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论功绩，首功当然是大英雄于谦。主张清算王振罪过的是他，主张景泰皇帝火线即位的也是他。正是两件事，及时稳住了政局，再接郭登下来，确立北京保卫战方略，大胆擢拔各路将领，身先士卒浴血奋战，终于赢得胜利的，核心依然是他。这位清直刚正，勇担家国责任的名臣，以这份卓越的功业，今天依然备受敬重。
而在整个的一系列过程中，以军事贡献论，若问谁能最追近于谦？答案或许有很多，除了在北京城外浴血奋战，堪称正统第一勇将，后来却把老战友于谦送上法场的石亨，更有一位始终忠心为国，甚至成为瓦剌骑兵战场噩梦的猛将，他虽然未曾参与北京保卫战，然而自土木堡战败至明英宗朱祁镇归来的一系列大事件中，他举足轻重的作用，却足可比肩于谦。
这位猛将，正是郭登。
名将世家好儿郎
郭登，字元登，安徽凤阳人，明王朝开国名将武定侯郭英之孙。史载他自幼仪表堂堂，博闻强记，尤其酷爱军事，经常喜欢和人讨论战争，天生是个军事迷。
放在明朝的勋贵家庭里，这样的孩子似乎没啥特殊。比如当年靖难之役中屡次上演军事笑话的李景隆，也是这种类型：相貌堂堂，能说会道。但就像李景隆一样，好些这类孩子，一旦真上战场，多是绣花枕头一包草。
然而郭登却真不是这类，相反，他早早受到历练：洪熙年间因父辈功勋被授予锦衣卫经历一职，开始了戎马生涯；宣德年间先参加平定青海部落叛乱战役，又随明宣宗朱瞻基北征兀良哈；正统年间又跟随王骥参加南平麓川之战；特别是在腾冲等地，更是恶战多年，立了不少战功。在土木堡惨祸前，论恶战硬仗，一直打了不少。
也正因为战场表现优良，郭登的官职也升得快。等到正统十四年（1449），更作为扈从跟随明英宗御驾亲征。等到了大同后，明英宗更做出一个扭转郭登命运的决定：任命郭登为都督佥事，充任参将，辅佐总兵官刘安镇守大同。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决定，甚至可以说救了郭登的命：否则十几天以后，郭登也必然被围困在土木堡，以他扈从的身份和忠诚的品格，就算逃得一命，十有八九也要陪明英宗在草原当俘虏。
而明英宗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也来自常年以来，对郭登的了解：当时的大同，刚刚经历阳河口战败，兵马损失惨重，城池人心惶惶，需要的正是郭登这样的干才。
而在获得这次任命后，郭登接下来做的一件事，既证明了其卓越的才能，更差点挽救了明英宗的战俘命运：眼看明军大部队撤退，郭登果断建议，明军应该从紫荆关撤离，必能避开瓦剌的追击。孰料王振之流不听，然后土木堡惨案上演。而在土木堡那边，明军遭受灭顶之灾后，郭登所在的大同，局面也骤然恶化起
来：本身就新遭失败，土木堡惨案的消息又传来，士气更横遭打击，眼看着瓦剌大兵压境，城内人心慌乱，沦陷指日可待。
如此危急局面，新任大同总兵刘安也急得不行。此时大同谣言四起，部队士气涣散，还常有士兵逃跑，想尽了办法，也不能解决问题。
当然，在好多人眼里，这事对郭登不是什么问题。他本身就不是大同人，又是勋贵子弟，而且更非总兵，担郭登不了主责，找个借口脚底抹油，很方便很容易。
就在这关键时刻，郭登展现了其刚强的一面，非但不跑，还把老婆孩子全接来，更天天走访士兵，安抚人心，身体力行告诉大家：我不但不会跑，更要带领你们守住这里，战胜那个强大的敌人：瓦剌！
就这样在郭登的努力下，大同的人心日益安定，防务也走向了正轨。等到景泰帝朱祁钰即位，无能的刘安被撤，郭登升任大同总兵，从而在这场大明朝卫国战争中，承担起中流砥柱的角色。
说郭登是中流砥柱，一个首要原因，就是他所驻守的大同，正是此时明朝边防的重要屏障。
大同的地位有多重要？土木堡惨祸后的两个细节可以佐证：一是也先土木堡大捷后，非但没有乘胜追击，直捣北京，反而火速撤退。二是也先大举进攻明朝时，由他亲自率领的最精锐中路军，攻打的目标正是大同。这座坚城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只要控制在明朝手中，瓦剌就有后路被断的危险。
要在以往，大同这样重镇的总兵官职务，足够让武将们眼馋。但在郭登接手时，这里却是一片烂摊子。
铁壁防线大同城
根据当时明朝兵部的记录，大同军镇原本应有士兵“马步官军十三万五千八百七十八名”。然而在土木堡之变前，由于常年的军屯被侵占，以及军官“吃空额”等种种问题，大同的实际兵力为“八万五千零十一名”。在朱祁镇到达大同前的阳和会战中，原总兵宋阳及其所率领的五万官兵几乎全军覆没，且损失的大部为骑兵。郭登就任总兵后，城中能作战的士兵仅几千人，马匹竟只剩下一百多匹。在朝廷专注于北京防务，暂无力增援大同的情况下，守住大同，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深知局面紧迫的郭登，立刻火速行动：一面四处派出骑兵，搜寻之前战争中打散的明军部队，招募他们前来大同会合；另一面争取百姓支持，号召大同当地士绅富户带头捐赠马匹，言明战后朝廷将按原价偿付；为了筹措资金，更是不辞劳苦，终于感动得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此外还火速派人去青海等地购买战马，补充军用。短短数月间，便重建了一支新军。
上面这些招数，如果说还没什么新奇的话，那么其间郭登的两个创举，却足以载入史册。一是在大同当地招募义兵，堪称明朝募兵制度的尝试者。二是除重建骑兵部队外，更大力修造火器战车，组建了一支新型火器战车部队。正是这支奇特的部队，在不远的将来，会给予凶悍的瓦剌骑兵极为沉重的打击。
在郭登的精心布置下，短短两月间，大同重镇重新拥有了数万精兵，城防坚固、兵甲精良，三军士气高涨，面目焕然一新。
更大的考验紧接着来了：正统十四年（1449）十一月，经过精心准备的也先再度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这次他的首选打击对象，依然是大同。但手里握有朱祁镇这个人质，也先的办法也改了。挟持朱祁镇在大同城下喊话，要求郭登开关献城。
其实这招也不新鲜，早在朱祁镇刚被俘的时候，也先就在大同城下闹过一出。当时大同的总兵还是刘安，差点就上钩开城，幸亏郭登及时阻止，总算没干傻事。
而这次也先又故伎重演，而且感情战术十分到位：让朱祁镇不断在城下喊话，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更命亲信袁彬在城下哭喊撞门，君君臣臣的大道理磨破嘴皮子地说。太上皇的命眼看不保，你就一点没感觉吗？
郭登的应对却灵活：一方面拒绝和朱祁镇见面，另一方面派给事中孙祥、知府霍宣出城向明英宗“问安”，让瓦剌感到赚开大同城门“有戏”。果然，郭登遣人向瓦剌提出了要给明英宗“送饭”的请求，但暗地里，郭登已然集合了七十多名精壮士兵，打算以给明英宗“送饭”为名杀入瓦剌大营，趁乱救出明英宗。十月七日，郭登秘密给士兵训话，要大家全力死战，险中求胜。正当这支部队准备出发时，监军太监陈公却出面阻止，与郭登争执不下。战机稍纵即逝，老谋深算的也先觉察出郭登的图谋，慌忙连夜拔营撤退。一场营救明英宗的“斩首行动”终未成行。虽如此，郭登虚虚实实，令瓦剌在大同城下劳而无功数日，为北京保卫战成功赢得了备战时间。
郭登十月十一日，北京保卫战正式打响。也先绕过边陲重镇大同，先攻破北京门户紫荆关，继而兵锋直抵北京西直门。统筹北京防务的于谦亲率二十二万大军列阵北京城外，与瓦剌大军展开血战。火烧眉毛下，郭登派快马入京城，一面遣先头精锐骑兵入京增援，也带去了他提出的足够置瓦剌于死地的战略：由郭登亲自统率新组建的大同精锐数万人，从大同出发东进，断绝瓦剌后路，以内外夹攻的方式彻底聚歼瓦剌军主力。
但在景泰帝以及于谦眼里，这个计划的风险性实在太大。因此被否决不用。此后，于谦率明军依托城池防御，在北京城下与瓦剌展开拉锯战，数次击退瓦剌的疯狂进攻。经过四天浴血奋战，十月十五日，瓦剌军开始陆续北撤，明军集结重兵火速追击，先以火炮夜袭瓦剌罗店大营，歼敌万余人，继而在清风店、固安连续重创瓦剌大军。至十月十七日，伤亡惨重的瓦剌军挟持明英宗全线撤往塞外。攸关大明国运的北京保卫战，至此以大明完胜而告结束。
而郭登虽未参战，但他的忠勇也在景泰帝朱祁钰心中留下深刻印象，战后特加封他为“右都督”。虽然这个大胆的计划，在当时未被认同，但很快，郭登便用实际行动，叫打遍草原无敌手的一代名将也先尝到了厉害。
扬眉吐气频胜仗
北京城保卫战后，明朝君臣上下，都大松了一口气，开始论功行赏。诸多在战争中劳苦功高的人员，更为了谁功劳大互相闹得不可开交。就连劳苦功高的于谦，也曾因此被人攻击。
但这时的郭登，却顾不上争这个。瓦剌退兵后，他也没闲着，除了继续忙于防务，更积极上奏折，先后献上十多个用兵方略。作为一个老军人，他十分清楚：北京保卫战赢得十分凶险，京城的驻军，大多都是新兵，战斗力尚需提高；拥有骑兵优势的瓦剌，在京城碰壁后，更不会善罢甘休，反而将会利用他们的野战优势，继续侵扰边关。
果然如郭登所料，入冬以后，瓦剌的侵扰又来了。正统十四年（1449）十二月，瓦剌先攻延绥，幸好明军早有防备，击退瓦剌进攻。此后，瓦剌先后在宣府、辽东、蓟州、瓜州等地陆续展开攻势，明军坚壁清野，凭城坚守，总算没叫瓦剌占到便宜。但边关乡镇，却给祸害得厉害。
这样的局势，对明朝依然很不利。如果不能在野战中重创敌人，那么明朝依然没有主动权，始终被动挨打。可凶悍的瓦剌骑兵，究竟谁能战胜？郭登决定碰一碰。
长期以来，郭登一直在苦苦地思索，怎样才能战胜号称草原无敌的瓦剌骑兵。在历经艰辛的探索后，他找到了自己的方式。现在，到了验证的时候了。
转过年来，即景泰元年（1450）正月，数次碰壁的也先，始终不甘心失败。为了给明朝一个震慑，他决定要重点打击一个目标，这次的对象依旧选择了大同。
景泰元年（1450）正月十六日，也先率数万精兵，再次展开了对大同的大规模攻势。正月二十日，瓦剌先头精锐三千人进抵大同北面的沙窝（今山西右玉）。郭登得知军情后果断做出决定，精选麾下八百精骑，亲率部队长途奔袭七十里展开攻击。正月二十日黄昏，部队秘密抵达沙窝地带，这时确切军情传来，此地扎营的瓦剌军共有十二营三千人，是明军的三倍多。有部将建议暂且退兵，郭登愤然抽剑训斥道“敢言退兵者，立斩”。说罢亲自充当先锋，率部直冲瓦剌军大营，明军同仇敌忾奋勇冲杀，瓦剌军营立即被冲得大溃，丢盔弃甲四下逃亡。郭登率军紧追不舍，接连追了四十里，在山西考劳山再次击败瓦剌军，先后斩首敌军一千余人，史称“沙窝大捷”。
对于被欺负了很久的明军来说，沙窝一战，堪称扬眉吐气。以往明军同瓦剌作战，多是凭城坚守，甚少有野战。即使是北京城保卫战，也是依托城墙火器展开防御。而郭登却率部长途奔袭，以寡击众，在野战中大破瓦剌精骑，粉碎瓦剌“野战无敌”的神话。明军上下畏惧瓦剌野战能力之情绪，至此一扫而空。可谓意义非凡。捷报传来，景泰帝也下旨，加封郭登为“定襄伯”。
但自诩“草原无敌”的也先还是不甘心。三个月后，瓦剌卷土重来，集重兵再次攻击大同。这次郭登亲自率军在东门迎战，瓦剌先锋凶猛，郭登军一触即溃。瓦剌军大喜，趁势强攻，却忽然见周边爆炸声四起，炮弹如雨点般落下，周围骑兵纷纷血肉横飞。原来，这是郭登为瓦剌军预备的另一件“礼物”——火器战车。
比起强悍的大同骑兵来，火器战车战术，更堪称郭登的独创：不但大量制造火器，且设计出两种新型火器战法——夹地龙、飞天网。先是在战场上预埋地雷等物，假装溃败引诱瓦剌军追击。进入“雷区”后即引爆地雷，让瓦剌军陷入“地雷战”的汪洋大海，这是“夹地龙”。而同时，明军的大中小火炮也准备就绪，趁瓦剌被地雷炸得大乱时发动“地毯式轰炸”，将瓦剌大军炸成火海。这时“飞天网”“天罗地网”下，气焰滔天的瓦剌军再次狼狈退去。
一个月后，怒火填膺的也先再次杀来。这次集结了瓦剌、鞑靼、兀良哈蒙古三部精锐，战前也先训诫三军，要齐头并进，不可轻举妄动陷入郭登埋伏。孰料郭登这次也不再“耍诈”，堂堂正正三军列阵大同城外与也先决战。号角吹响，蒙古骑兵汹涌冲锋，却忽见明军又使出“新玩意儿”，军阵之中推出五人一组的小车，小车上密排枪炮，野战中炮火轰鸣，在蒙古军遭火力打击退却时，小车竟然也徐徐推进，同明军步骑一道追杀瓦剌兵，这次攻击再次以也先的惨败而告终，而郭登发明的又一新型武器——火器战车，从此登上战争舞台，成为明军此后克敌制胜的利器。现代军事学家普遍认为，这种战车，恰是后来坦克的前身。而步骑车合击的打法，在之后百年，渐成明军战术的主流。
从景泰元年（1450）正月至七月，瓦剌及其蒙古各部共向大同发动了多次进攻，每次都以失败告终。甚至是年六月，也先又和郭登斗了次心眼，谎称要送朱祁镇回来，要郭登开城迎接。这次郭登出人意料，爽快答应开门：原来他也有自己的算盘，打算假装开门，然后伏兵大起，一举救回朱祁镇。但也先也不是省油的灯，眼看计划周详，他却突然察觉，慌忙挟持朱祁镇撤退。
但在经过了多次战败后，也先的局面也大坏。不但在战场上找不回便宜，其部落内部更冲突不断，和鞑靼傀儡可汗脱脱不花，更是最终翻脸。内外交困下，也先终于顺水推舟，于景泰元年（1450）秋天，趁明朝派杨善出使的机会，爽快放回了烫手山芋明英宗。论个中缘由，郭登战场上的功业，同样是重要因素。
郭登有功，明代宗朱祁钰待郭登也不薄，镇守大同的太监陈公素与郭登不和，朱祁钰闻讯后随即撤换陈公，郭登的“领导”——大同巡抚沈固也常与郭登“不睦”，朱祁钰得知后，立刻命郭登的好友年富代替沈固担任大同巡抚。如此倾力支持，郭登当然感恩图报，尽心竭力操持边防。景泰二年（1451），劳苦功高的郭登申请退休，朱祁钰却舍不得，反将郭登官升一级，以“五军都督府左都督”的身份负责操练禁军。是年二月，郭登离开了他苦心经营数年的大同边镇。彼时大同，拥有“步骑车兵十万八千二百三十一人”，其中精锐骑兵一万五千人，可称明军“九边”的精锐翘楚。而此后终明一世，这支郭登亲手缔造的精锐部队，更有一个响亮的称呼——大同精骑。
起起落落真唏嘘
郭登的人生命运，是在1457年再次发生了转折。
1457年正月十六日夜，明代宗朱祁钰病重。太监曹吉祥、武清伯石亨、左副都御史徐有贞三人趁机发动政变，拥立被囚禁八年的“太上皇”朱祁镇登基，次年改元天顺，史称“夺门之变”。“复辟”了自然要“秋后算账”，北京保卫战的顶梁柱于谦以及朱祁钰的宠臣王文被杀害；陈循、江渊等朱祁钰时代的重臣纷纷遭贬斥。这场大清洗风暴，郭登也未能幸免。虽然他在“复辟”后连续上了八个条陈向朱祁镇表忠心，但当年两次拒绝朱祁镇开关请求的“梁子”却终未解开。郭登先被调往南京任职，1459年二月，被夺去伯爵头衔，调往甘肃“戴罪立功”。朱祁镇还是不解气，亲写诏书申斥道：“原大同总兵郭登屡拒朕于城外，欺君之罪不可不究。”
但郭登任劳任怨，在甘肃任上兢兢业业，训练士卒整顿边防。十年后，成化四年（1468），苦于明王朝外患严重，明军战斗力低下的成化皇帝朱见深终于想起了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将，下旨提升郭登为十二营团提督，负责禁军训练。四年后，这位功勋卓著的老帅在京城病逝，朱见深追封他为侯爵，谥号“忠武”。这个称号，足够涵盖他不平凡的一生。
（摘自《明朝原来是这样》 张嵌/著 现代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