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菲（赵一菲原视频在哪里看）

新闻价值被视为新闻实践中一个普遍性的观念和原则，它既是新闻学研究的理论性基础概念，也从实践层面指导着新闻报道标准的确定。在新闻实践中，不同权力主体交织于动态的新闻生产过程，这使得新闻价值要素、新闻价值观念等较难形成统一的共识性标准，呈现多元化状态。近年来，新闻组织的专业判断和新闻自主权受到多元行动者的挑战，重新评估数字时代新闻价值成为一个前沿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注重与反思数字时代用户、技术等对新闻价值的解构和重构，阐述新的传受关系、新闻生产惯习下传统新闻价值的适用性。这丰富了新闻价值分析的理论视角，逐步打开了此前被称为“新闻直觉”的黑箱。

在新闻业的发展中，西方新闻话语下的新闻价值研究往往占据主导地位。相较之下，国内学界对新闻价值的发展历程、新闻价值要素转变及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研究的变化等探讨较少，这影响着数字时代我国新闻理论研究的深度和中西新闻价值研究的对话。鉴于此，本文基于已有的文献内容，从新闻价值要素、新闻价值判断两方面对新闻价值的研究脉络进行历时性梳理，探讨不同时期新闻价值要素发展、新闻价值判断的研究重点，并探索中国语境下的新闻价值研究前景。

新闻价值关乎新闻选择的把关和选择标准，其价值要素的明晰性有利于指导新闻实践的操作。对新闻价值要素的研究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一种是思辨性研究，通过总结新闻实践与新闻业务中的考量要素来呈现新闻价值的选择标准；一种是实证性研究，研究新闻文本进而提炼新闻价值要素。相较而言，思辨性研究下的新闻价值要素相对较为固定；实证性研究因为是基于不同的文本进行的抽象归纳，所以有着更为多样化的结论。

研究者对不同类型新闻本文的实证考量推进了新闻价值要素研究的深化。1965年，挪威学者Johan Galtung和Mari Ruge对报纸上新闻价值要素的实证研究，成为新闻价值研究的重要范例。他们根据报纸的文本提出了12个重要的新闻价值要素，虽然这份新闻价值要素列表在如今看来比较寻常，但这项研究所提出的新闻价值要素以及完善的研究流程，开创了实证性研究新闻价值理论的起点，成为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

相较于思辨性研究，实证性研究提供了研究新闻价值的可操作路径。后续研究者不断对新闻价值要素进行审视与更新，促使新闻媒体的实践运作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这些实证性研究往往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审视传统新闻价值要素在数字时代中的适用性。研究者认为，传统媒体时代的新闻价值要素对于规范数字新闻仍然具有指导意义，但其内涵应随着数字时代新闻实践情境而变化。另一方面，数字新闻业促使新闻价值要素的发展和更新。有系列研究对Galtung和Ruge所提出12个新闻价值要素进行了批判性的评估，修订和更新了原有的新闻价值要素。这些评估与发展极大丰富了新闻价值要素的研究，体现了数字时代新闻选择标准的动态发展。

基于实证方法的新闻价值要素研究仍有较大的探索空间。一则，基于不同报道类型的研究促进了新闻价值要素的更新和发展，但这类研究使得新闻价值要素有陷入碎片化的倾向。二则，新闻价值要素研究依旧不能完全打开“新闻价值形成过程”的黑箱。以实证研究假设验证的方式来总结新闻价值要素，并赋予新闻判断以合法性，缺乏对新闻价值要素的形成原因机制的解释。正如Galtung和Ruge所承认的，“这种研究是假设而非论证了这些因素的存在，而它们如果存在的话，会对受众产生一定的影响”。

作为预测模式的新闻价值要素研究，为新闻实践提供了一种规范参考。但在实践中，新闻价值要素会受到不同行动者的立场、观念的影响，并不能脱离社会情境而独立存在。“谁、什么”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新闻价值，这关系着新闻价值要素是否被选择，所以新闻价值判断也是值得探讨的一个层面。

选择事实中所蕴含的何种新闻价值要素成为新闻，离不开“主体”的价值判断。传统媒体时代，新闻媒体人是新闻价值判断的把关人和决定者，新闻价值的判断呈现出以新闻编辑室为主体的特征。在数字时代，新闻用户、数字技术作为重要行动者参与新闻生产、传播、消费的新闻实践，对新闻价值判断产生影响。

（一）新闻编辑室为主体的新闻价值判断研究

作为新闻文本的制作中心，新闻编辑室所持有的主观判断、信念和价值观等关系着新闻事实的价值选择。同时，新闻生产制作过程中传统实践、规范、惯例不仅影响新闻编辑室的内容把关和控制，还影响着新闻编辑室内部的协商。过去数十年来，关于新闻编辑室为主体的新闻价值判断的研究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其一，基于新闻文本内容进行话语分析，从而推演新闻编辑室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新闻价值不仅存在于客观的新闻事实之中，同时还存在于新闻报道者的主观讲述中。不同新闻报道者对同一事件可能会有不同的新闻价值判断，形成不同新闻价值侧重点的报道文本。对新闻报道文本的分析可以探究新闻编辑室的新闻价值判断倾向，帮助理解新闻媒体组织是如何以可消费的新闻产品的形式来整合、结构化、呈现和包装新闻价值并以此定位自身的。如Bednarek等学者从话语维度对新闻价值的分析，建构了“话语新闻价值分析”（Discursive News Values Analysis）的框架，将“新闻价值”视为（可协商的）话语结构或实践，关注新闻价值如何通过各种符号资源的“话语建构”来呈现新闻。近年来借助于成熟的计算机辅助技术，对新闻文本进行话语分析从而探讨新闻价值判断的研究日益成熟。

其二，研究新闻编辑室制作新闻文本过程中，个体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等对新闻价值判断的影响。例如，特定性别身份会让媒体人对特定新闻价值更加敏感。又如，不同社会制度下新闻编辑室所推崇的新闻价值观不尽相同，这些隐形规范影响着新闻从业者的新闻认知。再如，新闻从业者的认知差异也受到传统新闻教育观念的影响。因而，不同情境下媒体从业者新闻价值判断不同，其对新闻事件的报道有着明显的“新闻价值等级”。媒体从业者不仅会寻找文化上与自身相近的事件，同时在新闻选择过程中的新闻关注度也与“权力地位”“经济接近度”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密切相关，会偏爱来自某些国家或地区的事件和某些类型报道。

（二）多元行动者参与的新闻价值判断研究

数字新闻行动者的多元、复杂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了。与近年来受到学术界关注的“行动者网络理论”相一致，新闻价值判断成为一个动态的协商性过程，新闻用户和数字技术作为重要行动者参与新闻价值的协商与建构。

新闻用户在消费过程中基于其感知、评价和社交分享行为影响着新闻编辑室对新闻价值的判断。新闻用户实际上无法直接参与新闻报道的过程，但作为新闻的消费者，新闻用户的注意力成为媒体组织的争夺目标。“注意力经济”“流量指标”成为衡量新闻实践的标准，这暗示着新闻组织所认可的新闻价值标准与新闻消费者的观点可能会不匹配。面对编辑判断与用户兴趣之间的差距，新闻工作者在作出新闻价值判断时，越来越重视用户新闻消费偏好及其对新闻的感知和评价。Schr?der等人曾提出用“感知价值”（perceived worthwhileness）来解释人们为何使用特定新闻媒体。“公众反应”（pubilc response）也作为新闻价值被提出。此外，用户在新闻消费过程中的社交分享也改变着新闻的可见性。这一用户转向趋势使得“社交性”（sociability）或“可分享性”（shareability）成为数字时代新兴的新闻价值。用户社交分享能够组合出独特的跨媒体剧目来重构把关理论，形成“受众把关”，这改变着新闻传播的议程，成为新闻价值判断研究的重要内容。

数字技术也成为新闻价值调整与重构的重要力量。数字技术作为基础设施构成了新闻价值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成分。算法时代的技术变革重塑新闻的制作和传播方式，其基于数据记录和流量指标动态调整着用户的新闻消费，且能够将不同的新闻内容与用户行为以数据的方式关联起来，进而影响不同新闻价值要素的价值排序，调整着新闻内容的呈现，成为数字时代新闻价值判断中“可见性”的重要参考指标。不可见的数字基础设施也具有“预见性”特征，有能力对公共生活进行预测，并能以无形的力量来塑造记者和观众的期望，从而进一步创造新的预测。它不仅解构着传统媒体组织的把关，呈现“编辑到算法”的把关趋势。同时，算法权力和算法策展也逐渐嵌于媒体机构的核心价值、编辑决策，与专业新闻价值相融合，影响着新闻编辑室的实践与公共领域中的信息共享。

新闻价值研究中的新闻价值要素与新闻价值判断相互关联，新闻价值判断背后的博弈也带来了新闻价值要素的变动。与此同时，新闻价值判断并非诞生于真空环境下，它受到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数字时代，新闻实践的新一轮范式转变提示着新闻价值的多元化可能，未来可以更有针对性地从以下方面对新闻价值进行研究：

其一，基于文本的新闻价值要素研究，讨论数字时代新闻价值要素标准应该为何。Galtung和Ruge所开创的新闻价值实证性研究中，侧重于以客观的形式来展示新闻价值要素。未来可以基于数字新闻文本重新思考新闻价值要素的更新，对不同传播平台带来的新闻价值要素差异进行实证研究。这有利于发掘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要素新特点，为总结我国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特点奠定基础。同时，可从思辨角度思考数字时代新闻价值的价值规范和可能意义，以深入讨论数字时代新闻价值要素标准应该为何。可对“五要素”重新进行思辨性讨论，树立新的新闻价值要素规范。

其二，比较多元行动者视角下新闻价值判断差异并提炼共识。一则，分析多元行动者视角下新闻价值标准的差异。可分析用户对不同类型文本的新闻价值感知和评价。未来也可分析数字技术对新闻呈现的影响，研究数字技术是如何根据媒体组织的性质、层级和用户消费偏好等因素来重构新闻的展示顺序。二则，综合考量多元行动者进行新闻价值判断的逻辑差异和共识。未来可以深入讨论多元行动者参与新闻的实践逻辑差异，讨论不同行动者参与新闻互动中的权力和立场的博弈。多元行动者的视角提示着新闻价值判断的空间不应被视为一个静态的由新闻媒体组织所掌控的新闻场域。后续研究可以提炼和比较媒体组织、数字技术、新闻用户等所共同认可的新闻价值要素、新闻价值判断共识和行动逻辑共识等。

其三，关注社会、政治、文化情境的差异，讨论与确定我国新闻价值研究特色。新闻价值在不同社会、政治、文化情境下会有所不同。例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新闻价值观存在较多相同之处，但新闻实践中展现的新闻价值有所差异。近年来，我国研究者已关注到新闻价值重塑的必要性，并强调中国新闻价值特色的发展趋势，特别是探讨了数字时代下新闻价值的理念调适、观念更新和理论重建，提倡从关系视野、实践发展史等层面对新闻价值再理解。未来研究者可进一步基于我国的社会、政治、文化情境特色，反思与理解我国与西方新闻实践的差异，来确定我国新闻价值研究的特色。

数字时代的新闻价值研究不再满足于传统媒体视角下的文本内部要素的探讨，多元行动者在数字平台中“相遇”，从各自视角出发对报道文本的新闻价值展开定义、评价和再构成为可能。数字时代下，以媒体组织为中心的新闻价值要素内涵的更新和细化的发展趋势，体现了媒体组织在边界竞争情境下对于新闻权威的维护。在媒体组织对新闻专业主义规范的坚守与妥协中，新闻价值要素的变化暗示着新闻价值判断背后的权力博弈。面对新闻价值判断的多元化趋势，如果媒体组织依旧希冀维护其专业主流的地位，那么就需要思考如何在多元利益诉求以及权力博弈中坚守自身职业边界，找准自身的定位和归属。

数字时代下对新闻价值的回顾和反思，一方面为我国的新闻价值研究带来了新的经验材料。基于实证性研究探究传统媒体时代到数字时代新闻价值要素的转变，厘清多元行动者参与下中国新闻价值发展所体现的媒体组织传播逻辑、新闻用户使用逻辑、数字技术商业逻辑的特点，可更全面地归纳当今不断变化的媒体环境下的新闻价值观。另一方面也为发掘我国新闻价值的特色提供了基础。新闻价值研究不应该被视为一种静态整体性的研究，在比较不同社会、政治、文化情境类型下新闻价值要素和判断差异的基础上，可进一步反思与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新闻价值实践的差异和共识。

对不同类型报道文本的新闻价值要素、新闻价值判断的深入了解，不仅是在讨论数字时代我国新闻价值的规范、标准问题，而且指向了对何种价值观的坚持。更具体地说，我们需要在当下新闻环境中思考良善公共生活的可能，探讨何种新闻价值能够帮助实现美好社会的愿景，什么样的新闻价值共识有助于一个公正新闻业的发展。回溯新闻价值的发展历程，会发现新闻价值是一个不断被发展的建构性概念，不时会引发学术界“重访”的呼吁。未来对于新闻价值的讨论还会继续，也正是这种开放性的讨论有助于新闻选择更透明，也有助于社会的良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