还有哪些旷夫，哪些可称为怨女，笑声响彻四邻。”那时班里各类事务均由班长主持，老师基本不干预，也没有辅导员。一学期下来，入学时系里指定的班长，因功课吃力，提出辞职。于是大家提出要民主选举，无记名投票，票最多者当选。票是一张白纸，上面只能写一个人的姓名。华人德以23票当选班长，一直干到毕业。
入学不久，华人德（右一）与同学游览圆明园遗址。白谦慎、曹宝麟与华人德同年考入北大。此前，谦慎供职于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静安区办事处，宝麟在安徽省广德县农机厂当技术员。如今，华先生授徒于姑苏，白先生执教于杭州，曹先生设帐于岭南，皆秉承“以学问立身，以书法养性”的文人传统。他们既是书法大家，又是书法史领域甚至可以说整个艺术史领域的知名学者，而发生在燕园的那段翰墨交往，似乎早已为他们的人生转折埋下了伏笔。［缪哲《白谦慎先生庄里游》，网文。］华人德翻开泛黄的影集，指着他与白谦慎在北大读书时的照片对我讲：“1979年暑假，我乘火车回苏州，整个车厢都是北大沪宁线沿途各站的学生。因为是预先包下的车厢，每个人都有座位。一路上，我都在看书，坐久了，就站起来前后走走，活活脚。就在这时，看见几位同学正在传看一把折扇，我走近一看，扇面上的蝇头小楷工整雅洁，我问是谁写的，有人就指了指旁边的一位。我一看这人很清秀，和字的气息很相像，看样子年龄比我小很多。聊了一会儿，知道他是七八级国际政治系的，叫白谦慎，家住上海。我也简单作了自我介绍，之后就回到座位上继续看书了。不一会儿，他走过来，我俩就接着聊。他讲他写字曾先后跟过一位金老先生，还有章汝奭、萧铁，并讲萧铁是常熟萧退闇的族人。我说我老师王能父先生曾师从萧退闇先生，萧先生就是太老师了，萧退闇的入室弟子沙曼翁先生我也熟悉。说到这些关系，一下子拉近了距离，从此，我们就成了好朋友、好搭档。”白谦慎在《华人德和民间社团及其他》一文中，也曾忆起这难忘的一幕：1979年暑假开始，我和人德坐同一列火车南归。因天热，我手中拿着一把折扇，扇子上有我写的小楷。人德坐在我的后面一排，正在看唐兰先生的《中国文字学》。看到我的扇子上有字，就说让他看看，我们就这样聊了起来。他说他的老师王能父先生是常熟萧退闇先生的学生，因为我的书法启蒙老师萧铁先生也是常熟人，并和萧退闇先生同族，所以多了几分亲近感。再一聊，我们住同一栋宿舍楼，他在一楼，我在四楼。
1981年春，华人德与白谦慎摄于北京友谊宾馆一美国专家公寓。白谦慎说：“华人德在北大读书时经常旷课。有一次，我去人德宿舍，他正在写毛笔字。我以为他那天没课，一聊才知道，他经常旷课，说《通史》大课老师讲的东西他都会。我当时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但不久发现，他的桌子上经常放着《汉书》《魏书》，接触多了才知道，《通史》大课对他来说确实有些简单了。他经常翻的，还有许慎的《说文解字》、郑樵的《通志》，这两部书他在苏北插队时就读得很熟了。‘文革’时期，可看的书很少，手头有几本好书，就会一直翻，就像当年宝麟在安徽山区通读《辞源》一样，事实证明，几部好书读熟了，终生受益。”［白谦慎《华人德和民间社团及其他》］“华先生，您在北大读书时，真的经常旷课吗？”面对我的提问，他笑道：“白谦慎说的这件事儿，我忘掉了，但旷课肯定是有的。北大与清华不一样，环境很宽松，只要学业跟得上，你不去听课，也没人管你。有一年中秋节，同学们想去颐和园，正巧那天下午是《中国文化史》，我说这个老师讲得不好，就带着大家去颐和园了。老师反映到系里，系主任找我谈话，我就指出他讲课中的诸多错误，此事不了了之。《中国文化史》教学计划中，原本有传统书画的课程，后来，这位老师在课堂上对大家说，书画部分我就不讲了，你们班里有非常熟悉的同学，你们可以向他请教。还有一位老师，名气很大，上过央视。他讲到书法家李阳冰时，说有些老先生都读作李阳ning，他搞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下课后我对他讲，《说文解字》中的‘冰’字，是‘凝结’的‘凝’字的篆书，所以人家念李阳ning是有依据的。这位老师对《说文解字》很熟悉，我这样讲，他一下就明白了。那几年，北大师资紧缺，古汉语课是王力先生的研究生给我们上的，他讲到《汉书》里的金日磾，是匈奴的王子。后来我对他讲，你念错了，是‘金midi’,‘日’字要念‘mi’。我看过《汉书》，它有反切注在上面。”曹宝麟来自安徽广德，是研究生招生制度恢复后北大中文系的首届硕士生。他第一次见人德的字，是在“燕园书画会”举办的展览上。曹宝麟说：“那天，我陪王力先生去看展览，了一师对人德的作品赞不绝口，当别人说这是学生的作品时，先生不信，说学生的字哪能这般老到。王先生的夸奖，让人德在北大出了名。为马寅初老校长百岁贺寿时，组织者特意邀请人德为马老书写了寿联。”
北大燕园书画会赴法国举办展览，华人德作为学生代表，提供了这件参展作品（68×136厘米）。华人德也对我讲起过这次展览：“1979年春，赵宝煦、李志敏、张振国三位教授发起成立‘燕园书画会’。‘燕园书画会’是北大教职工的书法社团，成立时举办展览，学生也可参展。谦慎听说后，就约我一起准备作品。我起初不准备参加，经不住谦慎的劝说，就把挂在宿舍里的一幅字交了上去。” 潘维明
1981年，日本书道学校代表团访问北大，与燕园书画会在临湖轩举行笔会。图为日本书道学校代表团团长小林抱牛（小林教授“抱牛”之名，取自其师手岛右卿代表作《抱牛》）在观看华人德写字。
1981年，中日书法家在北大勺园交流。写字者为华人德，后右为沈鹏，左为柳倩。
在勺园休息室，华人德与沈鹏交流书艺。后左为白谦慎，后右为冷溶（北大书法社理事）。在北大勺园中日书法交流笔会上，华人德向日本书家今井凌雪的研究生光宗女士书赠对联。
北京大学燕园书画会与日本书道学校代表团在临湖轩交流结束后合影。“北京大学”四字由李志敏题写。前排左二为华人德、左三为罗荣渠、左六为李志敏、左七为小林抱牛，右二为陈玉龙。第二、三、四排靠左皆为日本代表团成员。人德、宝麟相识，缘于谦慎的介绍。后来，他们三人经常结伴去图书馆观摩碑帖。馆长办公室的周持、管碑帖的孙兰风都是“燕园书画会”的骨干，时间长了，大家都成了朋友。华人德在为曹宝麟《抱瓮集》所作序文中，曾深情回忆这一段交往：曹宝麟君与我同年进入北京大学，皆酷爱书法，得以相识，渐成知己，已阅十载。时宝麟君攻读古汉语，从学于名教授王了一先生，课余不废临池，醉心于米南宫字，直造其室，不杂他体。运笔骏宕豪迈，如快剑斫阵。常约白谦慎君与我或聆教于诸名教授座前，或观赏金石拓片于图书馆中，或扺掌谈书艺于灯下，过夜半而不知倦。［华人德，《华人德书学文集》（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8），页305。］
1982年夏，华人德在北大图书馆金石组查阅明清善本碑帖。华人德说：“在北大读书的四年，是我在书法上取得长足进步，并奠定我书法风格的关键阶段。这一段经历，对我日后从事的碑学研究，也至关重要。我的两篇重要文章《谈墓志》《论清代的碑学》，其思路的形成，资料的收集，都是在这一时期完成的。北大图书馆线装书很多，学生限借五部。一部线装书，通常有一二十本，因借阅时不能拆开，所以一部书只占一个借书指标。这些内幕，图书馆学系的学生最清楚，因为我们在图书馆有专门的实习教室，喜欢啥书，就直接到书库里找。正因如此，我才得以借阅《日本书道全集》等大量珍本。图书馆的金石组，设在一楼，所藏金石拓片非常丰富，有缪荃孙‘艺风堂’拓片数千种，张仁蠡‘柳风堂’拓片数千种，还有关中历代铜镜、墓志拓片，明清时期善本拓片不计其数。那时图书馆着手对这些拓片进行整理，我经常去看。馆里的工作人员，多与我年龄相仿，大家相处很融洽。遇到不懂的地方，他们就问我。有一次，我看见窗台上有个盒子，打开一看，是唐人写本，敦煌藏经洞出来的。我对他们说，这些不能随便乱放，如果外人知道了，敲碎玻璃，打开窗户，就拿走了。那时‘文革’刚结束，很多东西到处乱放，也没人管理。比如，胡适先生的一大箱信札，就放在图书馆八楼书库，谁去了都可以翻，喜欢集邮的，就掏出剪刀，把信封上的邮票剪掉拿走。再举一个例子，我所住的37楼，楼梯下堆着很多纸箱，上面有很厚的灰尘。我好奇地打开过，里面都是民国时期教育部的电报底稿，我当时拿了几张，其中一张，有邹鲁的图章和签名。我推测，这可能是‘文革’时抄家抄出来的。”“在北大，我有幸结识许多师长，他们言传身教，春风化雨，使我明白了为人处世的道理。”在古薇山房，华人德几次给我讲起时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长的王路宾。“王校长留给我的印象最深。他是从曲阜师院调来的，操山东口音，长着异相：大头、方脸、巨口、右眼有点偏斜。我与王校长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那是1979年冬天，我去学生浴池洗澡，因为人多，要先排队买票，五分钱一张，然后分批进去。澡堂很简陋，雾气腾腾，一个大池子，旁边有一排淋浴头，许多人聚在下面轮流冲洗。我好不容易找个空挡，就先坐下来泡澡，一抬头，发现王校长就坐在旁边。我问：‘王校长，您怎么也到这儿来洗澡？’他说：‘怎么啦，你们能洗，我就不能洗？’我说：‘每次洗澡都要排很长的队，浪费不少时间，学校应该考虑建个新浴池了。’他说：‘浴池条件差，校领导也知道，因为要改善的地方太多，都要花钱，学校也有难处。’还有一次，我去洗澡，看到王校长也在排队。我走到他跟前，扶着他的手，叫他不要排了，直接进去，他不肯。我对学生会主席潘维明讲起此事，他说：‘我也见过王校长在学生澡堂门口排队，你想，一个六十多岁的七级干部，北大的二把手，还要光着身子和学生挤在一个池子里洗澡。学校后勤完全可以在留学生大楼开个房间，让这些上了年纪的老领导、老教授轮流去洗澡啊！’当时‘文革’刚结束，百废待兴，学校的大饭堂兼作会堂，每逢开会、演出，学生们都从宿舍里自带凳子。我们平时吃饭，不是买了拿回宿舍吃，就是站着或蹲着在大饭堂吃。我还记得，当时人民大学的部分校舍被部队占用，学生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为此还上街游行过。这样一比，北大的条件也算不错了，想起王校长与学生同甘苦，大家的怨言和牢骚也就少了。”华人德翻开影集，指着一张照片对我讲：“1982年，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的获奖作品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开幕的前一天是预展，通知获奖作者前去观看。我在校园里巧遇王校长，就告诉他宝麟、谦慎获了一等奖，我和张辛是三等奖，北大获奖人数最多，问他愿不愿意带我们去看展览。王校长听了很高兴，让我坐他的车去，并安排一辆大轿车接送观看展览的师生。” 潘维明
王路宾副校长与北大师生观看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获奖作品预展。前排左起：张辛、白谦慎、王路宾、华人德、李建南；后排左起：谷向阳、孙兰凤、周持。接下来的一件事，令华人德对老校长肃然起敬。“我陪王校长刚走进美术馆大厅，就遇到当时书协的一个大人物，我发现他俩见面时表情很尴尬，没有打招呼，只是点点头，然后王校长就急匆匆与我们一起看展览了。回来时，我仍坐王校长的车，就问他：‘您和那位领导怎么没讲话？’他讲：‘这人貌似君子……我在济南当市委书记时，他是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他要我把机关四分之一的人划为右派，我说右派要有言行，哪能下指标呢？他就说我包庇右派，把我也打成了右派。’我问：‘您有没有他的字？’王校长说：‘名书家的字，我不要；你们名学生的字给我，我会好好收藏的。’我说：‘我会写了字请您指教的，但是名学生可称不上。’”临近毕业，想起在美术馆看展览时的承诺，华人德恭恭敬敬为王校长写了一副对联。他回忆道：“离校前夕，王校长约我去他家，我喊上谦慎同去。事先写了一副对联：‘青松寒不落，威凤高其翔。’这是前人的成句，我觉得是王校长品格的写照，很贴切。王校长见我们来，很热情，切了个大西瓜给我们吃。我讲自己毕业后将到南京大学工作，王校长先勉励一番，接着又讲，家庭也很重要，要与事业兼顾。他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我家在江苏，女儿快要上学了，想找个离家近一点的单位，也好照顾家庭。临走时，我拿出对联向他请教，他夸我写得好，高兴地收下了。他说自己也很想写幅字送我留念，前一天晚上一直写到半夜，因多年不用毛笔，一时写不好，觉得拿不出来，还是练习一段时间再说吧。”华人德讲到这里，从书橱里取出一幅字，字是王校长写的，内容是《赤壁怀古》。看完，他小心翼翼地收好，讲了这幅字的来历：“1986年秋，我收到王校长托人辗转带来的一封信，拆开一看，就是这幅字。这些年，每当我想念王校长的时候，就打开看看。看的次数多了，折叠处出现了破损。前不久，我请了苏州最好的师傅装池一新（耿绢挖嵌，用的是红星宣纸、老红木轴头）。记得2008年母校110年庆典，我们班的同学在香山饭店聚会，我向留校工作的老同学打听王校长的情况，他们说王校长已过世了。我一时愕然。孔子说：‘仁者寿。’老子说：‘死而不亡者寿。’王校长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我至今时常忆起：他重浊的山东口音，他在学生澡堂前排队的身影，他带我们去看展览时的情景……我想，不光我，很多人都会经常念叨起这位可亲可敬的老校长！”
1986年秋天，华人德收到了王路宾副校长专门为他创作的书法作品。2014年五一小长假，我去古薇山房采访，华人德拿起桌上的手机，让我看几天前收到的一条短信：华人德老师：您好！我是朱天俊老师的女儿朱彤。今天刚刚收到您寄来的茶叶，可惜父亲已经不能享用了，他于去年7月29日突发消化道出血合并心力衰竭不幸去世。8月4日上午，系里在八宝山为父亲举行了追悼会。当日，《光明日报》刊发南京大学徐雁教授的文章——《朱天俊：一位远去的书海导航师》，网上很快就有了多篇纪念父亲的文字，《图书馆》杂志也发表了他的学生撰写的回忆文章，我近期将寄您一本作为纪念。谢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父亲的关心，每年都是您第一个寄来他最心仪的香茶，我会将您寄来的茶叶敬奉在父亲墓前。再次替父亲谢谢您，祝您平安健康。朱彤敬上。华人德对我讲：“朱先生是著名的目录学家，也是我最尊敬的老师。毕业后，我们一直保持着联系。1987年，先生编写《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时，特意邀我参加，我知道这是出于对我的提携。这本书几次重印，流布甚广。朱老师喜欢喝碧螺春，每年新茶下来，我都及时寄奉。今年4月8号，我照例寄新茶过去，之后快递公司几次来电，说收件人家中一直没人，也没人接听电话，问我是否将邮件退回。我以为朱老师出去旅游了，就嘱咐他们过几天再联系。直到4月18日朱老师的女儿过去整理先生的房间，才联系上。”讲起北大的老教授，华人德充满感激之情：“那时北大有很多老先生字写得很好，品位很高，只是精力在学术上，不以书名。赵宝煦教授是白谦慎就读的国际政治系的主任。赵先生为人和善，多才多艺，与他相处，如沐春风。上世纪四十年代，赵先生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曾发起成立阳光美术社，聘请闻一多为指导老师。交谈中，得知我们对宗白华、魏建功、季羡林等老先生很仰慕，就热情牵线搭桥。我们这些‘文革’后考入北大的学生，多数年龄偏大，对老教授都很恭敬。老先生对学生也很关爱，没有什么架子。”
1979年，华人德结识赵宝煦教授不久，为赵先生写了一本册页，这是其中一开，代表了他当时的书风。当年拜访季羡林先生时的情景，华人德记忆犹新：“那是1979年初秋，经赵宝煦先生预约，我和宝麟、谦慎去朗润园拜访季先生。我们循着门牌号，找到位于一楼的季先生家。季先生开的门，领我们到书房，只见两边靠墙的地方摆满了书架，上边整齐地码放着日本出版的《大正大藏经》。南面靠窗，有一张旧式红木书桌，上面摞着几本册页，最上面是一个红木砚盒，旁边摆着几轴手卷。看来季先生提前作了准备，我推测赵教授事先已对我们三人作过介绍，并讲了我们去拜访的原由。“当我们看到这些手卷、册页上的签条居然是赵孟頫、文徵明的大名时，都禁不住惊叹起来。季先生打开砚盒，这是一方端砚，上面有一小块血红的朱砂斑，再细看，有文彭的款。接着，季先生示意我们打开手卷。我们担心弄坏，谁都不敢动手。季先生一再说不要紧，东西就是让人看的。我在东台工艺厂工作五年，对手卷的展收并不陌生，就掏出手帕擦擦手，然后将手卷轻轻展开。我展开的第一个卷子，是赵孟頫的书法，绢本，或许是多次装裱的缘故，绢丝有些牵扯，字也显得歪斜。我说‘这字有点靠不住’，话一出口，就觉得失言了，我看了季先生一眼，季先生没有吭声。“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本宋人册页，锦面，紫檀木镶边。打开一看，里面都是画，品相也好，因为是团扇，比其他册页大，所以放在最下面。季先生讲，这本册页是刚解放时花八百块钱买的，我们都惊叹太便宜了！先生说，那时什么都不值钱，买这张老红木书桌才花了四十块。紧挨书桌的窗台上，摆着一排小锦盒，季先生一一打开给我们看，都是上好的寿山、昌化石章。先生没把我们当外人，还撩起垂下的床单，指着床下的一只樟木箱子说，里面有些字画，太重了，不好搬。我们连说已经大饱眼福了，不敢再麻烦了。“临走时，我看到书架上有一张旧的镜片，已落满灰尘，抽出一看，是吴昌硕的花卉。地上有个镜框斜靠着书架，有一只蛾子还贴着画在爬，弯腰一看，是齐白石的小品，我把镜框提起来，轻轻按着玻璃，把蛾子压死。房门后竖靠着一个大画轴，比人还高，估计是八尺中堂，我问是谁的作品，季先生说是八大山人的画，因为房间太小，没法展开看。季先生说，‘文革’时，他的书籍字画统统都被抄去，这些是后来落实政策时发还的。从季先生家里出来，沿着未名湖往回走，我们因第一次看到这么多名家真迹，都很激动，‘文革’时北大是风暴中心，这么多珍贵文物能留下来，真是不易。”这一年的深秋，经赵宝煦介绍，人德、谦慎一同去拜访宗白华先生。华人德说：“宗先生住在未名湖的东北面，前面有个枯涸了的大池塘，开门的是宗夫人，很清健。我讲明来意，她就把我们领到宗先生书房。宗先生坐在藤椅中，精神不是很好，说话声音很低，像是生病的样子。虽然天还不太冷，但先生已穿上了棉袄棉裤。我们搬了凳子，坐在他身旁。那两年，谦慎对书法美学很感兴趣，这次拜访，是想请教一些美学方面的问题。宗先生面对谦慎，讲话很轻，至于交谈的内容，我没有听清。印象中书房陈设很简单，北墙挂着徐悲鸿画的宗先生年轻时的肖像。画框下面的地板上，堆了不少民国时期的珂罗版线装画册。聊了十多分钟，就听见宗夫人站在书房门口咳嗽两声，我知道这是在提醒我们，但宗先生谈兴正浓，我们也不便打断告辞。不一会儿，宗夫人探身进来，向先生讲，该吃药了。我们就应声起立，向宗先生鞠躬告退。”1979年隆冬时节，华人德、白谦慎拜访了魏建功先生。讲到魏先生，我注意到华人德眼睛湿润，声音也有点沙哑：“魏先生是中文系四位一级教授之一，其他三位是游国恩、王力和杨晦。魏先生不善言谈，著作也不算多，但学问很好，他主持编写的《新华字典》影响很大。魏先生精通书法，写一手六朝写经体，去讨教书法，也是我们拜访魏先生的主要目的。“经赵宝煦先生介绍，我们踏雪来到燕南园，那天他一个人在家，屋里生了火，很暖和。让我吃惊的是，书桌上竟放着一个骨灰盒，走近一看，盖子边沿有一行小字，是魏先生刚为翦伯赞教授题写的。翦伯赞是历史系的一级教授，曾任北大副校长，1968年12月19日服安眠药自杀，他辞世已有十一年了，这骨灰盒可能是象征性地安放遗物用的，我们也不便多问。“我请教了一些文字、音韵、训诂方面的问题之后，就拿出自己写的字请他指点。魏先生先奖许一番，然后指着我的一幅行书说：‘我的老师说过，写字不要歪斜欹侧，要平正端和。’我问：‘您的老师是谁？’他说：‘是沈尹默先生！’魏先生婉转提出批评的我的那幅字，学的是苏州一位老书家的章法，刻意将其中一行的三个字左右摆列，不在一条直线上，这件事印象很深。记得以前王能父先生也讲过，写字要出于自然，不能做。做不完全是指做作，也包括描头画角、有意战掣抖动（非因年老而不能自控）、过度经营等等。前人评论苏黄，说东坡是老笔稚态，山谷是稚笔老态，苏字烂漫，黄字安排，二人俱为大家，而高下立判。“拜访过魏先生不久，就放寒假了。过完春节返校，火车上拥挤不堪，回到学校，放下行李，就去海淀浴池，泡澡解乏。浴池巧遇赵宝煦先生。他轻轻对我讲：‘魏建功先生过去了。’我当时没听明白，问：‘魏先生怎么了？’赵先生看我一脸惊愕，压低声音：‘魏先生因前列腺毛病去医院动手术，没下手术台，就走了。’我心中一恸，不觉热泪夺眶。”赵宝煦得知华人德想学古文字而不得门径，就帮助联系了裘锡圭。他对华人德说：“裘锡圭才四十来岁，还不是教授，但他造诣之深，绝不在一些老教授之下。他家里地方狭小，人多了不好接待，你就一个人去吧。”裘先生的点拨，华人德终生难忘：“1980年早春，晚上还很冷，我从未名湖水塔旁边的小门出去，路灯昏暗，不见行人。我按赵先生讲的地址，寻到裘先生的住处。先生把我领到楼梯下一个很小的房间里。正好有人上下楼梯，传来很响的脚步声。房间里只有一张单人床、一张方桌和一把椅子。桌子上、椅子上堆满了书和卡片，卡片都是用白纸裁的。他把椅子上的书搬到床上，示意我坐下，泡了一杯茶，他自己就坐在床沿上。我怎么也想不到，裘先生的居住环境这么差：工作时把桌椅上的书搬到床上，睡觉时再把床上的书搬到桌椅上。我刚坐下，就听到另一个房间有婴儿啼哭，夫人喊他，他就跑了出去。我不忍心多占他的时间，等他回来，就开门见山，提出问题，说我看过《说文》等文字学方面的书，想学古文字。他说：‘《说文》是部伟大的书，是研究古文字的梯子，没有它，许多字无法释读。但有关《说文》的学问，清人都做完了，在这方面下功夫，不会有重大突破了，最多是小订小补。’听了裘先生的一席话，我对古文字渐渐失去兴趣，精力转向碑刻，书法也以汉隶为宗，‘好古不求秦以上’。”读大三时，华人德发起成立了北京大学书法社。［北京大学书法社，白谦慎《华人德和民间社团及其他》称之为“北京大学学生书法社”。华先生在我的稿子上批注：“北大学生社团很多，如美术社、摄影社等，皆不冠‘学生’二字。”］华人德回忆说：“1980年秋，校学生会主席潘维明找到我，说五四文学社成立了，美术社也成立了，要我牵头，尽快成立书法社。我当时提出，书法社不同于其他社团，要有点经费，这样活动时可以买些纸墨。他问我需要多少钱，我说每学期三十块就够了，他说没问题，这事儿包在他身上。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有七八十人报名，商定12月21日晚上开成立会。潘维明半开玩笑地说：‘老华！一定要选个像样的地方开成立会，一定要请校领导参加！说不定将来会成为书坛上的大事哩！’于是，他就帮我联系了西校门贝公楼贵宾室，因为校领导在这里办公，贝公楼常被讹称为办公楼。过了一两天，潘维明告诉我，说王校长答应参加，我一听大喜过望。“不料，成立会前一天，就开始下雪，一直下了一天一夜，雪深没胫。成立会当天晚上，我赶到贝公楼时，同学们已到齐了，邀请的几位青年教师也陆续来了，燕园书画会的李志敏会长、陈玉龙副会长也赶来了，就缺王校长没到。潘维明打电话到他家，家人说王校长患了重感冒，喉咙全哑了，劝他晚上不要出门，但他执意要去参加一个什么成立会，已走了十多分钟了。我赶紧走出大楼，去路口迎接。在白雪的映衬下，只见远处有个人影，踽踽而来。我快步迎上去，只见王校长戴着厚厚的帽子，还裹着一条长长的围巾。我搀着王校长来到会场，大家起身，鼓掌向他致意。王校长拱拱手，又指了指自己的喉咙，表示失声不能开口祝贺。到会师生，大为感动。我因是书法社主要发起人，又年长，被大家推选为社长，白谦慎、薛冲波为副社长，还选了杨松等为理事。在我的任期内，发展社员九十多人，是北大几十个学生社团中的佼佼者。
在北大书法社成立大会上，华人德（站立者）介绍筹备情况。前排正中为王路宾副校长，左为学生会主席潘维明。“看电影是书法社当时的一项重要活动。我和电教室主任关系很好，来了什么新片子、好片子，他都捎信给我，我就约五六个人过去看。书法社成立后，我对他讲，大学生很穷，也没钱出去旅游，希望他找一些与书法相关的风光片。他很快就弄来了关于泰山、华山的片子，还专门为书法社租了于右任书法、日本书法的影片。片子来了之后，由我通知五个人，这五个人每人再通知五个，那时候没有电话，都是口头通知，也挺方便。我毕业之后，杨松接任社长，第三任社长是余功保。后来的社长中，还有一个叫颜维琦的女孩儿，现在是《光明日报》记者，曾来苏州找过我。中文系七八级的刘晓峰，与潘维明、刘震云同班，他当时是学生会的宣传部长，留校从政，后来下到格尔木当过市长。他见我时还开玩笑：‘老华，书法社那些弟兄们，与你感情深啊！大家一见面，开口老华怎么样，闭口老华怎么样，我真妒忌你！”
书法社是北大学生社团中人数较多的一个，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在当时的北京高校中最为活跃。中间讲话者为华人德。摄于1981年。在白谦慎看来，不论是学识水平，还是组织能力，华人德最孚众望：北大书法社，是人德提议、发起成立的，成立前他和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书法爱好者先作了商量，大家赞同这一想法后，人德便选择一个吉日成立书法社。书法社成立后，举办了一系列活动，在当时北京的高校中最为活跃。人德是六六届的高中生，考入北大时32岁，成立书法社时34岁，在书法社中年纪最大。他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是因齿长而被推为社长，其实，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书艺的水平来说，他最孚众望。那时书法社的气氛十分融洽，人德在任期间，共有四届同学参加活动，社员以理工科学生为多，其中不少如今已是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工程师。
1982年人德毕业后南归，我留校任教，继续参加书法社的活动，担任顾问，直至1986年出国留学。书法社为来自全校各系的同学们提供了业余时间依自己的爱好自由交往的机会。十分有意思的是，书法社有六位社员在毕业后结成夫妻，其中两对夫妻是人德任社长期间的社员：李建南（经济系香港考生）、李文哲（生物系山西考生）夫妇（现居洛杉矶），黄鑫（地球物理系云南考生）、李丽（化学系北京考生）夫妇（现居休斯顿）。有不少社员至今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05年人德应邀到美国西部的一个学院讲学，得到了当年书法社社员的热情接待。［白谦慎《华人德和民间社团及其他》］大洋彼岸的聚会，令华人德感动不已：“2005年，我在惠特曼学院讲学期间，想去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因当时不是旅游季节，旅行社不发团，正在犯难时，杨松联系上了纽约州立大学巴福罗分校的徐如锋。徐如锋是苏州人，也参加了书法社，但年龄要比我小十多岁。小徐得知我在美国，又要去她那儿，十分高兴，帮我订机票，安排行程。小徐的丈夫是美国人，两个混血女儿漂亮可爱，房子是自己买下的，周围很安静，墙上挂着两个小镜框，是我三十多年前写的蝇头小楷，内容是诸葛亮《诫子书》、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小徐对我说：‘当时你要毕业了，说要写幅字送给我，我不要，你很诧异，问我为什么不要，我讲宿舍里又挤又乱，没处挂，怕弄坏，于是你就在绢上写了两幅小的，说这样就不会弄坏了。几十年过去了，我搬家多次，许多东西都丢了，这两幅字却一直珍藏，你以后办展览，我可以借给你，但展后要还我。’我听了很感动，当时的细节我已记不得了，她却记得清清楚楚。”
华人德说：“2005年3月，我夫妇到美国尼亚加拉瀑布旅游，住在徐如锋家，居然看到她家墙上挂着我北大毕业时写的小行楷诸葛亮《诫子书》，还有一个更小的镜框，是我写的张孝祥词《念奴娇·过洞庭青草湖》。”我从白谦慎先生那里得到了徐如锋的信箱，她收到我的信很惊讶，当天就拍了照片给我，后来担心像素不足，又送到专业机构拍摄，特此致谢。北大书法社、北大书法研究社均成立于12月21日，这究竟是天意，还是巧合？华人德说：“北大书法社12月21日开成立会，是因为这天是星期日，学生没课。至于北大书法研究社为何也选择这一天，就不得而知了。1917年12月21日，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成立，公推薛祥绥、杨湜生为执事，聘请马衡、沈尹默、刘季平为导师。书法研究社成立之初，活动频繁，‘五四’以后，北大日刊上就没有书法研究社的通告、纪事了。后来，蔡元培辞职出走，学校管理一时无序，书法研究社无形中解散。北大书法研究社的这段历史，沈尹默先生《我和北大》《书法漫谈》《学书丛话》《六十余年来学书过程简述》《论书诗词》都没有提到，戴自中先生的《沈尹默先生年谱简编》也没有涉及。或许沈先生数十年后对这段历史已回忆不起，或许他认为对书法研究社作一些指导，是一个教师应尽的职责，不必着意记述。”
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之后，北大书法社邀请首都部分高校获奖者雅集。墙上“夜静斗横谭剑处，春深花绕读书庐”横披为华人德所书。前排右起：郑达、华人德、金运昌；后排右起：贺寅秋、白谦慎、张杰、范智奇、张辛、□□。华人德在《北京大学书法研究社》一文中，披露了诸多鲜为人知的细节：书法研究社成立时，即由学校聘请马、沈、刘三位先生作导师，蔡元培校长助成了此事。导师的职责是为社员“指点途径、评骘成绩”，即社员每星期六、日必须任写各体书数页，交书社执事(负责人)转呈导师评定，社员中书法较优者由导师随时选订成绩，导师还经常为社员作讲演示范，开列临习和研究的碑帖目录等，这些课余指导都是义务进行的。蔡元培校长还允拨新修大楼内一间房间作为书法社社址，并委托马衡为书法社购置了许多碑帖；书法社还请蔡校长要求北洋政府内务部拓赠得《三希堂法帖》一部，贮存社中。蔡校长另出函嘱陕西教育厅拓西安碑林所有碑刻全套，后以费用过高，又值天寒墨冻且易损碑石而未能办到，但是陕西教育厅长郭希仁择要捐赠了碑林自秦至唐碑帖拓本27份，计74张。北大教员也纷纷给书法社捐赠碑帖拓片，蒋维乔捐了30余种，马衡捐了16种，吴宗焘、徐森玉、邹树椿等也都有捐赠，学生中捐赠者有李树华、杨湜生、张价庥等。一时书法研究社碑帖收藏甚富，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特为书法社在图书馆内腾出一间小屋，以作为藏碑帖的场所。这些碑帖皆编号保存，并陆续全部装裱，以便观览。导师马衡开列碑版名目百数十种，沈尹默、钱玄同则开列草书碑帖名目，于《北京大学日刊》上连载，均按时间先后排列，极有统系，以便爱好者学习研究。［华人德，《华人德书学文集》，页268－269。］
华人德毕业前夕，与北大书法社副社长、理事合影。前排右起：白谦慎、华人德、薛冲波（已故）；后排右起：李建南、杨松、孔繁敏、孙□。
华人德毕业前夕，与燕园书画会老师和北大书法社部分社员合影留念。前排右一李文哲、右二徐如锋、右三邵珊珊；二排左起周持、孙兰风、徐德福、陈玉龙、李志敏、谷向阳、华人德、张辛、白谦慎、薛冲波（已故）；三排右一李建南、右二冷溶、右三孔繁敏；四排右一丁淦、右三杨松。2016年4月29日，华人德回母校参加北大校友书法展，我有幸陪侍。当晚，先生围绕北大书法研究社和北大书法社，作了一场专题讲座。旅美学者李跃林听完讲座，不禁感慨道：“北大当年有沈尹默，而今又出了华人德、曹宝麟、白谦慎，这就是北大的人文魅力所在。”回宾馆的路上，华先生讲了很多故事：“在北大讲课，今天是第二次。第一次是大四那年，电教室举办书法培训班，请擅长书法的教授讲课，每小时4块。电教室主任说，老华，你给大家讲一课，我问讲什么？他说你看着办，我问讲多长时间，他说两个小时。后来我就去讲了，自认为讲得不错，大家评价也很好，讲课费16块，比教授还高。我第一次拿稿费，也是在北大。五四文学社办了个刊物《未名湖》，约我写字，我抄了韦庄‘江雨霏霏江草齐’那首诗，发在创刊号封底上，稿酬4块。”李跃林的一番话，逗得大家哑然失笑：“华老师毕业那年，我考进北大物理系。入学不久，就参加了书法社。第一次活动，学长拿出华老师写的对联给我们看。那是一副隶书对联，写得很有趣味，我非常喜欢，以至于后来多次借观。‘二届中青展’之后，我愈发仰慕华老师了，就专程去苏州拜访。有意思的是，那天跑了很多路，爬了很多楼梯，竟然没有找到华老师的家门！”在北大读书的最后一年，华人德为筹建蔡元培、李大钊铜像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一本影集，记录着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1981年底，学生会选出“北京大学一九七七、一九七八级毕业生建像留念委员会”（以下简称建像委员会），潘维明为主任，华人德为成员。华人德回忆说：“七七、七八两个年级，同一年毕业，学生代表大会是合在一起开的。会上有人提出，在校园内为蔡元培先生建一尊塑像，作为毕业时留给母校的纪念物。也有人说，如果不把李大钊放在前面，只做蔡元培塑像，恐怕上面难以通过。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思想还比较左，这个建议提得很有道理。于是，学代会决定，建两位伟人的塑像。方案上报以后，校领导有不同意见。我们担心事情搁浅，就通过有关渠道向中央领导汇报，同时，争取一些知名教授的支持。因我与季羡林教授有过交往，潘维明就让我去见他。季先生对我说，这是一件好事，没有理由反对，欧洲的街头巷尾，有很多名人塑像。北大校园这么大，建两尊伟人塑像有什么不可以。后来，中央领导对建像作了肯定，学校才明确表示支持。“王力先生听到这个消息，当场就捐了一千块，这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校领导得知后，对我们讲，王力教授写了四本《古代汉语》，有稿费收入，但很多教授都是靠工资吃饭的，手头不宽裕。如果有人先捐一千，其他人捐少了就会有压力，也没面子。嘱咐我们务必把王力先生的捐款如数退还，也不再接收其他老师的捐款，如果学生捐款不够，缺多少，由学校包下来。“为动员学生捐款，我把两个年级各系的班长请到一起。我开头就讲，建蔡元培、李大钊塑像，离不开在座诸位的支持。为什么要给蔡元培先生塑像？因为没有蔡先生，就没有北大。大道理我不讲，我只说两件事：第一件事，蔡先生为了给‘爱国学社’筹措经费，坐船去南京教育部，正要上船，得知大儿子在家中死掉了，但他没有回家，而是义无反顾地登船；第二件事，五四期间，学生们放火烧掉了曹汝霖的家，把章宗祥打了一顿，学生被抓后，蔡先生立即出面营救。学生放出来时，他亲自到校门口迎接。第二天，他留下一张纸条‘杀君马者道旁儿’，悄然辞职。北大派学生请他回来，找到他家，他正在家里洗衣服。蔡先生就是这样一个朴实的人，为了学生，宁可把自己的位子辞掉。大家听了，深受感动，很快就捐了六千多块钱。”在讨论建像用什么材质时，有人提出用汉白玉，有人提出用大理石。华人德说：房山的汉白玉不行，容易风化。好的大理石要去意大利买，造价太高，操作上也有许多不确定因素。比如，石头开出来之后，如果面部出现斑点，就要重来，会耽误工期。华人德提出建青铜像，这样大家可以分头去跑，搜集资料、邀请专家、设计制作等环节统筹运作，可以节省时间。后来经过专家论证，他的建议被采纳。
1981年冬，潘维明（右一）、华人德（左二）等陪同曾竹韶（左一）、盛扬（右二）为蔡元培铜像选址。华人德作为学生代表，全程参与了两尊铜像的选址工作。他说：“中央美院雕塑系曾竹韶教授、傅天仇教授两次专程来北大，为铜像选址。当时比较年轻的盛扬、钱绍武，如今也都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他们开始看中了未名湖的一个小岛，说这个地方很安静，适合建蔡元培铜像。我说此地不妥，因为这个岛要从北面绕过来，平时也只有男女同学谈恋爱才到这里来，如果铜像建在这里，瞻仰很不方便。大家听我说完，都笑了，觉得有道理。“蔡元培铜像建在未名湖西南、钟亭的小山下。那里有五条小路交汇，铜像面向东方，迎着朝阳。铜像一侧有一棵数十年树龄的雪松，亭亭而立。我当时提出，最好在另一侧移栽一棵雪松，这样就因对称而显得肃穆了，王路宾校长接过我的话说：‘要对称干什么，这样不是很自然吗？’直到现在，蔡元培铜像周围，一直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自然而亲切。“李大钊铜像，专家们最初选址于临湖轩（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寓所）的南面，现在基座还在。后来，校领导或许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决定移至俄文楼前面。那里是一个花园，中央正好有块空地，四角为四棵松树，铜像背靠俄文楼，前面是司徒雷登的两个女儿曾经住过的南阁、北阁，就像双阙，既庄严，又得体。“李大钊铜像坐东朝西，是美中不足之处。为什么这么说呢？道理很简单，雕塑朝南最好，这样阳光移动的时候，面部一直有立体感；朝北就不好，比如，苏州火车站南广场的铜像是朝北的，脸整天都是黑的；李大钊铜像朝西，下午看，效果很好，但早上看，脸是黑的。有没有补救的办法呢？当时就有人提出，能不能在铜像周围安装地灯？中央美院的教授讲，雕塑不能打地灯，地灯一打，面部就会变得很恐怖，如果要打灯光，只能从高处向下打。“两尊铜像的设计、铸建，得到了中央美院、首都钢铁公司的支持。王校长讲，建像活动虽是学生发起的，但对其他单位的无私帮助，学校应该出面致谢，这是礼节。为此，我们还陪同王校长去中央美院，向江丰书记表示谢意，并拜访了参与设计的专家教授。”曾竹韶、傅天仇分别承担了蔡元培、李大钊铜像的设计任务。华人德协助两位艺术家，走访蔡元培、李大钊的生前好友、学生、亲属，参与搜集、甄别两位伟人的相关资料。傅教授设计的初稿，是李大钊就义时的形象。华人德认为，北大不是刑场，校园里再现的，应该是在北大当教授和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要以和蔼诚挚为主调。傅教授欣然采纳。由于这一时期的照片很少，于是华人德就去找李大钊的儿子、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李葆华。后来，又找到了李大钊的女儿和李大钊生前的同事、好友。傅教授综合大家提供的资料，参照李大钊后代的部分体貌特征，数易其稿，终于塑造出了穿长袍、戴眼镜、剪平头的李大钊的知识分子形象。
潘维明（左一）、华人德（后站立者）等就李大钊铜像事宜与李葆华亲切交谈。
华人德在曾竹韶教授家观看蔡元培先生铜像设计小样。傅天仇在《漫谈李大钊铜像的创作》一文中写道：“开始创作时，我集中全力为寻找李大钊的照片而奔走。学生会的潘、华、李、王等同学和我们接触最多，他们也为此而到处奔走，寻找资料。”［ 傅天仇，《漫谈李大钊铜像的创作》，载北京大学学生会编《时代精神的丰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文章中的“华”，指的就是华人德。两尊铜像的基座正面，镌刻着许德珩先生的题字。许老与两尊铜像之间，发生了怎样曲折的故事？且听华人德慢慢道来。“塑像初稿出来时，适逢‘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获奖作品展览’在中国美术馆展出。那天我去看预展，巧遇许德珩老先生。我知道许老与蔡元培、李大钊生前关系密切，就鼓起勇气，走向许老。许老的警卫把我挡在一旁。我指了指身上佩戴的北大校徽，向他讲明身份和意图，他才允许我接近许老。
在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获奖作品预展现场，许德珩与华人德亲切交谈。“我对许老讲，北大学生要为蔡元培、李大钊建铜像，设计初稿已完成，想请他去看看，提些修改意见。许老听了，很高兴，满口答应，并提出请张申府先生一起去。张申府是谁呢？很多人不熟悉，他是张岱年的胞兄，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时，张申府负责打理图书馆日常事务。“那天，许老与秘书牟小东直接去了中央美院。我从学校要了车，先去请张申府先生，然后陪他去中央美院。当年许老九十三岁，张老九十一，两位老人见面，非常高兴。在雕塑创作室，许老对创作样稿很满意，认为形神俱肖。“我请许老为两尊铜像题字，他欣然同意。许老很认真地写了两份，供我挑选。我放大勾摹后，送大理石厂，刻勒在像座正面。像座背面的铭文，潘维明指定由我书写。捐款人的签名原件，妥善包好后，分藏在铜像内。我用小楷将捐款者姓名、班级、捐款数誊录在一本宣纸册页上，交学校图书馆保存。我与老师们开玩笑说，这些要当善本对待啊！这些珍贵资料，后来移交到了北大档案馆。”华人德讲了许老在落成典礼上的一段趣闻：“两尊铜像，落成于1982年10月，我当时已毕业，作为特邀代表出席典礼。那天，大家从临湖轩出发，列队走向李大钊铜像。乌兰夫走在前面，许德珩排第二。因为许老年龄高、走得慢，由潘维明和我搀扶着。后面是胡乔木、邓力群、钱昌照、胡愈之、陈昊苏。乌兰夫身材魁梧，步伐矫健，回头一看，许老被甩在了后面，就又往回走，请许老走在最前。许老挥挥手，诙谐地说：‘共产党带路！共产党带路！’乌兰夫笑了，又返身朝前走。典礼会场在李大钊像前方，奏了国歌，由乌兰夫致辞。接着大家来到蔡元培像前，由许老敬献花篮，并行三鞠躬礼。”
在蔡元培先生铜像前敬献花篮。左起：胡愈之、胡乔木、华人德、许德珩、乌兰夫。
铜像落成典礼后，许德珩（中）亲切勉励北大师生。右一为北大党委副书记马石江，右二为潘维明，左一为华人德。
铜像落成典礼结束后，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兼常务副校长王路宾（前左一）、副书记马石江（背影）对华人德（右二）、胡大广（右一）等在建像活动中所做的工作给予肯定。华人德打开一个牛皮纸信封，抽出一张请柬，指着上面许老的签名对我讲：“落成典礼次日，许老以私人名义，在京西宾馆宴请蔡元培先生的子女、亲属，九三学社在京的几位副主席作陪。许老派警卫员给我送来了这张请柬。我被安排在第一桌，坐在许老旁边。许老见我拘谨，不时给我夹菜。许老的另一边是蔡元培先生的女儿蔡睟盎。同桌还有周培源、萨空了、刘仁静［刘仁静，即刘雨亦，中共一大代表。］、牟小东。另一桌是严济慈、潘菽、金善宝和蔡怀新夫妇等。”
1982年10月16日，许德珩（右二）、刘仁静（左一）、华人德（左二）在京西宾馆13楼餐厅。华人德回忆说：“当时，许德珩先生对刘仁静讲：‘中共六大时，你拿了把菜刀往脖子上抹，是我抢下来的。’刘大笑。”（蔡怀心摄）许老书法很好，华人德经常登门请教，其中有三次是在北京西山。因为许老当时正在牟小东的协助下，整理回忆录《为了民主与科学》。有一次，华人德写了一副对联，恭祝许老颐安。许老收下对联，对华人德的字夸奖一番，还引用北大五四时期流行的一句话“胆大脸皮厚”来勉励他。告诫华人德不要受前人束缚，要跳出樊篱；写的字要经常给懂行人看，要听得进人家的批评。许老还以“强勉学问，陶冶性灵”题赠，期望他有更大的进步。华人德向许老提出，希望加入九三学社。许老当即表态：“欢迎!欢迎!”牟小东在一旁说：“小华，民主党派不吸收在校大学生，等你工作后再参加，我来作介绍人。”1984年3月，华人德毕业一年后，许老以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特许华人德加入九三学社。许老的秘书、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牟小东是华人德入社的介绍人。1982年五一节前后，北大的招生简介发往全国各地。招生简介的正中位置，是王力先生的《赠诸生》诗墨迹和一幅大照片。照片上的王先生手执毛笔，面向一个年轻人，似在倾听，又像在询问。这个年轻人，就是华人德。这张照片，拍摄于北京大学尊师爱生座谈会的签到现场。华人德回忆说：“1982年4月，春暖花开，我读大四，即将毕业。有一天，潘维明来找我，要我参加一个座谈会，提醒我事先备齐笔墨纸砚，届时做好会议签到。说与会者多是一、二级教授，签到簿学校要存档。于是，我就到学生会领了点钱，骑车去荣宝斋买了宣纸册页和笔墨。“座谈会在图书馆一楼贵宾室召开，我提前在门口摆好摊子。贵宾室大门紧闭，不相关者不许进入，门厅里静悄悄的。不一会儿，教授们陆续来了，签名之后，进入贵宾室。恭立在门口的学生代表，赶紧凑过来看教授的签名，不认识的字就问我，并互相询问是哪个系的？熟悉这些学科的同学，会觉得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今天终于对上号，见到了真身！“季羡林先生的签名，一挥而就，十分潇洒。在当时的一级教授中，他最年轻，刚过七十。我说：‘季先生，您写字手不抖。’‘嗯，一点不抖！’他边说边往里走。过了一会儿，王力先生由学生搀扶着走进来。他看到桌子上摆着册页、笔砚，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照着题了一首诗，诗名是《赠诸生》。我一看‘诸生’二字，就对王先生说，您把我们看作太学生了。记得有老师开玩笑说过，北大的校史应从汉武帝设立太学时算起。王力先生听到我在说话，就抬头问我：‘上款怎么写？’我告诉他，这次是北京大学尊师爱生座谈会，就照这个题吧。他写好，又由学生扶着进了会场。“贵宾室响起了讲话的声音，摄影师也退了出来，我知道会议开始了，该来的都来了，就收起签名册，进入会场。正对门是一个三人沙发，中间坐着党委书记韩天石，正在讲话，左面是陈岱孙先生，右面是王力先生，两边沙发上坐的有季羡林、郭麟阁、庄圻泰、王瑶、邓广铭诸先生。学生代表都坐在靠墙的折迭椅上。“韩书记讲完，就请陈岱孙先生讲，陈先生摆摆手，表示没有什么话要说。接着请王力先生讲，王先生就念了一遍《赠诸生》诗。接下来，韩书记让教授们自由发言。邓广铭先生讲：‘我一不会做诗，二不会……’郭麟阁先生开头也说了句‘恕我不会做诗’，似乎都有调侃的意味。“轮到坐在后排的王铁厓先生发言了。王先生是国际法专家，曾编过厚厚的一部《中外旧约章汇编》，我国近代与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原文都能在这部书中查到。他说：‘今天，我是以老师的身份与会的，但我同时又是学生，因为我的老师也在座，这位老师就是陈岱孙教授。’讲到这里，大家把目光投到陈先生，只见他仍旧兀然而坐，沉默不言。王先生接着讲：‘我每次在校园里遇到陈先生，都恭恭敬敬地向他问安。每隔一两个星期，我都要到先生家里去看望他，向他请教。多年来，我一直这样做。’其他还有人发言，包括学生代表，因讲的大多是套话，我连一点印象都没了。我也记不得王瑶先生讲话没有。‘文革’后，王先生有一句名言：‘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不到一个小时，尊师爱生座谈会宣布结束。我将签名册上交，洗了笔砚，就回宿舍了。没过多久，北大1982年的招生简介张贴出来了，正中是王力先生的《赠诸生》诗墨迹和一幅照片，照片上那个大而模糊的背影，就是我。”
此毕业照摄于北大西门贝公楼前。华人德回忆说：“当时，我招呼大家排列就绪，第二排是老师，第三排为女生，第一、四排都是男生。正要拍照时，突然有老师说：‘没有校领导啊，赶快去请！’于是，我就跑到贝公楼，那里是校长、书记办公的地方。那天只有党委副书记王学珍在办公室，我就把他请来，坐在第二排中间（右起第九位），我站在女生一排右边的空挡上。遗憾的是，有一位叫赵志坚的男生因忘了时间而缺席。”华人德深有感触地对我讲：“这次尊师爱生座谈会，邀请那么多名师硕儒，来讨论这个话题，算得上空前绝后。会议虽然简短、沉闷，但局外人哪里知晓？照片是开会之前就拍好的，文字可以整合，关键是宣传效果。效果当然好，光这些老教授能出场就不得了!历史上汉高祖欲废太子，吕后用张良之策，请出商山四皓，立于太子身后，不就是这效果吗？“教授们要么不言语，要么简短讲两句应景的话，为什么？多年以后，我才琢磨明白：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就提出知识分子要接受思想改造，要‘脱胎换骨’，从此就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北大一直处于风口浪尖。尤其这些在学术上有成就、有贡献的老教授，一直是众矢之的。几场运动下来，几乎无人幸免。到‘文化大革命’，索性都一锅煮了。当了多年党委书记的陆平，一开始就被打倒在地，而且是钦定的。老师进‘牛棚’受尽折磨，学生搞武斗你死我活。虽然十年浩劫过后，拨乱反正，北大渐渐安宁了，但是，痛定思痛，夫复何言！“老教授们不讲话、讲套话，还可以分析出一些原因：从孔夫子以来，师道尊严，天经地义。他们为人师表数十年，被召来讨论这一话题，岂不是又遭一番羞辱?！况且，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尚处于文化复兴的初春，乍暖还寒，老教授们或许担心以后再来运动，不想因言获罪。“我想，参加座谈会的老教授，大多是留过洋的饱学之士，各种运动都经历过，无论知识、阅历、智慧、思想都是超过常人的，他们是否有更深刻的想法，就不得而知了。”古戈尔艺术季|一只好笔，胜过十年功：日本传统斜切聚峰制笔工艺细光锋纯羊毫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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