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乌镇时并未顺路去探访近在咫尺的崇福镇。这多少有些遗憾。之前翻阅过与卜奎流人相关的文献，只记得吕留良的故乡是在浙江崇德，等后来弄明白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崇德已改为桐乡的崇福镇，我却早已结束了橹声咿呀的乌镇之旅。与同时代人顾炎武、黄宗羲主要以学术传世有所不同，一代儒宗吕留良的后世声名往往牵涉一些轰动朝野的大事件：曾静和弟子张熙策反岳钟琪，雍正帝颁行《大义觉迷录》，吕氏子孙流放宁古塔和习惯上称为卜奎的齐齐哈尔。伴随着所谓的大事件沦为如烟往事，可供凭吊的其实就只有几个地点了。崇福镇上有一吕园，园内有一晚村亭——而这些，我全是在吕岩泰家中那部蓝皮的《吕氏宗谱新编》里见到的。打开书，轻掠数页，赫然便是主持修谱者吕观洲、吕东太叔侄的亭前合影！2003年，吕观洲与吕观濯等吕氏后人从哈尔滨远赴桐乡或祭祖或参加纪念活动，在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他们提到了坐落于齐齐哈尔的吕氏宗祠，也提到了生活在那座塞外边城的吕岩泰、吕麟泰、吕昌泰等吕家兄弟……
如今的吕氏宗祠坐守齐齐哈尔西二道街的仄然一隅，前后紧邻一家名为参泽堂的餐厅。由于参泽堂的建筑均为青砖灰瓦的仿古风格，远远看去，二者的区别并不明显。若想进入祠堂必须从餐厅穿行，而在上午时分，餐厅尚处于闭店状态，结果我们就只能去摩挲宗祠那临街的东山墙了。给文联公众号当兼职编辑的小芦需要先找停车位，让孙鹏兄和我稍等她片刻，趁着这么一小会儿工夫，孙兄提醒我注意了一下那面墙的细节：残缺的脊檐，脊边的螭吻，以及精细的磨砖对缝。等小芦抱着摄像机赶过来，我们立刻移步到南侧的幸福家园小区。小区门口，新冠疫情期间新设的值班室还没有撤除。孙兄一脚踏进去，随即便兴冲冲地领出来一位老者——那正是我们此行要拜望的吕岩泰老先生！本以为会费些周折，也做好了在小区四处打听的准备，却没想到能如此意外地巧遇。简单聊了聊，我们很快就了解了他的大致境况：老人79岁，去年丧偶，天天陪伴他的是一条名叫“钢镚儿”的泰迪犬。在我们这三位访客里，孙鹏兄素以保护古建筑的热心义工形象而知名，所以到老人家中甫一坐定，他们老少二位便热切地交流起了深藏心底的一些老话题。在他们的回忆过程中，时不时地抒发一下惋惜、嗟叹，可以打断他们的唯有犬吠，那时老人会伸出枯瘦的大手，轻轻抚摸一阵儿毛绒绒的“钢镚儿”。插不上话的时候，我会暂停笔录，环顾一下周边。从家里的窗户望出去，正面相对的是回民小学；而稍微侧侧头，就能俯瞰到参泽堂和容身其间的吕氏宗祠。
像吕老先生、孙兄惋惜、嗟叹的事情，在我看来，如果将其与雍正年间那桩扭转了整个家族命运走向的文字狱相互比较，恐怕没有谁会觉得那不是小巫见大巫？关于这件罕有其匹的笔祸，历来充满争议：即使在当年，也有人认为纯属曾静不作不死，殃及吕氏家族乃是伤及无辜；可问题在于，假如这一看法能够成立，那么民国初年将吕留良奉为“驱除鞑虏”的革命先驱也就没了着落。试着复原一下历史现场，你会发现，吕留良刻意为之的“双重人设”确实扑朔迷离。深究朱子学，参与反清复明的大业，发展完善一种把“华夷之辩”置于皇权之上的体系性思想，这是吕留良呈现于后世的基本面相；但在曾静案案发之前，他展示于人的却大多是另一副公共形象：编纂《五科程墨》之类的八股文范文，并成功占领了清初科举考试参考书的市场——彼此交往多年的黄宗羲在跟吕留良绝交时，恰是以此作为指责他的口实！回到曾静案，我们可以看到，上述“双重人设”其实并不完全对立。曾静最早见到的吕留良著作就是那些八股文解析，之后结识了吕留良之子，得以阅读其家藏之书，这才对“华夷之辩”思想产生了认同，从而彻底洗脑。洗脑后的曾静听说手握兵权的川陕总督岳老吕钟琪乃岳飞后裔，认为有机可乘，便派弟子张熙前去策反，凭借“东海夫子”吕留良的政治学说晓之以大义，却不
料此举竟会引发一桩规模空前的文字狱。雍正对此案的处理也堪称帝王之奇葩行为：颁行《大义觉迷录》来纠正士人的观念；让“弥天重犯”曾静充当反面活教材，在全国巡回检讨；将吕留良的尸骨掘出来戮尸枭示，把他与曾静有来往的子孙、学生予以处斩，其他家族成员则流放东北……据宗谱所载，吕氏家族的辈数以“元良忠懿先儒惠和晋升观泰同临丰豫”
这16字为顺序。吕留良所属良字辈是第二代，吕岩泰所属泰字辈是第十二代，二者之间相隔约300年。如此漫长的时空距离，加上代代相传造成的讹误，使往昔的至暗时刻到了老人口中已悉数变成模糊的故事桥段。令吕岩泰印象深刻的，反倒是那段历史带给他的特殊影响：他到齐齐哈尔衡器厂参加工作时需要定家庭成份，按经济状况本来可以定“小资产”，但保卫科去浙江外调，根据他家祖辈是清朝政治犯的史实，最终定为“无成份”。退休前，吕岩泰一直是衡器厂的电焊工。“那个光一闪一闪的，有的人他就眼睛肿，得拿母乳治，可我就是不肿。”回忆起这些，老人微微眯起眼睛，仿佛又回到了熟悉的车间生活。
吕氏家族的高光时刻当属民国初年。鲁迅的老师章太炎在民国元年受北洋政府委派来到东北时，曾亲赴吕氏宗祠隆重祭奠。关于齐齐哈尔的吕氏后人，他在之后所撰的《书用晦事》一文
中写道：“后裔多以塾师、医药、商贩为业，土人称之老吕家”。“老吕家”，仔细体味本地户使用的这个称呼，不知别人作何感想，我从中意识到的，乃是一个苦难家族与其流放地之间仿若血缘亲情的关系。雍正为老吕家指定的流放地是宁古塔。老吕家的几个支脉因为在宁古塔违例捐官而转徙齐齐哈尔则是乾隆四十年发生的事。到了嘉庆、道光年间，吕氏家族出了一位名医吕景
儒——那片占地两千多平米、由四十七间青砖房组成的吕氏故居就是由他主持修建的。史料倾向于突出吕景儒的慈善：发生疫情期间，他曾无偿地把药剂投入水井，救人无数。但一想到那片早在1845年建成的豪宅，我就觉得他的商业头脑也颇足惊人。关于吕景儒所经营的药铺，我之前曾查阅的史籍均无记载，而在吕岩泰家中那部《吕氏宗谱新编》里，我意外地发现了它的名字：维止堂。“维止”，这两个字让我心头一凛，不由得联想起了雍正年间的另一桩文字狱查嗣庭案，以及有关侠女吕四娘的民间传说……民国五年，浙江海宁吕丕英曾呈请政府让东北的吕家人回归原籍，浙江督军吕公望也积极运作，但最后无果而终。吕岩泰说，如今的吕家人分布于世界各地，留在齐齐哈尔的仅十多户，只是后辈们已不再按原来的16字排序，过年祭祖等习俗也都淡了。
从老人家里告辞出来，路过宗祠时停步拟想了一下章太炎拜祭之际肃立的位置，之后便赶紧回家整理笔录——这里所说的“家”，其实指的是在孩子学校旁租赁的学区房。刚整理完一部分，妻子打来电话，让我回老房子那头儿取东西。坐在吱吱扭扭的公交车上，往返于租来的学区房与老房子之间，我忽然有些恍惚：“家”在哪儿？“家”是什么？对吕岩泰老人来说，哪里才算他的家——是他的住处，是他楼下的祠堂，还是远在桐乡的祖籍？也许，家只是一个人的舒适区，正像远离舒适区的人也需要在旅途之上安排几个长亭短亭以供暂时的栖止，人们在家这种“亲悉化”的地方找到了更恒久的栖止；也许，正
像一个人可以在家找到自己的位置，一个饱受苦难的家族也可以在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一个星球找到他们梦中的位置……
