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春洋（于春洋什么生肖）

近代西欧初创的民族国家采取“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原则组织起来的政治组织结构。由此，传统观点认为民族国家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国家”［1］。这里强调民族国家内部民族组成的单一性，以及民族与国家的统一性。这种“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界定在形式上看似合理，也契合西欧初创民族国家的事实。斯大林认为：“西欧各民族形成的过程同时就是它们变为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过程，英吉利……等民族同时就是英吉利等国家。”［2］列宁认为，这是“典型的正常的国家形式”［3］。由于民族国家集资源汲取、社会整合、人民认同等显著优势于一身，成为近现代以来其他国家和地区纷纷学习效仿的对象。此举也导致这种国家形态很快便完成在北美洲、大洋洲的衍生以及在全球的扩展，成为当今世界国际关系与政治秩序的基本分析单位。但这里的问题在于，原本不具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结构样态的多民族国家，尤其是广大后发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国家建构是无法复制西欧民族国家经典范式的。这些国家要想建构民族国家，还需要进行国家民族的塑造。要么通过国家民族的塑造来实现国内多个民族的国族一体化，进而给国家民族披上国家权力的外衣；要么通过或激进革命或和平过渡的方式完成独立建国，之后再通过族际政治整合的方式来打造和国家政治边界相重叠的国家民族。鉴于近代以来西欧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在“多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结构样态中建构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概念逐步得到修正。它“并非单一民族国家，而是建立在民族对国家认同基础上的主权国家”［4］。

尽管不同学者的研究领域、理论观点、学科视野彼此分殊，但民族国家建构问题还是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重视。菲利克斯·格罗斯指出：“今天，建设一个多民族国家已经成为一个完美的社会和自足的国民经济的一个基本前提。”［5］弗朗西斯·福山认为：“无论如何，国家建构将成为国家力量的关键要素，其重要程度绝不逊于传统的军事力量。”［6］国内也有研究指出“民族国家建构是一个相当重要且又较为复杂的现代化话题”［7］；“民族国家建构的方式总体上可概括为四种：独立建国、去殖民化、国家解体和国际协助”［8］。

将研究视野转入中国语境可以发现，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瓜分中国所引发的渐次升级的民族危机冲击之下，晚清中国不得不“开眼看世界”，开启了外生形态的民族国家建构之路［9］。及至辛亥革命的爆发与中华民国的成立，“催生了中国政治观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即从‘天下’观转向‘民族国家’观，从‘臣民’观转向‘公民’观”［10］。在此过程中，中华民族也逐渐形成并被锻造成一个政治-文化共同体。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并不意味着民族国家建构任务的完结，只是表明中国拥有了民族国家的外在形态。当代中国以民族国家的姿态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还需要一个持续的、渐进的民族国家建构过程。“民族国家建构之中国逻辑的创新性观点凝练是‘政党—国家—社会’的进路，这异于西方国家‘社会—国家—政党’的建构进路。”［11］中国民族国家建构所要塑造的国家民族是“中华民族”。中国语境中的民族国家建构，其实是建构中华民族国家。

本文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70余年的民族国家建构历程，梳理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发展脉络与底层逻辑。本研究旨在为理解民族国家建构这一全球性的国家政治发展实践提供中国视角，为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政治发展、经济建设和国族一体化进程提供理论参考。

于春洋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国家的初步确立，但当时这一基本国家形态面临着严峻的压力和挑战。如何在外部敌对势力政治封锁、军事包围，内部经济基础薄弱、百废待兴的局面之下，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捍卫国家政权，汲取政治合法性资源，让初创民族国家尽快获得成长，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和广大人民面前的艰巨任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很快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社会主义改造的各项任务，为初创民族国家的快速成长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新生政权的巩固与民族国家底层秩序的维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新生政权面临的考验来自外部环境和内部发展两个方面。从外部环境来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等一系列政策，妄图将新生政权扼杀于摇篮之中。从国内发展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取得了胜利，但当时全国还没有实现彻底解放。由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加之长期的战争，国民经济濒临崩溃。为在严峻的内外形势中让新生政权生存下来，确保革命果实牢牢掌握在人民手中，中国共产党在政治经济领域重拳出击，进行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探索，创造了民族国家发展的基本条件。

政治上，最具标志性的成果就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前者为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宪法级别的立国根基，后者则为这种建构提供了政府组织结构的强大保障。此外，中国共产党还开展了一系列巩固国家统一和政权稳定的措施。一是镇压反革命，肃清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溃散武装和散布各地的土匪、特务，让国家基本社会秩序得以稳定。二是以和平方式解决西藏问题，为正常生产生活的恢复及此后开展的社会主义改造营造了良好内部环境。三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极大提升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为中华民族内部凝聚力的塑造以及国族整合提供了宝贵契机。抗美援朝的胜利也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威望，为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了相对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四是开展土地革命，巩固国家政权。到1952年底，在中国持续2 000多年的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摧毁，广大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成为稳定新生政权的可靠保障。

经济上，人民政府没收了国民党政府的官僚资本，巩固了国家在经济方面的主权。“新中国通过没收原国家垄断资本和国民党部分官僚资本，收购、征购、征用以及没收外资企业，再加上解放区原有的公营经济，组成了新中国的国营经济。”［12］此举对巩固和奠定新生政权的物质基础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逐渐形成的以国营经济为主导的国民经济体系，既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经济结构支撑，也为初创民族国家提供了可以依凭的经济体制安排和物质基础保障。

（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与民族国家经济基础的确立

经过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工作，我国的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无论在规模、速度还是质量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水平。按照设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新民主主义阶段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度过，然后转向社会主义。但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过渡阶段有了新的认识。在1953年6月15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正式阐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内容：“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3］“一化三改造”的实质“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唯一的经济基础”［14］。“一化三改造”也让初创民族国家的经济基础得以确立。随着社会主义改造不断深入，一个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政治体制诉求应运而生。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在这一历史阶段发挥过极其重要的作用。随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政治体制的过渡形态也需要进行发展和完善。

（三）民主制度的探索与民族国家现代政治体制的形塑

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指导下，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中国共产党不断发扬人民民主、健全国家民主制度，完善国家政治、法律等上层建筑。我国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也先后召开，并于1954年9月在北京隆重召开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制定了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内的几个重要的法律，听取和审议了政府工作报告，选举了国家领导人。1954年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明确了过渡时期的历史道路。“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13］349-350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运行结束了人民政协代行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职权、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行使最高权力的过渡状态，使社会主义民主原则得以贯彻。

初创民族国家的中国，其政治体制经历从萌芽到过渡形态再到基本具备社会主义民主外观的基本发展脉络。政治体制的形成与确立过程，还交织着建立巩固人民政权、恢复发展国民经济、挫败头号帝国主义军事威胁、奠定国家工业化初步基础，以及整个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等一系列重大历史任务的完成。自此，当代中国过渡时期民族国家的基础布局得以完成，一个拥有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民族国家从此屹立于世界东方。

从1956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得以展开。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民族国家建构任务在曲折中前行。

（一）中共八大的召开与民族国家建构的推进

1956年，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任务，解决阶级矛盾、消灭剥削制度，进入社会主义社会。1956年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要一年。是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盘否定斯大林。由于长期照搬斯大林模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东欧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持续恶化，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这使得西方国家借机掀起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潮流。面对严峻的形势，中国自1956年开始寻求摆脱苏联模式，开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初步探索。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对国内形势和所面临任务做出了正确判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和方针。这些内容构成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路线。然而由于当时党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不够充分，以及外部形势严峻，党的八大提出的路线和意见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完全坚持下去。社会主义建设遭到挫折，民族国家建构基本处于停滞状态。

（二）国民经济的调整与民族国家建构的探索

面对国民经济出现的严重困难，中共中央开始着手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在1961年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在巩固国民经济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我国不断提高经济建设管理水平，提高劳动生产的效率。这一方针以调整为主，通过协调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使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二者有机结合。八字方针对于国民经济的调整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良好的经济恢复过程为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作风上的转变创造了条件。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了实事求是和调查研究的重要性。他主张在实践中进行调查研究，获得认识客观事物的真知。在实事求是理论的指导下，中央领导人及各省市主要领导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率先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中共中央重新倡导实事求是传统和大兴调查研究之风。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人民公社时期的许多弊病，对农村的稳定起到了积极作用。1962年下半年，国民经济开始恢复。及至1966年，国民经济的调整任务基本完成。

1956到1978年是当代中国围绕社会主义建设而展开民族国家建构的阶段。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是在“持续遭受西方列强压制并因此而被迫置身于民族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兴起浪潮之下的过程”，这就导致了我们“所追求的目标是‘强国’，而不是‘现代’国家”［15］。在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在探索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与开创中国民族国家建构新局面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同时经历了困难和挫折。这一历程“无论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对于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财富”［16］。这些经验教训对于改革开放开启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中国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正确判断时代主题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全面推进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

（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与民族国家建构任务的重启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重新开启了中国民族国家建构之路。翌年3月，邓小平首次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将其视为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政治基础。1981年，中国共产党首次系统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经验教训，形成《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1982年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17］。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些重要会议的召开、重要论断的提出和重要文件的颁布，表明中国共产党统一了指导思想、明确了前进方向。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换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转换到“建立充满生机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的发展模式转换到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中国共产党带领广大人民完成了一系列发展战略上的重大调整。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正式颁布实施。当代中国处理民族问题、协调族际关系、推进国族一体化的工作被纳入法治化轨道，当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建构任务得到重启。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形成于春洋与民族国家建构的方案指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极富启发的方案指引。从共性的方面来讲，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是在民族国家全球扩展的背景之下进行的，具有“外生形态的民族国家建构”［9］130-131的一般特征。从个性的方面来讲，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具有特殊性。其一，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是在正确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重大理论与实践课题的基础上全面推进的，是带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建构。其二，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启和推进的。与时俱进的指导思想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根本方向、准则和依据，成为民族国家建构的行动指南。其三，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这为中国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国家发展战略指引。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完善与民族国家建构的制度依凭

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得以确立，制度的优越性得以真正彰显。我国坚持和完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的国家制度体系，不断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国家制度体系之中，不同层面的制度各司其职、互相关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18］。这一制度体系也为中国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依凭。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为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在整个制度体系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断加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1979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议事规则》（1987年）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1989年）等相继出台，标志着最高权力机关工作走上制度化、程序化轨道［19］。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对于党和国家政治生活规范化、保证广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突破传统观念束缚，为中国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了制度基础。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此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加快形成，中国国家建构的根本法保障更加坚实。

1978至2012年是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重启和全面推进阶段。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征程，逐渐探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安排。这些成果都对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方案指引和制度依凭，也使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取得了重大进展。“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当中国全面推行改革开放才可以视为中国进入了全面进行国家建构的时期。”［2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目标，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明确了中华民族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历史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21］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宪法。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和现代民族国家建设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22］。新时代以来，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历史使命开启全新阶段。把全部国内民族整合为具有共同政治文化特质的国族［23］，成为这一阶段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内核任务和重中之重。

（一）中华民族建设与民族国家的国族一体化建构

费孝通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24］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制定的多部宪法可以发现，宪法全文中并未使用“中华民族”表述。从法律角度看，“中华民族”表述没有入宪，表明其缺乏统一的官方话语。新时代以来，党和国家对“中华民族”建设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写入宪法，对中华民族的历史地位以及肩负的使命给予前所未有的重视［25］。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充分理解中国国情和深刻洞察国际大势的基础上，党和国家通过一系列重要举措，包括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以创新为核心的全球经济治理观等。这些措施极大地提升了社会主义中国的世界影响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一条从自在到自觉再到自信的中华民族建设路径逐渐清晰。这条路径也成为当代中国国族一体化建构的成长逻辑。

（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民族国家的国族观念建构

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基础”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26］。同时，党的十九大还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写进党章，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价值遵循。这也标志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新时代中国民族工作的主线［27］。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列为我国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一项显著优势［28］。它也是“我国民族事务治理体系的优势”［29］。从“中华民族”入宪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官方话语表述生成，体现了党和国家对命运一体及共同纽带的强调。这些做法是“全球化背景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应对现代民族话语体系困境的超越性实践”［30］。结合民族国家建构的基本逻辑，党的十九大提出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论断，指出了新时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国族观念建构目标，成为民族国家内核建构进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三）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与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建构

在当今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既表现为以经济、科技为核心的国家硬实力之争，也表现为以文化建设为核心的国家软实力较量。有精神力量、文化支撑的民族国家才能自立自强。中国共产党深刻意识到软实力对于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重要性，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任务，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强国战略。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脊梁”，并且通过一系列务实有力的举措推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中华文化应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前提、根据和基础；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文化，特别是其中优良的精神文化的升华和重新建构。”［31］目前，中国社会的精神思想领域分化日益凸显，各种思潮此起彼伏，各种观念相互交错，多种价值观取向并存。这种状况如果得不到妥善处理，既不利于社会的安定团结，也不利于中华民族作为国族的整合优势的发挥。加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可以夯实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文化根基，以文化的力量整合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想意识，避免思想分化带来利益纠葛以及争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强大的软实力支撑。

新时代以来，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政治经济与国际关系形势，党和国家牢牢抓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进行了一系列政策措施的调整和战略目标的部署。这一阶段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进程带有鲜明的内核建构特征，即通过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等举措，致力于国族一体化与统一国族观念的努力，夯实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根基。

作为外生形态的民族国家，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之路必然担负着国家发展的多重任务，既要建构一个“民族-国家”，也要建构一个“民主-国家”；既要进行民族国家的外观建构，使国家拥有现代民主国家的外在形式，也要进行民族国家的内核建构，使国家拥有国族对于国家的内在忠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实践探索，逐渐摸索出符合中国发展实际的民族国家建构道路。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代中国与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经验相比确实存在明显的差异，但也不能因此便将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与世界民族国家发展的整体进程割裂开来。“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建构……是在现代性全球扩张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一现实势必造成中国国家建构具有全球性与本土性既两相结合又彼此冲突的明显特征。”［32］这一特征也会成为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无法跨越的历史惯性。中国民族国家建构既要遵循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规律，也要兼顾中国本土的历史文化传统、国家发展脉络和基本国情。这就意味着，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过程必将始终伴随着全球性和本土性之间的张力，只有在不断调和中才能实现民族国家的完善和发展。

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是在严峻的民族危机背景下开启的，并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推进。由于受到西方列强殖民入侵的刺激，近代中国开启了由中华传统国家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9］130。在多重救亡图存解决方案与多种政治力量博弈厮杀的背景之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最终取得民族独立，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中国，开创了民族国家建构的新起点。此后，中国在民族国家建构方面取得的丰硕成果，更是为世界所瞩目。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走出了一条有别于西方的独特道路，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一套中国方案。

当代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线索可以概括为：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历经过渡时期的民族国家基础布局、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民族国家曲折前行、改革开放时期的民族国家理论推进与制度探索，以及新时代以来民族国家国族整合而延绵发展至今。社会主义改造和对民主制度的探索为民族国家底层秩序的维护提供了国民经济基础支撑和现代国家的外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制度体系的确立为民族国家建构提供了理论指引和制度依凭。中华民族建设、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分别构成新时代中国民族国家的国族一体化建构、国族观念建构和文化根基建构方案。统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背景下，当代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仍需持续拓展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