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魂之十八
热血铸军魂
采编：马玉章
国魂之十八
热血铸军魂
采编：马玉章
投笔从戎
我出生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的一个国营农场里，辽阔的草原培育了我，广阔的黑土地给了我奋进的力量。我从小崇拜军人，崇尚英雄，立志做一个国防建设的雄鹰，要像草原雄鹰一样翱翔在祖国天空，守护国土的安宁，用满腔热血铸军魂。
1980年我考入内蒙古林学院，在大学期间我担任学院的学生会主席，多次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我们那个年代，大学生很少，在许多人的眼里，大学毕业生的前途一片光明。
但我在大学毕业之即，却挑选了投笔从戎报名参军，进入石家庄陆军学校，学习步兵指挥。
也许有人会不理解地问我，为什么要放弃马上充满前途无量的仕途，放弃平静安逸的生活而献身军旅？我是这样回答：“榜样的力量引导我，男儿报国无上荣光”
我上大学时，边境自卫还击作战还在连续进行，全国上下都在学习“新一代最可爱的人”，“再见吧妈妈”“血染的风采”歌声唱遍大江南北，也激荡着我的内心世界，卫国戍边立功疆场的决心也在我的心中油然而生。自卫还击战英模人物的事迹让我热泪盈眶，在我们这批被誉为“时代娇子”的大学生中热血沸腾。在举国上下“讲英雄、学英雄、做英雄”的氛围中，我参军入伍的决心更加坚定。
军校锤炼
到军校后，第一件高兴的事就是穿上新军装，当时是六五式军装，“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晚上睡觉时，我都把军服叠得整整齐齐的，放在枕边，半夜有时还要抚摸一下。
但很快，新奇劲儿就过去了，严格紧张困难的军校生活让我们面临着许多考验。一是伙食差。常吃玉米面大饼子、“钢丝面”（这是一种用烫的半熟的玉米面，通过轧面机挤出的面条，颜色金黄，怎么也煮不烂）。每顿饭全班20个人共四盘菜一个汤，少见肉荤。二是训练苦。早上五点半起床，摸黑穿衣服，3分钟在门口集合完毕，每天十多个小时高强度的军事训练，一环扣一环。凡事都要请假，上厕所也得先向班长报告。每周休息一天，外出（离开军营）按人数比例，一个月也轮不上一回。一遍遍搞卫生，叠被子、毛巾都要四面见线整齐划一，像四方豆腐块。枯燥辛苦的部队生活，也曾我产生了质疑，在这里能够实现理想吗？
但是，经过几个月的磨练，强化了我的自律能力，也激发了我内心的潜能。开弓没有回头箭，别人能行，我也行！“人没有吃不了的苦”，我暗暗下定决心，全身心地投入训练中，投入到火热的充满激情的军校生活中。
1985年6月，在我们马上军校毕业时，学校接到了总部关于选派部分学员去云南老山前线代职见习的指示。我内心澎湃，实现理想的机会来了。那天晚上，孙大淮教导员在大教室做参战动员，他一边讲，我一边写参战申请书，他刚讲完，我就第一个把请战书交上去。主要写了四条理由：第一，我是全中队唯一的正式党员，政治条件高；第二，我是全优学员，军事技术过硬；第三，登山比赛我曾获第一，身体棒；第四，我家兄弟四个，无后顾之忧。后来我又加了一条“我会蒙古式摔跤”。
我的申请很快得到了批准。那一年，军校从20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中选拔了56名学员，组成的北京军区赴滇参战见习连。出征前，我们把当时部队装备的54式手枪、56式半自动冲锋枪、班用轻机枪、40火箭筒、82无后坐力炮等武器打了个遍。
在当年的毕业典礼上，我代表全体毕业学员发言：“到边疆去，到前线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请党和人民等待我们胜利的好消息！”
奔赴战场
打仗就有牺牲，一个人要上前线打仗对家庭来讲，是一件大事。父母知道我的挑选后，给我拍来了电报，上面写道：“愿儿英勇杀敌凯旋归。”父母的支持令我十分感动，给我增添了巨大力量。出征前，我的女朋友千里迢迢从内蒙古乌兰浩特市赶到石家庄，还带来了结婚介绍信，要“以妻子的身份”送我上战场。我对她深情地说：“相信我，等我戴着军功章回来”。
其实，这也是在勉励我自己。她此时不知道，我和许多同学已写好了“遗书”，还对着录音机留下了“遗言”。
三十多年过去了，直到现在她在车站送我时，追着火车向我招手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1985年8月16日，这是让我们终生难忘的日子，北京军区赴云南参战见习连在各级领导和石家庄市人民及亲友的欢送下，登上了由北京直达昆明的T61次特快列车，一路南下。
我们到达昆明后，转乘坐军用汽车进行摩托化运输，在盘山路上走了3天，沿途经过了多处少数民族村寨，路边有许多大人、小孩欢迎我们，他们还往我们车上扔水果和鸡蛋等。
8月22日，我们到达麻栗坡县，驻在一个叫水地房的小村子里，那里条件很差，连电都没有。村民用柴草烧饭取暖，泥坯房熏得像煤窑一样黑。
在那里我们进行了十多天的临战训练，了解到当时敌我双方的作战焦点是在战区的那拉方向。而且，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残酷战争，我们所在部队414团1营3连增援到那里，坚守的166高地是战区的最前沿，高地三面受敌，距敌最近处只有七八米远，那里环境恶劣，战争频繁，伤亡很大，急需补充战争力量。
刚开始部队只分给我们见习排长一个名额去166高地，我立刻找到见习连带队的王东连长对他说：“听说去166只有一个见习排长名额，我没有什么豪言壮语，我是这批参战大学生中唯一的正式党员，这个名额说啥也是我的”。我的“后门儿”走通了，但其他学员也争着要去，最后部队决定选派了11名见习排长去166高地补充战争力量。
1985年9月4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们从临战训练地坐上汽车，向战区最前沿的那拉口方向开进。
当时的那拉口是整个老山前线最危险的地方，犹如锅底，被盘踞在居高临下的小青山、八里河东山方向的敌人监视着，我们在阵地上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敌人象恶魔一样，虎视眈眈地时刻盯着我们。
坚守在在这片阵地上的原67军199师595团，从5月19日接防后，先后取得了“5.31”“6.11”“7.19”等较大规模战争的胜利，打退敌人无数次的进攻，几百名战友在这里流血，有的牺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几个月的鏖战，这里的青草早已被密密的弹抗和黄土、碎石覆盖，树木变成残肢和焦炭，有的地方抓把土都有几块弹片。在那拉口每天都有伤亡，这片阵地号称是“绞肉场”“人间地狱”。
在阵地左边，日夜奔腾的盘龙江是连接两国的水上通道，沿阵地边穿流而过。河堤边上有一条国际公路，是过去两国交流的重要通道，如今这里成为敌人进攻的重要依靠。这个交通要道一旦失守，敌人就可以畅通地向我境内进展进攻。所以，低矮的那拉口地区成为当时敌我双方相争之地。
枪炮声越来越近，有时敌人的炮弹落在公路旁的盘龙江里，炸起冲天水柱。车子开得很快，我们谁都不说话，车上十几个人手拉着手，似乎都能听到彼此的心跳。
汽车开到天保农场的船头（地名）就不能再往前开了，那里已达交战区，这里所有民房都被敌人的炮火摧毁，留下残壁断墙。这里战争气味十足，连厕所的窗台上都摆放着手榴弹！
在天宝农场的原先场部，首长们给我们简单的战前动员和任务分工，大家表情严肃。壮行餐没有茅台、红花和大鱼大肉，只是茄子、土豆和大米饭，我连吃了三大碗米饭。当时，我怎么往苦处想，也想不到，从那时起，在阵地上的77天里，我们每天只能喝雨水和压缩饼干与罐头度日。
我们把从军校带来的军装、被子、书籍和日用品全部放到这里，领路的军工（负责补给的参战人员）告诉我们，上阵地多带点裤头、背心和药品就行了，多了带不上去，也没啥用处。但是，我们向阵地机动时，让我给连里带上一部861电台。
我们在炮声中拉大距离，开始向阵地紧张地跑步前进。通向往前沿高地的路，只有一条既流水又走人的堑壕，我们通过阵地边的战壕到一段沼泽地时，带路的战友告诉我们，前面是“百米生死”，这里全部暴露在敌人的射程范畴内。有的沼泽地水面上间隔铺着装子弹或炮弹的木盒，运送军需品和伤员以及部队增员，这里是必经之路。
通路坡陡泥滑非常难走，不时遇到暴露地段，还要快速通过，一路上不停地摔跤。摔跤也得有“规矩”，如果你往沟边上摔，那八成就死定了，因为除去沟中那条小路，其他地方全是雷区！
我们逐个飞奔穿过“百米生死”的沼泽地，耳边的风呼呼的响，多想此时能长出翅膀。
我们到达172高地，全身早已汗透，简单休息，我们继续在战壕里向前沿机动。我们在路上躲过几次敌人的炮弹和冷枪突击，终于到达了3连部所在的168高地。
这里有个山洞，是连指挥所也是一个战地医疗救护所。此时，天已黑，指导员姚庆和点上一个小蜡烛，挨个儿把我们照了一遍，算是认识了。他是个非常优秀的政工干部，是3连的核心。在夜幕的保护下，利用敌人炮火的间隙，指导员督促我们快速赶忙上166高地哨位。
生死兄弟
既然上了战场，就要视死如归的准备。我们振作精神，在带路战士的后面，依次出洞。在洞口，一个战士打开一箱手榴弹，发给我们每人一枚。我一看是77式木柄手榴弹。这比在军校时训练用过的67式手榴弹性能好，体积小、重量轻、威力大。可只有一个太少了吧，我想再要几枚，发弹的战士小声对我说：“多了不好带，这颗手榴弹是给自己准备的，遇到危险不能脱身时，拉响手榴弹同敌人同归于尽，不能当俘虏！也叫光荣弹。”
啊，“光荣弹！”原先由此得名。
168高地距166高地直线距离仅几十米，就在敌人占据的227高地的鼻子底下，完全在敌直瞄火力操纵和炮火封锁范畴之内。我们小心翼翼，翻过一个战壕的掩体，进入土石并存，石缝凌厉的一个石缝路，手脚并用，摸一步爬一步，慢慢地向前移动。当时，只有一点月光，战场寂静的有些瘆人，间或不远处传来一声鸟叫，让人毛骨悚然。我只觉得自己的心在砰砰直跳，连大气都不敢喘……
终于，在一个战士的带领下，我爬到一个很小的石头洞口，战士对我说：“这就是咱们的家”。我感到很惊讶，说：“这就是咱们的家？”。他马上摆摆手对我说：“别讲话，周围都是小鬼子，快钻洞！”我说：“不好钻呀”。他告诉我说：“腿先钻”。我刚把脚伸进洞口，里面就有人一下把我拉了下去，我咕咚一屁股坐在了一堆爆破筒上，洞里臭哄哄充满难闻的气味。
里边的2个战士抢着跟我握手、拥抱。班长王春文用861电台与连里联系，第一次听他在电台里讲话挺有意思，他说：“黄山，黄山，豆油顺利到达”。我不太理解，怎么管我叫“豆油”？王春文忙解释说：“排长，这是暗语。我们距敌人太近，敌人用的电台和我们型号一样，互相都能听见，许多越军都懂中国话，为了保密，我们在电台里要讲暗语。”
而我们166、166无名等高地是在那拉口前沿的最底部，且三面受敌。离敌人最近的哨位只有几米远，双方炮弹的误差，很容易落在这些阵地上。可以说是危险中的危险。先前的连队每天在这里都有伤亡。这几个高地也都是我军打击敌人的出发阵地和火力配属的重要高地。所以说，这些阵地犹如锐利的匕首插在敌人的心脏，成为敌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我们来时，部队也正在筹备夺取211高地丢失两个哨位的战争。
我们11名实习排长，在阵地上其实就是战士，被补充到每个班的哨位上。每个班由班长、副班长或哨位长负责，我们和大家一样轮换站哨，哨位上的战友们对我们这些学生兵还是比较照顾的。
晚上，下着大雨，“哗哗”的雨声在黑夜中显得那样的杂乱，好像有人在阵地上行走。刚上阵地的我们在哨位上，心中都十分紧张，总感觉有敌人摸上哨位偷袭的感觉，总想呼唤炮火覆盖，特别是晚上，炮弹的爆炸声和不明真假的敌情，搞得我们十分紧张。
战士们轮流在阵地哨位上执勤，眼睛瞪得圆圆，利用射击间隙，像X射线反复扫描阵地的情况，连一草一木的变化都熟记心中。
大家常说的“猫耳洞”，就是在战壕底部再挖一个洞，洞是一米高左右的椭圆形，大一点的，里面由弓形波纹钢撑着，小的就是一个土坑，能藏人就行。洞的长度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挖，在洞里有被子等卧具，可以作为休息时使用，人少时“猫耳洞”也可躺着。
而对我们阵地来说，“猫耳洞”可算是“天堂”。我们的“猫耳洞”是天然的石洞，坐着直不起腰，躺着伸不开腿。头上漏水，脚下踩泥，老鼠乱窜，毒蛇出没，蚊虫成群。
我们在前沿阵地哨位上与外面的联系主要靠861电台(全称是“861便携式指挥机”）。这种超短波小型电台采纳了头戴式耳机与喉头话务器合二为一，从而解放了操作员的双手，耳机戴在头上，有个带子状的送话器，从脸颊系在下颚处，喉头送话器非常好用，使用声带振动的通话，如深夜耳语这样小声的条件下话音也很清楚。
我们的阵地离敌人很近，从来不敢大声讲话，在电台里通话只能靠“气声”。三个月后，当我们离开阵地到了安全地带，忍不住放声大喊，但没喊几声嗓子就哑了——声带已不能适应这样强度的发音了。
天亮的时候，我爬出洞口仔细观察了一下周围的地势。我们阵地前面是敌人的227高地，左侧是敌人的167高地，是前沿的咽喉要道，也是敌人火力封锁的重要目标，每天都要承受数以千计的各种枪炮弹。这座方圆不过百米的小山包，绿色植物已荡然无存，只剩下一片白花花的碎石。
这时，洞里的3个战士也爬到洞口，想看看我的样子，因为晚上洞里是不能有光亮的。我回头看见他们，真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班长王春文看上去岁数比较大，头发和胡子都特别长，前面看像大哥后面看像大嫂，他实际年龄比我还小。战士高峰身上长了许多疮，后来我在给他上药的时候数了一下，他全身上下共有96处，每个疮都有5分钱那么大，脓水顺着身体往下流。但他非常乐观，作战勇敢，从不叫苦。战士张玉生更有意思，他头上戴一个大钢盔，咣里咣当的，脚上穿着一双解放鞋，泥了巴唧，除此之外，什么也没穿。后来，我们哨位又补充了一个新兵叫于世能，上战场之前他只打过5发子弹，还不会用班用轻机枪。刚上阵地时他很紧张，晚上站岗手里要拿着一根绳子与我连在一起，一会儿他就拉我一下，我也拉他一下。他觉得我在身边，心里就踏实了。
1985年9月5日，就在我们上阵地的第二天晚上，敌军突然向我们发起了进攻。炮弹一排排在哨位周围爆炸，刚刚平静的阵地，猛然间地动山摇，天崩地裂。巨大的爆炸声震得耳朵嗡嗡直响，硝烟涌进洞里，让人喘不过气来。
电台中传来排长王东山的声音：“敌人进攻了！守住阵地！”于是，我和战士们冒着炮火硝烟迅速冲出洞口。
突然，战士高峰猛地把我扑倒在地，几乎在同时，一发炮弹在我们身边爆炸。一声巨响，只觉得五脏六腑都快被震出来了，气浪夹着石头粉末灌得我满嘴都是，味道苦苦的。高峰趴在我耳边大声说：“排长，你的姿式太高了！要注意防护。”还说了一句 “你是大学生，不能死啊！”
后来我了解到，在我们上阵地之前，连里通知过，要重点保护好这些大学生排长。在我刚上战场，还不知深浅的时刻，战士高峰的这一举动让我永远记在心里。我的好兄弟，你这是在用自己的生命保护我啊！
我们端着枪扫射，把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人，敌人第一次进攻被打退。没过一会儿，敌人又一次向我们扑来。炮弹不断在我们周围爆炸，气浪把我头顶上的钢盔给冲掉了，对面敌军高地上的高射机枪子弹拖着红线交叉着从头上飞过，打在岩石上啪啪直响，火星四溅，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来。
我一看敌人来势凶狠，顾不上拾钢盔，急忙抱着半箱手榴弹跳到右侧的一块大石头后面向敌投弹。接着又赶忙换了个位置，跳到另一个大石头后面。刚站住脚，敌人投来的一颗手雷在我刚才的位置爆炸，碎石落了我一身，我抱来的那个手榴弹箱子被炸飞了。王春文、高峰和张玉生趁机向敌人强烈射击、投弹，友邻的2号、3号哨位也强烈开火，敌人被打得退了下去。
这时阵地上的枪声炮声响成一片，照明弹腾空而起，周围一片白昼，爆炸的烟雾一团一团升起。
那天，我们的哨位打得还比较顺利，没有伤亡。但在我们旁边的2号哨位却有一位小战士牺牲了，他的名字叫张玉贵，刚在阵地上过完18岁生日。当时，张玉贵与我军校同学丁文海同在一个哨位。当天晚上战争打响后，丁文海正要冲出洞，张玉贵一把拉下他，说：“排长，你刚来，情况不熟，我先上”。
但张玉贵刚一出洞口，一发炮弹就在他身边爆炸了，强大的冲击波把他和丁文海同时掀翻在地。丁文海顾不上自己身上的伤痛，爬起来一看，张玉贵头部和胸前都被炸开，浑身都是鲜血，眼睛睁得大大的。丁文海把他抱在怀里，使劲地喊着他的名字，只见张玉贵的嘴唇一张一张，想说什么，但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只觉得他的身体越来越沉、越来越凉……
这就是我来到前沿阵地的第二天的战争，第一次品味硝烟，第一次见证牺牲，以后77天的前沿战况几乎天天如此。
战地情书
1985年9月22日是我23岁生日，就在那天晚上，敌人又一次发动了进攻。战争中，相距不足十米的战友张向东壮烈牺牲，战友刘广田和杨明政身负重伤。激战过后，我特别思念亲人。那天，我给女友写了这样一封信：
今天是我23周岁的生日，可能你和家里都记着这个日子，也许还要为我祝福一番吧！我在这里过得很快乐，是我最难忘的一个生日。隆隆的炮声今天格外响亮，象是为我祝贺，阵地上的战友虽然并未全见过面，但他们听说后，有的送来罐头，有的写来慰问信，打来“贺电”。最令人感动的是好几个素不相识的战士通过电台给我来了个“生日音乐会”，他们的歌虽然艺术性不够，但他们的心意却是无比纯真，是最优美的。他们还让我“点唱”节目，我第一个要的是《十五的月亮》，此时此刻，我是多么想念远方的亲人，想念养育我的故乡，我也多么希望你能为我唱首歌啊！
说实话，在这里，每天都要用分秒计算时间，谁也不敢保证过一会儿没危险，来这里的每一个人都作了一切准备，我也不例外。到目前为止，我还是幸运的，四次险情我安稳无恙，使我能度过二十三岁的生日。就在昨天，敌军疯狂的一次炮击把我们的洞口炸塌了，我竟然能从乱石堆里钻出来，只是腿擦破点皮，真是“大难不死”啊！
我常想，人到底怎么样生活才有意义？看到我们在这里吃苦受罪，流血牺牲，可能会有一些人认为是“吃亏”。是的，我们的确失去了许多常人应该享受的欢乐和幸福，但我们同时也得到了常人所得不到的自豪和光荣。不是吗？有谁能骄傲的说，我的身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谁能把二十几岁的生命和十亿人民的幸福紧紧相连？有谁能让自己的青春在这硝烟布满的战场上燃烧？又有谁能在这紧急关头坚决果断地奉献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
是我们，八十年代的青年军人！9月16日凌晨5时许，我正在洞口值班，3个敌军趁着天黑偷偷地摸了上来，待我发觉时，最近的一个离我只有三、四米远了，我来不及报告，便立刻将早已握在手中的手榴弹扔了过去，手榴弹一颗接一颗地在敌群中开了花，敌人在逃跑中，甩过来一颗手雷，在我左侧两米左右的石坎下爆炸了，一块弹片“铛”的一声打进我的钢盔，正好卡在护圈上，我的头发被烫黄了一小片。看见敌人被炸倒，我心里快乐极了。
告诉你，我刚来不久，一个小战士刚刚过完他二十岁的生日，就在敌军的一次进攻中，永远地倒下了。二十岁，这是多么神圣的岁数！在这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他却像流星一样一闪即逝，只把一道光亮留给人间。
今天过生日，在接受战友们的祝贺时，我同时也想过牺牲，也许我也会和那位小战士一样，刚过完生日不久，就被炮弹炸飞，被子弹射穿，但能把血流在这阵地上，把生命献给保卫祖国的战场，我不感到遗憾，“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是我人生的信条。
请你原谅我毫不隐瞒地跟你说这些，如果我真的“光荣”了，我的战友会送你阵地上一块石头，石头虽然被炸碎了，但永远是石头。人也应该是这样，不论生还是死，都要做一个真正的人，是个有意义、有作为的人，你说是吧？
按照当时的规定，军校来的见习排长在前沿的时间一般不超过30天，但我们这批学员在阵地上坚守了77个日日夜夜，与战友们一起打退了敌人上百次进攻和偷袭。
在战争的间隙，为了鼓足士气，我们在阵地上开展了“读家信，写家信”活动。战争中我先后八处负伤，伤口感染严峻溃烂，高烧不退，多次昏迷，上级多次要我下阵地。但是，我觉得比起重伤员，我的伤不算重，“在阵地哨位上我的职级最高、年龄最大、文凭最高，战士们都信赖我，我一定要与他们共同战争到最后。”
我用指甲抠出化脓伤口中的弹片，坚持不撤下去。直至1985年11月19日，部队换防我与战友们最后一批撤下阵地。此时，我还不知道自己因伤口感染已得了严峻的败血症。我被伤员专机紧急送往昆明空军医院抢救，幸运地从死亡边缘上闯了过来。至今，胸口下面的一块弹片已与骨头永远长在了一起。
战后，我所在的连队被授予老山“坚守英雄连”荣誉称号，我本人荣立了一等战功。我感觉到，虽然军功章佩戴在我的胸前，但是，里面却流淌着无数英烈的鲜血，凝聚着所有前线战友的荣耀，绽放着共和国士兵的光辉。
永铸军魂
我们胜利了，凯旋了。军区首长还为我举办了盛大的婚礼，后来为我的孩子取名，这是组织上对所有参战军人的勉励和褒奖，也是对我们保持荣誉，再立新功的殷切期望。
从战场归来后，我默默收起了军功章。瞄准未来高技术条件局部战争的需求，在军事科研的新领域开始了人生新的冲锋，决心为打赢下一场战争再立新功。
近40年来，我坚持在部队基层工作。为了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养，曾先后四次主动申请免职入校学习、转岗，完成了一次次人生跨过。2009年，原总参某部准备把我正式选调到机关任职，但我认为保留技术级可以多在部队服务几年，搞科研同样能够发挥作用，就谢绝了领导和机关的好意，写申请回到了科研工作单位。我想：“也许搞科研没有显赫的职位和令人艳羡的权力，但我觉得科研干部同样心中有理想，肩上有使命，人生有追求，工作有意义。”
由于当年战场负伤和高度紧张的“猫耳洞”战争以及“烂裆”等疾病，使我患上了严峻的神经和皮肤过敏等战争后遗症。多年以来，我长期头疼，晚上无法睡得踏实，稍有动静就会惊醒，常常在梦中猛然坐起来，甚至拳打脚踢。阴天下雨胸骨处的伤口总是隐隐作痛。而腰部经常出现的一片片红肿，奇痒无比，更是让我难以忍耐。妻子心疼地好多次劝我转业或早点退休，但我始终舍不得脱下这身绿色的军装。
2015年初，我被确定代表本单位参加全军优秀“四会”政治教员评比，我克服年龄大、工作多等诸多困难，深入研究党的创新理论，精心准备授课文稿和多媒体课件，先后两次参加了原陆航部和总参组织的优秀“四会”政治教员综合评比活动，均获得理论知识考试、基本能力测试、课堂现场授课和突发情况问题处置四项考核总分第一名的突出成绩，制造了“四会”评比年龄最大、成绩最好的历史纪录，受到总参通报表彰。同年11月，经总参和总政综合考核，我被评为全军优秀“四会”政治教员。
陆军航空兵作为我军优先进展的新型作战力量，是陆军实现“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的重要支撑。但陆军航空兵成立时间较晚，缺少实战经验，陆军航空兵这支新型作战力量“怎么建？”“怎么用？”成为一项亟待研究解决问题。
多年来，我紧紧围绕“陆军航空兵建设进展重大问题研究”系列课题，深化兵种军事理论创新，追踪陆军航空兵战略和作战运用等重大问题，先后主持完成几十项重点科研项目，有效解决了兵种建设进展理论支撑不足、作战基础理论体系不够完善、陆航空突部队在典型作战运用方法欠缺和缺少实战经验借鉴等重难点问题。去年，“陆军航空兵建设进展重大问题研究”项目荣获全军军事理论成果二等奖，陆军航空兵学院为我们项目组举行了盛大的颁奖仪式。作为项目负责人，我感到很欣慰。
2022年，我已经到达最高服役年龄，马上退休。但我坚决要求参加陆空联合军事演练，在内蒙古朱日和大漠草原连续奋战3个多月，圆满完成任务，受到陆军机关通报表扬。
2022年9月30日，烈士纪念日，作为解放军英模团代表，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代表一起，来到天安门广场，来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当深沉悠远的《烈士纪念日号角》响起，我的眼里满是泪水，脑海中出现着那些为了新中国，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英雄和一个个年轻战友的身影。祖国没有忘记，曾有一群人，为了我们现在的生活奉献生命！祖国没有忘记，脚下这片土地，是他们曾浴血守卫的山河！
我当兵近40年，想起当年大学毕业后一同参军入伍的同学、战友，有的牺牲了，有的重残了，比起他们，我既感到幸运，更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我警告自己，要永远发扬光荣的老山精神，当好我军战争精神的传承者、弘扬者，为我军现代化建设、为打赢下一场可能发生战争，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朋友们：战争场面很大，参战军人都有自己的战争事迹。我只能抛砖引玉给你提供回忆平台，如果你有想说的，请在下面写留言，便于以后完善修订。发表文章按照采访素养的先后顺序，目前，推出的一等战功及以上荣誉荣立者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