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每当我们仰望五星红旗的时候，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想到为中国革命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想到为新中国的诞生呕心沥血的开国功臣。他们将一生的心血和精力全部倾注在实现中国伟大和富强的道路上，我们铭记每一位老一辈革命人的丰功伟绩，却对他们晚年最后的人生岁月知之甚少。而一个人最后的岁月，又是人生当中不应该被忽视的一段时光。尤其是对于新中国的开国元帅和大将们来说，更是一段重要的时期。 1966年5月4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以“反党集团”的虚假罪名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进行错误批判，并在会上通过了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通知，对当时党和国家状况作了完全错误的估计。此次会议后，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戚本禹等组成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了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小组，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利。 同年8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一场由毛泽东亲自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席卷全国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从此开始。 文化大革命期间，反革命集团加紧了反党篡权的步伐，对老一辈中央领导人处处迫害。中央和地方许多党政领导干部被作为“反革命修正份子”、“黑帮份子”、“叛徒”、“走资派”，受到批斗、抄家。那时候整个社会的生产秩序受到严重冲击，社会陷入极端混乱，中国由此步入建国后的十年至暗时刻。 在这十年动乱期间，开国元帅和大将们在人生的最后岁月，同以林彪和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为尽量减少疯狂的政治运动对社会各领域造成的冲击和损失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朱德元帅就是其中的一位。 朱德元帅看到文化大革命被反集团利用，国家和人民因此遭受巨大灾难，心情十分地沉重。据在朱德元帅身边工作的秘书回忆说：“1966年冬的一天，我去给朱老总送文件时，看到他仰靠在沙发上，紧闭双目。直到我走到跟前，他才睁开眼睛，他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看来这次要打倒一大批人了，连老的也保不住了。” 随后在中央会议上，朱德元帅多次针对国内目前局势在会上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现在群众已经起来了，我有点怕出乱子，特别是怕生产上出乱子”，并且对现在党中央错误的批判斗争提出指正，然而这些话并没有受到重视，自己反而受到严重批判。 后来整个局势越来越恶化，1967年1月，从上海扩展到全国，掀起一场由造反派夺取党和政府各级领导权的“全面夺权”的狂潮。“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造成比以前更严重的社会动乱和社会灾难。 同年1月11日，朱德元帅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现在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到破坏生产的程度，忘记了抓革命、促生产的历史任务，这是新出现的问题，要解决。我们制止武斗这么久了，可是有些人还在武斗，甚至还有砸烂机器、烧毁房屋的，这里面有反革命分子在捣乱，要注意。”一番话，让朱德成为林彪、江青等反革命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更加坚定了反革命集团迫害朱德的决心。 1月中旬，在江青指示下，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当时担任中央办公厅负责人的戚本禹在钓鱼台聚集中央办公厅的造反派，鼓动他们在中南海里对朱德、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进行批斗。一时间，造反派冲到朱德元帅的楼前，高呼“打倒”、“炮轰”的口号，把大字报、大标语贴在朱德元帅的家中，还提出要把朱德元帅一家轰出中南海。 朱德元帅看到这些大字报，边看边用手中的拐杖敲打着地面，说那种大字报只有两个字是对的，那就是朱德，其他内容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造出来的。 1月底。戚本禹又煽动中国人民大学的造反派，把批判朱德的斗争引向社会。一时间，攻击朱德的大字报、大批语纷纷出现在北京大街上。造反派还贴出海报，准备召开万人大会，公开批斗朱德。 北京大学的造反派头子聂元梓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召集北大造反派开会。她在会上说：“清华大学揪出刘少奇，我们这次也要搞个大的”。在请示中央文革小组后，聂元梓便放开手脚，几次召集会议，组织班子撰写批判朱德的文章。文章登在《新北大战报》上，印了50万份，散发到全国各地。 面对突然而来的冲击，经历无数战火洗礼的朱德元帅泰然自若，他向康克清（朱德元帅夫人）谈了自己的两点看法：第一、历史是公正的；第二、主席和恩来了解我，有他们在，我担心什么。同时他还劝慰康克清：“你不要怕他们批斗你要每天到 机关去，群众是通情达理的，和群众在一起，他们就不会天天斗你了。” 造反派要揪斗朱德的消息传到周总理那里，他在征求毛主席的意见后，在开会的前一天要秘书通知戚本禹，必须立即取消“批判朱德大会”。因为周总理的干预，这场批斗大会才没有开成。 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人，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陷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此后直到党的九大召开之前，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就不再举行，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政治局的职权。 这一年，对于朱德元帅来说，是在十分艰难的处境中度过的。他签发的文件被停发，保健医生被调离，他的行动也受到各种限制。有些人再不敢接近他，甚至个别曾在朱德元帅手下做事的人还写大字报和揭发材料来批判他。他的子女被禁止进入中南海，他的夫人康克清被妇联的造反派拉去游街、批斗，一家人在这场动乱中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迫害。 然而，林彪和江青等反革命集团没有就此罢手。在党的九大召开之前，他们更加紧了打击迫害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活动。 1968年7月，康生将他拟定的党的第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名单送给江青。名单中，朱德、陈云等29人被列为“有错误的或历史上需考察的人”。同月，公安部长谢富治按照江青、康生的要求，抽调700多人在公安内部清查历史档案，企图从档案中找寻朱德他们的“犯罪历史”。他们先后整理出诬陷朱德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44位中央和地方军政负责人的材料400余件，制造出一起起冤假错案。 即便遭受如此迫害，朱德元帅依旧在会议上表达自己的心声和看法。1968年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朱德在会上要求要弄清楚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要严格遵从毛主席的指示去做。但是他的发言不时被吴法宪、张春桥等人打断，他们还攻击朱德一贯反对毛主席，有野心，想黄袍加身。 面对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82岁的朱德始终泰然处之。但反革命集团的迫害运动却一直没有停止，在他们制造的这些冤假错案中，“中国共产党案”就是其中最骇人听闻的案件之一。 1968年12月，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周慈傲在办案人员的诱逼下，诬陷朱德、董必武、叶剑英、陈毅、贺龙等几十位中央及地方领导人组织了另一个“中国共产党”，说朱德是“伪中央书记”。并且成立了“中共起义行动委员会”，还宣称各系统都有他们的人。还说朱德等签署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希望蒋介石配合制止危险局势的发展等等。这无疑是给了反革命集团斗争朱德等人的最好借口，对朱德等人的迫害日益加重。而朱德元帅最后之所以得以幸免，还在于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谈到朱德时说了一句：我要保他。 1969年10月18日，林彪擅自发出了所谓的“第一个号令”，要把住在北京的“老机（机会主义者）们全部疏散到全国各地去。嘴上说是“为了战备”、“为了安全”，实际上就是对他们进行隔离监视。 根据这一“号令”，朱德、董必武、李富春等人要前往广州，并且必须在10月20日之前全部疏散完毕。 就要离开北京走了，但是朱德元帅此时身边什么人也没有。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正在被“专政”的康克清。只是讽刺的是，康克清表示需要军代表点头同意，不然她哪也去不了。谁能想到，为中国革命事业冲锋陷阵、为新中国诞生和建设呕心沥血的中央委员、开国元帅，临走之际想带自己的夫人一起，还需要一个小小的军代表同意。 无奈，朱德元帅只好打电话给周总理，请他帮忙斡旋。电话打通了，康克清很快就回来了。 1969年10月20日，一架大型客机在广州白云机场平稳降落。朱德、董必武等人被人搀扶着，颤颤巍巍地走下了舷梯。 迎面走过来几个人，没有微笑，也没有寒暄，只有伸过来的一只冰冷的手。曾几何时，作为人民解放军的统帅，国家的副主席，人民的委员长，在朱德元帅到广州之际无不受到许多人的热情招待。但是今天，他顶着“大军阀”、“黑司令”、“反党分子”的帽子再次来到广州时，满目望去只有一片冰冷。物是人非，也不得不让朱德元帅等人唏嘘不已。 在连续坐了3个多小时的飞机，对于已经83岁的老人来说，无疑是身心俱疲。但是他却只能在候机室等待着，因为驻地还没安排好。在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等人的商量下，最终决定让朱德去从化“疗养”。 名义上是疗养，但真实的疗养生活却让人大跌眼镜。在前后9个多月的疗养期间，没有任何负责人来看望过他。想去附近的工厂、农村搞点调查、研究，人家说不行。想自由地散散步，人家说不准超过桥头警戒线。想找个服务员来帮助念念报纸，就会有人批评服务员：“别给他念，他自己不会看？” 这所谓的“疗养生活”，与其说是疗养，不如说是软禁。这种 软禁生活，一直持续到1970年8月。8月以后，朱德元帅才回到北京。 1976年1月，党和国家、人民正处于一种极度悲伤的氛围中，因为人们最敬爱的周总理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朱德元帅斜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眼睛直盯盯地注视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任凭脸颊上的热泪一滴接着一滴地留下来，嘴里不停的念叨着：“恩来呢？恩来在哪里？。。。。” 围在朱德元帅身边的一干人等，见此情景，急得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想方设法地用各种话来安慰他老人家，只是事情证明一切都是徒劳。 过了许久，朱德元帅这才稍稍平息，接着他向周围的人问道：“你们知道总理的革命历史吗？你们应该了解总理伟大的一生啊！” 周围的人听着话频频点头，可是谁也没有说什么话。就在这沉默的气氛中，一干人的思绪又被拉到那个久远的时代。 在50多年的并肩战斗生活里，朱德元帅与周总理结下了无比深厚的革命友谊。一个共产主义理想，将他们二人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从柏林会晤到“文化大革命”，50多年来，他们同甘共苦、一起战斗，担负起了历史沉重的重担。面对苦难迎难而上、抗击敌人一马当先，他们在极其艰苦的革命斗争当中一步一步为实现新中国而倾尽心血。他们就像手足一样，早在这么多年的革命工作中不分彼此。 如今国内局势动荡不安，以四人帮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正在加紧篡党夺权。国际上，美苏两国争霸，意图称霸世界，战争一触即发。在如此重要关头，周总理不幸去世，让这位风烛残年的元帅痛心不已。 1月11日上午，朱德元帅支撑着颤巍巍的病体，乘车去北京医院，向周总理的遗体告别。一路上，他都在掉泪，坐在汽车里就要脱帽。到了周总理的遗容前，他庄严地向自己一生最亲密的战友敬礼告别，凝神细视，久久不愿离去。 从医院回来的路上，他恍恍惚惚，只感觉一切都像是个噩梦，但又知道这都是真的，所以更加让他伤心不已。在秘书来问他是否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时，他毫不迟疑地答道：“去！当然去！” 但当追悼会就要举办时，门外的汽车都已经在等候，朱德元帅却因为这几天来食不下咽、彻夜难眠，导致当天身体极度虚弱，两条腿说什么也站不起来。“哎！去不成了！这怎么对得起恩来？”，说完这句话，他不安地瘫坐在沙发里。 “快把电视打开！就是坐在家里，我也要参加这个追悼会。” 黑白的电视机里传来无尽的哀乐，呜咽的汽笛、围观群众的哭泣声，似乎都在宣泄着这个国家和人民心中的悲痛。朱德元帅闪着泪光的眼睛，紧紧跟着电视屏幕上那系着黑纱的灵车，经过十里长街，一路向西，向西。。。。。。 6月21日，朱德元帅的病情恶化了。但按照原先的安排，他还要去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家人们都建议他休息，请中央其他首长代为接见，只是朱德元帅坚持要自己亲自去。 6月25日，经过医生会诊，决定立即让他住院治疗。可是在原定的工作日程里，次日下午还有一次接见外宾的任务。老人家就想等接见了外宾以后再住院也不迟。可是到了第二天上午，病情又突然恶化，他这才不得不同意去住院治疗。 7月1日，朱德元帅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肺炎之外，又增加了肠胃炎和肾病，而且高烧一直不退，一阵阴云笼罩在所有医护人员和他家人的心头当中。但是朱德元帅躺在病床上，还把秘书叫到跟前，问道：“今天是党的生日，报纸该发表社论了吧？念给我听听。” 直到护士给他打了安眠针以后，他才慢慢闭上了眼睛。他实在是太疲乏了，也该睡一会了。 经过几天的综合治疗，朱德元帅的病情不仅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 7月初的一天，党中央的一位负责同志赶到医院来看望他时，这时他已经连说话都很吃力了，仍拉着这位同志的手，断断续续地说道：“你要抓经济！。。。。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威望只能上，不能下！。。。。。我们的生产也只能上，不能下！无论如何也要把生产搞上去。。。。我还能做事。。。。。要工作。。。。革命到底！” 1976年7月6日下午3时1分，朱德元帅安详地睡去，再也没有醒来。这位为新中国戎马一生的革命老人，不是在战斗就是在工作，一刻也没有停歇。直到此时此刻，他才不得不休息下来 就在朱德元帅逝世之时，共和国另一位伟人毛泽东也刚刚从生命垂危中被抢救过来。病榻上的毛主席听到华国锋向他报告朱德逝世的消息时，毛主席用低哑的声音问：朱老总得的是什么病？怎么这么快就。。。。。 朱德元帅逝世以后，世界各国或地区领导人纷纷发来唁电、唁函，表示深切哀悼，高度评价朱德元帅是： “本世纪最伟大的民族领袖之一” “中国红军之父” “为争取中国人民解放而奋斗的传奇式的统帅和战士”
文化大革命
朱德元帅
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标语
周总理去世
朱德元帅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